石辟澜，乳名尔平，又名海清、鸣球，笔名石不烂，1942年起化名余清，直到牺牲均用此名。1910年7月16日出生于广东省潮州市一个贫寒的家庭里。父亲石琢之，忠厚老实，善做手工艺品和布鞋，曾与几个兄弟合办小本鞋庄，不久因海外胶鞋业兴起的冲击生意凋零，卒之倒闭。迫于生计，弃妻儿、别乡井，到香港谋生。不久就在贫病交加中与世长辞。母亲蔡兰英，是一位贤慧家庭妇女，生二男三女，辟澜排行第二。7岁入潮州市文祠小学读书，聪颖好学，孜孜不倦，考试成绩总名列前茅，深得老师和同学赞扬。因家庭生活困难，曾辍学在家跟父亲学做布鞋，攒点钱帮助家用。亲友中知道小辟澜聪颖过人，智珠在握，让他停学未免太可惜，纷纷伸出援助之手。在众人的鼓励与资助下，石辟澜始得复入学堂读至小学毕业。14岁，潮州慈善团体报德堂为失学孩子创办一所古文补习学校，聘石辟澜任教师。
早在大革命时期，潮州市就有共产党的组织活动。1925年国民革命军两次“东征”，共产党员、黄埔军校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在这里布下革命种子，亲自指挥东江各属潮梅各县开展革命活动。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后起义军入潮州，在这里建立了“潮州七日红”人民政权。虽然轰轰烈烈的群众革命运动被镇压下去，但马列主义的革命真理却在人们心中扎下了根。青年时期的石辟澜就受到这种革命思想的熏陶，他目睹当时社会百孔千疮，满目疮痍，地主豪绅，横行乡里，贵族豪门，醉生梦死，广大贫民百姓在饥寒交迫中挣扎。于是，他下决心寻找真理，“拯斯民于水火”。
广州在大革命时期是全国革命的中心，也是广东政治、经济、文化的首府，是石辟澜向往的地方。1932年初，他只身来广州，寻求革命真理，走抗日救国道路。到广州后，他起初以卖文和做些小事，得点报酬解决生活费用；晚间就读于国民大学夜校政治系，学习革命理论。他与何史(连贯)、陈健等人组织一个秘密读书会，定期学习，讨论钻研，联系实际，抨击时弊。1933年石辟澜加入左翼文化总同盟广州分盟后，更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如推销进步书刊，张贴革命标语，散发革命传单和举行街头演讲等。他还在《星期三周刊》上发表了《通天孝子及其他》、《广州的经济救国与教育》、《明暗面》、《香港一瞥》、《澳门剪影》、《游港所感》等杂文，以犀利的笔锋，揭露和讽刺由统治者、绅士们造成的社会虚伪现象，一针见血的直刺社会弊病，激发人们勇敢地起来与丑恶习俗作斗争。
1934年1月，军阀陈济棠大肆逮捕“文总”领导骨干及其一般成员60多人，8月1日，他们惨无人道地枪杀“文总”领导人谭国标、温盛刚、郑挺秀、凌伯骥、赖寅仿和何仁棠六位爱国者。由于反动派的-，“文总”无法继续活动，部分领导人-转移上海，石辟澜机智地转移到香港。
石辟澜到港后，继续开展抗日救国宣传工作。他担任《大众日报》特约评论员。通过报纸这个宣传阵地，揭露反动统治下黑暗社会的丑恶现象，动员人们敢于起来革命，起来斗争，革劣除弊，建立美好的新社会。这期间，他以“石不烂”的笔名，在《大众日报》、《星期三周刊》、《论语》半月刊、《新生》、《救亡日报》等报刊发表了大量文章。他以其锐利的政治敏感，运用他擅长的巧妙笔法，尖锐地针砭时弊，唤醒民众。他的文章别具一格，不落俗套，诘屈聱牙，淋漓尽致，令广大读者叹为观止。“石不烂”的名字，在香江读者中享有盛名。
通过参加办报活动，石辟澜广泛与各阶层人士交往，建立友情，开展革命活动。他与周楠(洪飙)、唐章等人相结识，彼此志同道合，结为知己，共同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刚好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北平爱国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一二九运动。在共产党领导下，香港也在筹备成立“香港抗日救国会”。抗日群众组织推选周楠、石辟澜、唐章和《大众日报》一位记者出来做筹备工作，草拟章程和宣言等文件。《宣言》由石辟澜执笔起草。1935年12月，香港抗日救国会(简称“港救会”)成立，石辟澜与周楠、唐章被选为该会负责人。“港救会”成立后，以其鲜明的抗日救国色彩吸引各阶层人民群众，很快就形成了一个能号召千余人进行活动的救亡团体，显示了这个爱国的、新生的群众团体的巨大社会凝聚力。以石辟澜等人为首的“港救会”，已成为一支重要的抗日救亡力量。
由于各地抗日救亡力量迅速发展，1936年5月，著名爱国人士宋庆龄、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等发起召开全国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代表大会。5月31日，全国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代表大会在上海租界秘密召开。石辟澜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并应邀在会上作了发言。他根据中共中央《八一宣言》精神，分析形势，阐述了文艺界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情况，表示拥护成立全国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以加强领导。他的发言有条理，有分析，有论据，又有建议，博得与会者的好评，被认为是“最为重要，最为精彩”的报告之一。代表大会一致通过成立“全国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全救会”)。石辟澜被选为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执行委员会下设总干事会，负责各项具体工作，石辟澜任总干事会脱产总干事。
代表大会结束后，石辟澜留在上海全救会总部工作，负责组织联络，处理文件信函，管理经费收支，并参加起草文件等日常工作。“全救会”召开会议，总是由石辟澜负责联系通知，许多文件是由他起草或参加起草的。
1936年10月19日，我国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鲁迅先生不幸逝世。“全救会”召开紧急会议专门研究，一致认为鲁迅先生是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伟大战士，应该把他的葬礼办成民众性的葬礼。10月22日出殡那天，送葬队伍达万余人，形成一次大规模的抗日--。人们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打回老家去》等救亡歌曲。群众振臂高呼：“鲁迅先生不死!”“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出卖民族利益的汉奸!”“努力民族解放斗争!”等口号。哀歌唱出伊怨凄楚之情，口号喊出民族复兴威力，人们化悲痛为力量。
在国民党政府制造“七君子”冤案的严重情势下，“全救会”原来处于二线的石辟澜、吴大琨、段群毅等几位年轻总干事不畏-，坚决斗争。他们勇敢地站出来营救“七君子”。在宋庆龄的领导下，他们把整个斗争重任担当起来，立即以“全救会”名义发表《宣言》和《告全国同胞书》，揭露国民党统治下“爱国获罪”的反动实质，要求立即释放被捕领袖，并公开表明救国无罪，实现团结抗战。他们请全国各报馆、杂志社等新闻媒介转告各人民团体，呼吁当局应将“七君子”案件进行公开审判；要求各界人士、各公众团体主持公道，给予援助。他们还组织全国性的“救国入狱”活动，与国民党当局进行斗争。国民党内有些上层人士也出面营救。外国学术界各人也发电营救，其中有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著名教育家杜威等。真正是“八月涛声吼地来”，国民党当局犯了众怒，处于“四面楚歌”之中。由于爱国者形成了一股强大的营救力量，加之“七君子”在狱中坚决斗争，迫使反动当局不得不于1937年7月31日释放了“七君子”。这是一个政治斗争的伟大胜利!石辟澜等几位年轻总干事已经成为全国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的中坚。这是石辟澜在短短37年的个人经历中，写下的光辉一页。
1937年八一三松沪抗战后，石辟澜以“全救会”执行委员兼总干事身份返粤，这时他已是一名中共党员了。他受党的委派从事统一战线工作，受到广州各界抗日救亡运动积极分子-热烈欢迎。
在广州，石辟澜奉党之命，参加了由广东国民党当局倡办的“广东各界抗敌御侮联合会”，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这期间，他以特派员和督察员身份到各地巡视检查，向群众进行抗日救亡宣传，组织发动群众，工作卓有成效。石辟澜还积极参加文化界的活动。不久，“广东省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成立，石辟澜被选为该会理事会理事，与杨康华一同负责宣传部工作。
1937年冬，石辟澜到抗战教育实践社去工作。这个社会团体由广东国民党省党部常委钟天心任常务理事会主席，著名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尚仲衣主持该社实际工作，中共地下党员叶兆南(孙大光)、梁威林等和一批进步人士也在其中工作，该社有社员1100多人，设社会部、教务部、训练部、出版部和编译委员会。石辟澜对社员和该社开办的各种学习班的学习、生活和实践，给予指导和帮助，做了大量的工作。该社还创办了一个宣传团结抗战的刊物《新战线》，石辟澜对这个宣传阵地花了不少心血，亲自撰稿，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及其方针政策。他还应中山大学的邀请，经常到该校文学院讲授抗日教育课程。
1938年4月，石辟澜奉党的派遣，到第四战区政治部第三组(宣传组)工作。第三组组长是尚仲衣，石辟澜任该组秘密的中共支部书记。1939年4月，第四战区政治部-改组，原政治部主任李煦寰被调第十二集团军政治部，换来复兴社顽固分子丘誉接管政治部。丘誉推行-政策，第三组组长尚仲衣被解除职务。这时，中共广东省委指示：石辟澜的公开工作主要是在韶关创办省委机关刊物《新华南》。
《新华南》是党在华南地区的重要宣传工具和舆论阵地。它和当时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一样，肩负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引导人民在国民党黑暗统治下进行革命斗争的重要使命。它的发行网遍布粤、桂、湘、闽、赣等省，被读者誉为“国民党统治下的一盏明灯”。
1940年6月，中共中央指示，为加强对沦陷区工作的领导，中共广东省委分为粤南省委和粤北省委，石辟澜被任命为粤南省委宣传部部长。同年秋，石辟澜扮成商人，从韶关赴香港就任，与省委书记梁广、组织部长王均予等领导人共商部署全省工作，并与中共香港市委书记杨康华密切合作，组织发动党员和爱国同胞，开展抗日救国工作。
1941年12月下旬，中共南方工委指示：梁广带领一批党员留港，继续开展香港、澳门、广州等战区城市的工作；王均予、石辟澜、邓戈明(石夫人)转移到东江地区。石辟澜愉快地服从指示。稍后，南方工委副书记张文彬指示石辟澜、邓戈明到梅县。由于长期操劳，石辟澜肺病恶化，咳血、发热，身体十分虚弱。组织上要他治疗、静养。他化名余清，住在梅州市林美南经营的乌廖沙菜园里，以商人身份作掩护，在这里养病。但石辟澜没有停止过写文章，天天操劳，违背医嘱。在此期间，石辟澜得知父亲在香港病逝，赖亲友资助才能成殓的消息后，心中十分悲痛。
1942年5月，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和粤北省委被敌人破坏，南委组织部长郭潜被捕叛变，南委副书记张文彬、宣传部长涂振农，粤北省委书记李大林、组织部长饶卫华以及廖承志等先后被捕。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作出果断应变措施。决定石辟澜离开梅县，撤往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待机赴延安。1943年春，石辟澜绕道广西桂林，经贵阳达重庆，住在八路军办事处，不久与周恩来一起坐办事处汽车同往延安。
到延安后，石辟澜被安排进中央党校第二部学习。1943年秋，因肺病未愈，入延安干部疗养院疗养。1945年5月，中共七大闭幕后，他和妻子邓戈明一同到中央城工部领导下的大后方支部学习。
1946年6月，蒋介石国民党挑起全面内战。石辟澜得悉党组织将派一批干部到蒋管区工作消息后，他和夫人向组织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6月，得到组织批准，石辟澜与邓戈明夫妇带着一个出生才4个多月的小女儿，从延安出发，经晋、绥、太岳、太行，到达冀鲁豫中央局，再经半年行军，于11月底到达当时全国内战的中心—冀鲁豫。石辟澜要求到基层去锻炼，组织便派他到南乐县(今属河南省)任县委副书记。南乐是个贫困山区，石辟澜深入到基层去，与贫苦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与群众打成一片，毫无做官的架子，很快就给群众一个好印象。县里的同志关怀他的生活，问他需要什么物品。石辟澜说：“不需要什么，都很好了。”因赶不上发新服装，身上那件棉袄又旧又破，县里给他补发一件新的，石辟澜坚持：“不必换，有得穿就行了。”县委会的同志知道他是南方人，吃不惯苞谷、红薯等杂粮，有时给他弄点白面，他坚决婉辞。
1947年6月，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洞察形势，决定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指示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率领下，首先发起鲁西南战役，接着突破黄河天险，千里跃进大别山，创建大别山根据地。这时，石辟澜辞别妻子和未满周岁的小女儿余小青，踏上挺进巍巍大别山的征途，参加创建根据地的伟大斗争。
9月初，石辟澜随第六纵队十七旅开进新县、黄安，辗转到麻城，被分配到鄂豫区麻东地委工作，旋又到麻东县工作。他带一个工作队，到麻东的东水木，又到最艰苦的东木古城开展工作，住宿在河西新屋湾村。他深入群众，发动群众斗争恶霸地主张怡延，把粮食、财物分给贫苦农民，农民欣喜若狂，欢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革命风暴震撼了反动的统治基础。麻城反动头子郑家贤和熊家湾村恶霸熊存绪勾结，发动--。他们网罗地富反坏和流氓兵痞，于1947年11月4日清晨，直扑石辟澜驻地新屋湾村。这时工作队驻地只有石辟澜和他的警卫员严国民两个人。枪声骤起，他两人急往驻地的背后山奔跑。大批匪徒蜂拥而至。石辟澜体弱，原有肺病，又患疟疾，跑得不快。眼看匪徒越追越近，严国民正要开枪射击，石辟澜见这些人中不少是-而来的老百姓，如果开枪打过去，会误伤无辜农民，于是忙制止警卫员开枪。在这危急关头，石辟澜考虑的是人民群众的安全，宁可牺牲自己也不能枉杀好人。刹那间，匪徒围拢到跟前。一个家伙用锄头凶恶地向石辟澜肩膀锄将过来，两人终于被捕。
匪徒将他两人捆起来，分别吊在两棵大桑树上，脚尖刚着地，边打边审讯：“你们昨天开什么会?”“你们的人哪里去了?”“快说，不说就杀你。”面对凶恶的匪徒，石辟澜怒目圆睁，坚贞不屈，一句不答。匪徒无计可施，凶狠拷打。凄惨之状令人目不忍睹。匪徒穷凶极恶，向群众狂叫：“快去拿菜刀、剪刀来，挖掉他的眼睛，剪他的肉。”群众中无人应命。人们同情余队长，但在此情况下，敢怒不敢言。趁匪徒去吃饭之机，一位老妈妈不顾个人安危，流着眼泪回家煮好糯米汤圆，端到余队长和严国民面前，要他们吃，但余队长流着泪，摇头不吃。
上午10时许，匪徒将他两个押到附近大山——金字岗上。面对匪徒的枪口，两人如天神般不可侵犯，正气忠贞，泰然自若。在生命最后一刻，他俩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慷慨激昂的口号声震撼山谷，附近山村的老百姓听得清清楚楚，余音环绕在大别山贫苦农民耳际。
一周后，我鄂豫军区第四分区的部队打回来了，一举全歼武装土匪，平息了-。当地群众噙着泪水，将被埋在沙滩下的烈士遗体挖了起来，裹好入棺，按当地习俗抬进宗祠里停放三天，然后安葬在古城毛家冲尹家岗坡顶上。
新中国建立后，当地老百姓在原墓地上修建起烈士墓。1965年，在烈士墓基础上建起烈士纪念塔，高达十米，上 书“革命先烈余清同志严同志万古长存”。石辟澜烈士的一些遗物，在麻城县革命博物馆保存和展出。他的事迹在烈士纪念堂展出介绍。每年清明时节，当地群众和青少年学生前来扫墓，学校老师讲烈士英勇事迹，成为革命传统教育的宝贵教材。
1993年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正式出版发行《石辟澜》一书，对他光辉的一生进行了崇高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