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三春(1911—1933)东北人民革命军南满第1游击大队政治委员刘三春，1911年出生在山东省章丘县的一个农民家庭。他聪明、好学、懂事，以优异成绩读完小学，又考入了山东齐鲁大学附属高中。
齐鲁大学，在山东素富革命传统，其附属高中自然有别于一般中学。刘三春积极参加-。于1929年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1年毕业后，出关赴奉天(今沈阳)，找满洲省委地下党组织安排工作。
抵奉后，刘三春的公开身份是做零工、杂役。实际上做地下秘密联络工作，故取名刘小工。九一八事变前夕，东北易帜，一切按南京旨意行事，也在到处捕捉共产党人。由于情况不熟，加上-空前，刘三春在一次传递消息时被捕，关在小南门监狱。因没抓到真凭实据，在组织营救下，刘三春被无罪释放。
刘三春出狱后，去北镇其兄家暂住避风，跟着以养蜂为业的哥哥，学起养蜂来。曾任国民党奉天省委党务指导员的包景华，也在北镇避风，与刘三春偶然相遇，便主动约他到柳河执教。经与组织秘密联系后，刘三春欣然从约东去柳河。他到柳河后，先与中共柳河地下县委接头，经组织精心安排，他先以养蜂身份去夹山子(大泉眼)开展地下工作，刘三春此时又成了一名“蜂子王”。在夹山子村民观察“蜂子王”的时候，“蜂子王”也在观察纯朴的乡里人。希望能在他们中间找到志同道合者。
一天，刘三春偶闻邻里有几人聚在一起高谈阔论，便去留神细听。一个愤愤不平的话声引起他的注意：“看有钱人能美到何时!我就不信穷人会穷一辈子!”听语气很有陈胜、吴广的味道。经留心考察，得知其人名叫蔺秀义，本地农家出身，读过2年私塾，为人耿直，头脑敏锐，胆识超人，爱管不平事，是穷苦人的主心骨。聪明的“蜂子王”决定在他身上下点功夫。
某日，淅淅沥沥的秋雨下了一天，傍晚放晴。刘三春知道，凡属这种天气，隔壁必是聚满“闲人”，而且蔺秀义又一定是其中的主角。他瞅准这一机会，步近柳篱，遥望西沉落照，漫天红霞，高声咏起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不待“蜂子王”住口，蔺秀义就情不自禁将头探出门外，喊道：“老弟如此雄才，不该虎卧荒丘!”又随口邀请道：“你一个人呆着也寂寞，何不过来一块聊聊，也给我们讲讲岳飞的故事。”“蜂子王”进屋后，被大家团团围住，“蜂子王”居中而坐，讲起《说岳》来。从“岳飞出世”一气讲到“枪挑梁王”、“岳母刺字”，众人听得如醉如痴。从此，“蜂子王”成了大家聚会的“座上宾”。
一连几天，不管白天多忙，晚上一撂饭碗，左邻右舍就聚满南北大炕，听刘三春说岳。当讲到“十二道金牌调岳飞回京”时，大家无不义愤填膺，恨不能将秦桧生吞活剥；而讲到“风波亭遇难”时，众人皆潸然泪下，再看蔺秀义早已泣不成声。“蜂子王”见时机已到，忙将话锋一转，放低了声音说：“赵构为个人享乐，偏安江左，依秦杀岳，弃父兄于井底，抛万民于荒郊，禽兽不如，虽死不足惜!”尔后提高嗓门又说：“今天，日本鬼子长驱直入，侵我国土，杀我同胞，为今之计，求蒋无望，靠张不成，只有咱们自己团结起来，与鬼子争个高低上下，拼个你死我活，把我们的大好河山夺回来!”“好!‘蜂子王’，你就领头干吧!”听刘三春一番慷慨陈词，众人如梦初醒，于是异口同声地喊起来，真的把刘三春奉为“王”了。
蔺秀义当然举手赞成：“好!爱国者就是一家，今后我们要团结得紧紧的，专打日本鬼子，谁要当汉奸就先让他脑袋开花。”
刘三春接着说：“我年纪轻，懂得不多，人地生疏，有许多不便，我看秀义大哥胆大心细，见多识广，侠肝义胆，人熟地熟，就让他挑头怎么样?”话一出口，众人无不赞成，蔺秀义也就没有推辞。
从此，刘三春把工作重点放在蔺秀义身上，经常与蔺促膝长谈，并吸收他参加一些反日活动。蔺秀义的抗日救国热情越来越高，四处奔走，宣传革命，在他周围逐渐形成一股抗日力量，拥护共产党的人逐渐多起来。不久，蔺秀义便由刘三春等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夹山子反日活动进入新的阶段后，蜂子入窖冬眠，刘三春应柳河三源浦小学校长包景华再次邀请，来到了三源浦任教。
由于刘三春在学校里平易近人，不骄不躁，教学效果好，深得同行钦佩。他在教师中成立了社会科学学习小组，自任小组长，得到包校长的支持。经过他潜移默化地宣传抗日主张，传播革命道理，有一批教师向他靠拢过来，不足半年的时间，这座学校便成了第二个“夹山子”。
1932年1月3日，锦州被日军侵占，东北军大部调入关内，东边镇守使于芷山公开投敌。消息传来，人人愤恨不平。这时，北平救国会派黄宇宙持王育文的介绍信，由通化来到三源浦小学找包景华密商抗日准备工作，待机共兴义举，并说驻桓仁县唐聚五团长已同意首举义旗。
王育文与刘三春、王仁斋，都是包校长的至交。包景华久有此意，只恨力不从心，今见有王育文信，而且时机已到，马上与任致远一起积极准备，以防匪、保护地方为名，同商团、民团和警察队长共同协商，组织起百余人的武装。
不久，唐聚五在桓仁誓师，成立了辽宁民众自卫军总司令部，通电各地抗日，震撼东北三省。
抗日高潮在即，刘三春与王仁斋急切建议中共柳河县委创建自己的武装，紧接着就带着县委的指示，秘密潜回夹山子找蔺秀义安排组建事宜，蔺秀义在大青沟把反日会中的青年骨干组织起来，建立了中共柳河县委直接领导下的第一支抗日人民武装——柳河游击连，并任连长。
蔺秀义组建游击连不久，刘三春第三次来到夹山子。
乡亲们见“蜂子王”归来，欣喜若狂，奔走相告，来看刘三春的人越聚越多。刘三春激动地告诉大家：“父老乡亲们，现在县委做出决定，让我们自己组织起来，跟日本鬼子真枪实刀地干了!”话音刚落，一片叫好声响彻山村。
在人声鼎沸的时刻，县委派的王仁斋司令来到了。刘三春说：“海(龙)柳(河)工农义勇军今天正式在这里宣布成立。这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只要愿意打日本鬼子，什么时候来参加，咱们都欢迎!”
“我们连一个不落全参加!”蔺秀义抢着说。
“欢迎、欢迎!就以你们连为骨架……”王仁斋握住蔺秀义的手连声说：“……日本鬼子、汉奸、特务之所以敢横行霸道，就仗着他们手里有枪。咱们政委说得好，有了这支武装，看谁还敢欺负我们。”
大家愣了，左瞧右看，不知政委是谁。王仁斋忙解释说：“不要找了，‘蜂子王’就是咱们的政委啊!”
“好!”又是一阵欢呼雀跃。紧接着，村里的小伙子便有10余人报名参加了义勇军，30多人的队伍组织起来了。
义勇军人多枪少，迫切需要解决枪的问题。战士侦知四道沟铁路警察队步枪新、弹药足，只是戒备森严，难于接近。刘三春、蔺秀义深切地感到，欲破顽垒，必有内应。他俩调查好久，考虑再三，决定根据铁路警察队的特务长刘华林好攀亲结友、吃吃喝喝的特点，便派机灵的战士小刘打入其内部。小刘去了后，同刘特务长喝了几顿“老白干”，就认上干亲。对特务长的干亲，大家都高看一眼，不久里里外外全混熟了。小刘见伙食长丛继清对人民革命军很敬佩，便主动请他小饮数杯，有意唠点抗日救国的道理。丛继清见小刘人好心正，便与他结拜为干兄弟。小刘讲明身份后，丛继清想弃暗投明，并愿做内应。小刘回来向刘三春作了汇报。于是，刘三春和蔺秀义研究了一个行动方案。
4月24日，丛继清借去四道沟催粮之机，按计划和小刘当夜夺枪。当月亮升到中天的时候，蔺秀义的队伍直奔四道沟。他们避开炮台，隐进墙影中。小刘在里边一发出信号，战士们便搭起人梯，爬过墙头，由丛继清引路冲进特务长屋内，将刘华林击伤俘虏，警长也举手就擒。战士押着警长令其向炮台高喊：“特务长已被打死了，你们快把枪送下来吧!”就这样，顺利地缴获了24支枪。
在欢迎丛继清入伍的大会上，刘三春拉着他的手热情地笑着说：“你是第一个带着‘生辰纲’入伙的好汉，劳苦功高啊!”
6月初，包景华赴通化找唐聚五汇报柳河情况，唐当即委任包景华为自卫军第九路军司令。
为团结这支抗日力量，经中心县委研究同意，刘三春、王仁斋率“海柳工农义勇军”加入第九路军共同抗日。包见两位至交来归，自有如鱼得水之感，任命二人为上校政治教官，蔺秀义先为四连连长，后为二营营长，实现了党同自卫军的合作。
刘三春、王仁斋积极佐助包景华，不断扩大抗日宣传。影响扩大，四方来投者日众。五道沟保安团长乔荫堂率所部150余人来投；报号“老保顺”的密心孝山林队50余人也来参加九路军；许多小股武装及青壮农民也投军要求抗日；镇内成衣铺掌柜陈星桥带着自己缝纫机和所存布匹加入自卫军，昼夜赶制几百套军衣；济众医院院长刘子去将价值1000余元的医疗器械及药品全部充军。民望所归，很快聚成千人左右的队伍。
为增强抗日力量，刘三春向包景华建议与共产党联合抗日，包景华欣然就允。不久，县委派李益文、李青二人到九路军工作，包景华委任李益文为参谋处长，李青为政治大队长。并说：“贵党在我部自由活动，鄙人早就默许了。刘三春不是与我共事很长时间了吗?”
从此，柳河地下党组织通过发动群众参军参战，支援九路军，九路军也成了惟一一支允许共产党公开活动的自卫军队伍。刘三春等在军中很快建立起士兵委员会，发展党员、团员和积极分子30余人，使部队的抗日救国热情更加高涨，频繁出击，打得于芷山的廖弼宸团丢盔卸甲，狼狈逃窜，丢下40多具尸体。
刘三春视百姓为父母，视群众利益重于生命，并且严格要求部队，密切军民关系。一次，部队进入东丰高家粉房待命。晌午，忽见一位老爹满脸泪水，手拄拐杖，闯进营来，哭着要见当官的。刘三春闻声出门查看，待知其故后，口里不住声地骂着“害民贼”、“狗畜牲”，三步并作两步直奔大刀队营门而入。大刀队法师王松年也是山东人，为人正直、豪爽，武艺超群。手下有帮兄弟，个个英雄，自称上山能捉虎，下海可擒龙。大家见刘三春怒容满面，忙问其故。刘三春即将老翁的儿媳被匪首“杨大虎”奸污后咬下奶头的事讲给大家，尔后说：“百姓是我们的父母，村姑是咱们的姐妹，能忍心看着这样的魔王在我们军人面前横行霸道、任意蹂躏、糟踏咱们的亲人吗?”众队员闻言亮出大刀，冲出屋去，不到一顿饭工夫就将恶贯满盈的罪魁祸首绑缚来见刘三春。刘三春一面派人请当地众乡亲，一面集合好队伍，即刻召开声势浩大的群众控诉大会。老百姓见自卫军为他们作主，于是有仇的报仇，有冤的伸冤，从此把刘三春的部队当作自己的靠山。
10月份，日军突进吉林、黑龙江两省的先头部队回师辽宁，分5路向自卫军各部活动地区发起疯狂的大“讨伐”，并派出大量飞机狂轰滥炸。自卫军被迫退却，唐聚五总部由通化退到抚松，九路军仍坚持在三源浦一带斗争。
这时，日军高波旅团的骑兵两个联队、步兵1个营、炮兵1个中队、坦克车两辆，总兵力800余人到达柳河，配合伪军廖弼宸团及骑兵第一团向三源浦猛扑过来。九路军顽强阻击，苦战一天多，最后终因实力相差悬殊，伤亡过大，最后仅剩200多人，不得不撤至大牛沟，三源浦失守。
这时已是大雪封山季节，队伍很快就面临少吃无穿的境地。12月8日队伍集结在大北岔，决定解散。包景华、任致远与刘三春、王仁斋等挥泪握别，由密心孝等护送包、任两人潜往关内。
群龙无首，部队情绪十分消沉。敌人又跟踪追击，环境险恶异常，再想想迫在眉睫的严冬，无衣少食，真令人不寒而栗。大家愁眉苦脸，相对无言，甚至有人低声啜泣。刘三春更是感到心情沉重：近一年来东奔西跑，好不容易组织起千余人的队伍，怎么就这样垮掉了呢，难道自己也撒手不管，回去当“蜂子王”?党交给的组织武装的任务也置之不顾吗?过去一无枪二无人都能组织游击队，现在面前不但有枪而且有人倒要打退堂鼓，对得起“党员”两个字吗?刘三春决定挺身而出。他抖擞精神说：“同志们，别耷拉脑袋，大家说说，怎么办?是回去再让鬼子骑咱头上拉屎，还是继续和他们斗。”“明摆着不斗就是等死，可谁领头?”刘三春一拍胸脯：“大家要是信得过，我和王仁斋挑这个头。”
“那就领我们干吧!”大家异口同声地说。
刘三春和王仁斋以二营营长蔺秀义等旧部(原海柳工农义勇军)为基础，以党团员为骨干，把积极分子和军中部分爱国官兵重新组织起来，潜回柳河四道河，再举海柳工农义勇军大旗，与敌周旋于海龙、柳河一带。天寒地冻，缺吃少穿，十分艰难，但在群众的支援下，困难还是可以克服，特别是刘三春带领大家打了几个胜仗之后，部队士气逐渐高昂起来，越战越勇，缴获增多，人员扩大。
1933年1月3日，杨靖宇代表满洲省委到海龙巡视工作，对义勇军之战绩颇感欣慰。部队于柳河大青沟进行整顿，正式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七军海龙游击队，刘三春任政委。不久，枪增多了10多支，人数发展到70多名。
这年夏天，海龙游击队扩大活动范围，通化、柳河、金川、临江一带的高山密林，都成了他们杀敌的战场。一天来了一位陌生人，说是“苏营”的，来联系联合抗日事宜，要求见见刘三春，听说要联合抗日，刘三春非常高兴，马上与来人见了面。
原来“苏营”就是在舒兰、五常一带活动的抗日义勇军苏剑飞的第一营，九一八事变前，苏剑飞在东北军第六七六团王树堂部下任排长。王树堂卖身投靠日本鬼子后，苏剑飞一怒之下，拉出全排投到义勇军田霖麾下任营长。田霖殉国后，由他代为指挥，保存了一支武装。他面对残局，一筹莫展，听说共产党人杨靖宇举旗抗日，坚决杀敌，便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向南满寻来。
8月14日，“苏营”潜进柳河大青沟，听说共产党队伍近在咫尺，苏剑飞忙派人与海龙游击队联系要求联合抗战。
刘三春听说苏剑飞远道而来，寻找共产党，喜不自禁，象迎接亲人一样把“苏营”的弟兄接了进来。他诚恳地拉着苏剑飞的手说：“你们一来，咱抗日的力量就更大了。打鬼子的都是一家人，不分你我。苏兄能征贯战，沙场有名，别客气，你就掌事吧!”
苏剑飞不觉羞得满面通红：“败军之将，岂能担大任!”原来他怕共产党吃掉自己，只想联合，没想合并，听了刘三春的肺腑之言，化解了心中的疑虑。
当夜，刘、苏两人同榻而卧，一直唠到东方发白。苏剑飞谈到田霖部的失败，说：“人也不少，作战也勇敢，可就是失败了，也不知道毛病在哪?”刘三春说：“我们原也一千多人，打了败仗，解散了，头儿也去关里了。剩了几个人，我和王仁斋收拢来慢慢坚持下来。关键是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你看，抗日的队伍不少，只有共产党领导的还坚持着，发展着。”苏剑飞想了想近年的所见所闻，深感刘三春的话在理，表示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而且要求刘三春帮助自己，争取早点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9月14日，苏剑飞、刘三春两人在桦甸发背沟西南岔与满洲省委巡视员金伯阳面洽，决定将这支合并的队伍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南满第一游击大队，苏剑飞任大队长，刘三春任政治委员，全大队120多人，编成5个中队，其中有党员20人，团员8人。战斗队伍编成后便去吉、海铁路沿线活动，袭敌营、截军车、断交通，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创造了许多以少胜多，振奋人心的英雄业绩。
11月初，杨靖宇率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来老鹰沟与刘三春会师。杨靖宇、刘三春、王仁斋3人决定以调虎离山计攻打三源浦。24日，以少部兵力佯攻凉水河子据点，三源浦之敌忙派出机动兵力救援。独立师主力乘机围住三源浦。
晚10时许，攻打三源浦战斗打响。刘三春率领部队按计划首先冲击敌阵，锐不可当，攻入南门，在后击毁警察所，又迅速包围警察署和敌兵营两个大院。敌人龟缩院内顽抗，等待援兵。刘三春见院墙高大，四周不少枪眼喷射出子弹，有些同志伤亡。他感到硬攻不成，就展开政治攻势。命令部队暂停攻击，向伪军喊话，劝他们投降。狡猾的敌人口头上答应谈判，就是不见行动，很明显是等待救兵。刘三春看得明白，便绕道到东北角，想找个安全处，隐蔽接敌，再次向敌喊话。不料，炮楼上的敌人打出一排枪，他身中数弹，壮烈牺牲。战士们见自己心爱的政委身遭不幸，怒火中烧，不顾流血牺牲，前仆后继，跳进墙头，砸开营门，一涌而入，口里喊着“为政委报仇雪恨!”连连抠动扳机。顽敌非死即伤。
战士们举火烧毁了敌营房，捣毁了满铁工程局，活捉了日本稽查局长，缴获了敌军的全部弹药和部分冬装。
战斗结束后，大家怀着沉痛的心情把年轻政委的遗体安葬在大河南岸。
东北解放后，每逢清明节，各界群众、师生和少先队员总要抬着花圈和松枝到三源浦北门外大河南岸的烈士墓前，深切悼念安息在这里的刘三春和其他革命英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