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昭常（1919-1952年），崆峒乡黄竹头村（今春城镇）人。其父曾仲书家有地租，在春城开药店“永生堂”。1938年1月参加广东青年群社阳春分社。同年，毕业于两阳中学高中部，后出任《阳春日报》新闻，借该报开展抗日宣传。1939年冬，参加中国共产党，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1944年3月，中共党组织调他往珠江三角洲参加抗日部队，后随主力队伍挺进粤中。1945年1月部队整编为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1945年2月22日，解放军部队在新兴县蕉山被国民党军袭击，昭常因足部受伤，突围后赶不上队伍，隐蔽于天堂一农家，与部队失去了联系。后托人带信到春城“永生堂”告知其兄昭烈，假称读书回乡途中遇贼劫，复患大病。其兄遂派药店掌柜华哥前往新兴天堂农家接昭常返家养伤。伤愈，经中共阳春县委宣传部长伍伯坚审查，恢复其党籍，安排在地方做党的秘密工作，出任崆峒乡中心小学校长四年，任内先后安排中共春城区委负责人陈钧等多人到校，以教师身份作掩护，秘密开展党的工作。
昭常为人耿直，待人诚挚。1945-1946年间，组织分工他负责县城工人运动。1946年春，父亲病故，兄弟三人商议分配遗产。他考虑当时我党的武装部队分散活动在东山、西山，给养困难，而县委领导人在春城附近活动又没有据点和经费，为此，力争分得永生堂药店作活动据点。经请示组织，得到中共两阳特派员兼阳春县委书记陈明江赞同。他遂请本村长辈，会同兄弟三人在母亲面前共议家产分配方案：黄竹头祖屋及田地产业分为三份，其母和两位兄长各一份；另一份为永生堂药店，由他经营管理。在场长辈均认为他克尽孝弟之义，力劝其兄同意。确定分配后，他马上向中共阳春县委报告表示献出“永生堂”交由组织管理。1947年春，中区特派员从新会县调党员容忍之，到永生堂任“掌柜”，负责中共阳春县党组织的经济工作。
为使“永生堂”充实资金和广开货源，能与同业竞争，容与昭常共议，邀集商家办“银会”以筹集资金，广开门路，使店中生意骤增，岁有盈余。其时，中共阳春县特派员从“永生堂”抽调三分一的资金，转交中共粤中区副特派员在阳江城开办的“均祥”商店，以掩护党的秘密活动，扩大经费来源。
正当“永生堂”生意兴隆之时，风波骤起。昭常二兄昭烈乘“永生堂”设宴招待“银会”会友之时，当着其表兄刘显廉（国民党阳春县党部书记长）及亲友面前，借酒发挥，痛骂昭常“宁信外江佬，不信亲兄弟”，实为指责容。为使“永生堂”药店牢牢掌握在我党手中，他当机立断，编造了一个“报恩”故事，假言他曾在旅途遇贼绑架，得容舍身救护方能摆脱，现容生意歇业来投，为答救命之恩，故任为掌柜。因而取得戚友同情，也争得0亲的大力支持。
“永生堂”既是中共阳春县党组织的一个据点，更是经费来源之处，游击部队所需的药物和日用品，经过秘密交通线，源源送进游击区。中共阳春县委领导人伍伯坚、陈明江、李重民、李信和春诚区委负责人陈钧等，先后均在永生堂活动过。1948年冬，容忍之担任中共春城区（代号大地）区委书记，永生堂便成为阳春工人运动、-及交通工作站。
1947年12月，中共阳春党组织根据做-工作党员的汇报，决定选一名立场坚定、社会关系好的女党员，打进国民党县长邓飞鹏的秘书室任录事。中共两阳特派员李信与容忍之研究决定，派昭常爱妻柯明镜深入虎穴。其时，他刚新婚不久，但能以党的事业为重，说服妻子从事危险工作。明镜在秘书室工作，多次带出敌方大量准确情报，提供给党组织和游击队领导。
昭常为党的-工作和春城工人运动做了一定工作。1949年10月22日阳春解放，被任命为县军管会委员、工会主席，后任中共阳春县第一区区委书记兼区长。1951年7月奉调广东省总工会粤中区办事处工作。在阳春刚解放时，他见党和部队的领导从山区进城，体质虚弱，缺乏衣服，遂动用永生堂的经济收入，置办了一批衣服和营养品送给他们。1952年在“反-”运动中，他被人诬称-永生堂公款，并“清算”其夫妻俩假日在店膳食费用。由于受到不公正的批判，昭常精神上不堪刺激，自感枪林弹雨都走过来了，而今竟受诬陷，遂自杀身亡。
1982-1984年，阳春历届党的领导人在研究中共阳春党史资料时，都高度评价昭常的无私贡献、毕生为革命奋斗的事迹，认为他是一位好党员。1984年8月，经县人民政府批准，把“永生堂”遗址定为重点革命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