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社会的许多地方官，往往不因其位名传后世，而是因其艺因其文或因其道品为史为人传扬。清代的地方官方学成，就因为在夏津任职其间，组织纂修了一部名志—— 《夏津县志》（亦称《夏津县志前编》）,而为后世念念不忘。
方学成（1723—1795），字武工，号松台，室名有学古斋、松华馆等称，旌德县华坦人。祖君训，父廷翰，均以资望德谔，见称于时。学成习其祖德，自幼课读于“饬经堂”，并饬以立身、行已之道。及长，纵心愤典，博极群书，二举子业，县学廪生，雍正七年（1729）举孝友端方，而尤长于诗、古文。乾隆七年（1742），以县学生员身份和“居家孝友、行已端方、才能办事、文艺可观”，被地方官举荐，授山东夏津县知县。后又兼署棲霞、武城、邱县等三县事。在担任地方官的同时，致力于修志实践，并对史志理论颇有研究，在方志事业有突出建树。
雍正八年（1730）冬，方学成到夏津县署县事（代理县令），乾隆元年（1736）实授，乾隆七年（1742）离任，在夏津共度过了12个年头。他一到任就立即召集僚属，“周谘利弊”之后，下决心清查革除“积弊宿累”，立志在夏津做出一番事业来。当时的运河因“受漳、济、卫、汶之水”，经常泛滥成灾。每至夏、秋汛期，他“必亲躬河干，督率乡民，昼夜防护，风雨凌暴，淋漓被体弗惜”。他还带头捐资，陆续修筑城池、学宫，并创建了收容鳏、寡、孤、贫的“普济堂”、“育婴堂”；在他的倡导下，城隍庙、社稷坛、山川坛、八蜡庙等古迹得以保全。经过方学成的惨淡经营，加上劳动人民的努力，夏津这个既“疲”又“瘠”的“弹丸之地”，居然“岁时丰稔，日有起色”了。
方学成博学善文。“好古力学，公余少暇，仍手不释卷”，写起文章来挥洒自如，博雅精辟，时人称其“兼擅唐宋八大家之长”。著有《四书纲目》、《读书发微》、《学古斋偶录》、《松华馆合集》等书。从《夏津县志前编》中所收入的方学成的诗文来看，可谓文白俱佳，颇见功力。方学成所具备的以上特质，为他主持编修《夏津县志》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为了使《夏津县志》早日问世，方学成首先组织了一个多达22人的班子，自任总裁，教谕梁大鲲任纂修，县儒学训导、管河主薄、巡检、典史皆罗织其中任职，并由廪生、庠生14人充当采辑。并提出了“勿遗、勿滥、勿隐、勿饰”的修志八字诀要求。在编纂过程中，方学成“薄书之暇，往来其间”，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对县志的纲目设置、内容的增删、直到文字润色，方学成总是亲自动手。他还为各卷著论，列于卷首。这些“论”提纲挈领，论据详实，言简意赅。《夏津县志》同旧志相比，有不少独到之处。县志修成后，刊刻费用颇巨。方学成便向邑内绅士募捐，但只筹到所需费用的一半，他就慷慨解囊垫支。历时一年又四月的志书，于乾隆六年九月（1741）刻就，六册约25万字。民国二十三年（1934）由时任县长谢锡文重为铅印，改称为《夏津县志前编》，并于序中赞誉：“为前令方君松台所手订，盖取班氏十志之义，皆黼黻休明，发为治术而考镜其得失者也，以渊博之学问，为一邑之典章，洵为后人所宜法守矣。”将民国所修县志称为《夏津县志续编》，并全遵《方志》体例修志。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是志给予全盘肯定。著录略云：“《夏津县志》十卷（清乾隆六年刻本）。知县方学成修，由举人于雍正八年任，因任事日久，对于邑中之政治风俗、社会民情，耳目所接，考之极深，以县志年久失修，适当年阜民裕之时，决意重修。以为后来从政者之鉴镜，……是志搜罗甚富，编纂亦佳。于旧志多所改正增益，纲目既备，纪载亦详。每篇之前，冠以小序，议论考据，皆精当简明。是志修时，以明志太残，清志太略，因取二志采其长，而补其遗，书中尤注意于身会状况、民生疾苦，洵足为从政者之所本，岂只供征文考献已哉。”
方学成 在方志理论方面有诸多阐述。提出了方志“资治、存史”功能。认为方志有两种作用，一是记录“古今言行得失”，为现实政治服务，以求“补偏救弊”；二是令后人以昔为镜，为改革政治提供依据。如此说来，方学成以志辅政的目的是相当明确的。
除主修《夏津县志》外，方学成还修纂了《黄山志》。乾隆十八年（1753）的《宁国府志》和乾隆十九年的《旌德县志》。他的文学著作较多，除传世的《勘荒》一书外，还有《松华堂集》，《松台诗话》，俱经梓行。他写的《石壁赋》和《旱涝吟》长篇诗，文采、韵节均达到很高水平；他讴歌旌德山水风光，兼怀李白、胡瑗等文化名人来旌川游览的《游石壁次胡安定韵》古风诗，收录在清嘉庆《旌德县志》中，成为后人研究李白、胡瑗来旌德的考据之一。安徽省地方志办公室编著出版的《地方志续修指南》一书称他为皖籍修志名家。
方学成著述，据《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记除《夏津县志》10卷（清乾隆六年刻本）外、尚有《松华馆合集》13卷（清乾隆元年刻本）、《读黄合志》1卷（清乾隆间刊本）、《华南先德述》一卷（清乾隆间刊本）、《宛陵方氏著述八种》26卷（清乾隆间刊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