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玉玺（1916-1940），原名郝玉英，系山西省和顺县议城村人。他出生于一个中农家庭，7岁上学，先后就读于本村小学、并州中学、成成中学和进山中学。就学期间，他经常阅读马列书刊，思想进步，善于团结同学，曾组织过学潮，深受进步同学的拥护和党组织的重视。1935年初，由朱红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校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因宣传共产主义思想，揭露阎锡山的罪行，曾被校方开除学籍。后经组织批准，改名郝玉玺，到成成中学做党的地下工作。1937年春，考入晋绥陆军军官教导团。太原失守后，军官教导团退至临汾，郝玉玺与党组织联系，要求离开该团，参加八路军，到抗日前线去。党组织指示他继续留在阎军内部，利用合法身份开展党的工作，于是参加了随营学校。1937年冬，他从随营学校分配到临汾县自卫总队，并担任了中队长，其间参加了反对张慕陶的斗争。1938年春，汾城沦陷，汾城人民的抗日斗争达到了高峰，汾城成了抗日的最前线，也是乡吉地区抗日的根据地。如火如荼的抗日斗争吸引着志在前线杀敌的郝玉玺，他又向党组织要求到抗日的最前线去。经乡宁牺盟中心区介绍，他来到汾城，担任了汾城游击队一中队指导员，后为中队长。
当时，郝玉玺头戴军帽身着戎装，打着裹腿，是个浓眉大眼、身材修长、举止大方的军官模样。他治军有方，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把一中队带成一支政治素质高、上下团结好、纪律严明、战斗力强的好连队。他走遍汾城的各个村庄，参加过消灭土匪“义勇军”的战斗，袭击过店头河口之敌，打退过高显来犯的日军，破击过敌人的交通线……实践中显示了他的领导才能。因此，在是年10月组建政卫二支队时，荣升为该支队的支队长。
1938年6月，阎锡山在吉县召开了“古贤会议”，对八路军和各县自卫队的发展壮大日感不安，因而决定将晋西南三角地带的各县自卫总队改编为山西政治保卫队的三个支队，置于他的直接控制之下。中共晋西南区党委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后，认为各县自卫总队都已建立了中共党的组织，但是部队分散各县，形不成合力。阎锡山组编后，只要加强党的领导，并不能改变这支队伍的性质，相反还能避免旧军的瓜分和吞并，得到阎锡山的军费开支，更有利于集中力量对付日本侵略者。于是通过汾城县县长胡西安和牺盟会向阎锡山建议，将汾城、襄陵、乡宁、吉县、河津、稷山、新绛等7县武装合编为山西政治保卫队第二支队（简称政卫二支队）。阎锡山同意后，由晋西南区党委军事部长黄骅主持制定了组编方案。郝玉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受命为支队长的。是年10月，在汾城县的西中黄村召开了军政民参加的建队大会，正式宣告了该队的成立。在雷鸣般的掌声中，郝玉玺登上讲台，在讲了自己的打算和对部队的要求后，强调了这支部队的主要任务是打击日本侵略者，保卫群众利益，保卫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从此，他与政治委员胡西安、党的负责人程谷梁紧密配合，共同指挥着这支拥有2000余人的部队，展转在乡吉地区抗日斗争的最前线，与日军进行着顽强的斗争。至翌年6月，该支队已由2000人发展到2700人，武器发展到50支短枪，2000支步枪，200支冲锋枪，30挺轻机枪。还办起了军政干校和和小型兵工厂。其间进行大小战斗百余次。
1939年初，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由“对外抗战”转为“对内-”为主的方针。阎锡山看到新军的实权仍控制在共产党手中，便决定把山西政治保卫队和三个支队改编为正规军，纳入他们的旧军序列。就在这种环境中，于1939年6月，政卫二支队和政卫三支队改编为二一三旅，在牺盟总会牛荫冠推荐下，郝玉玺又受命为旅长。
由于郝玉玺是在阎锡山“降日-”方针指导下和共产党人的推荐下受命的，这就必然带来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二一三旅建军不久，阎锡山即派遣3名联络员，分别进驻该旅的旅部和两个团的团部（因三团不在此地）监视行动，收集情报，进行破坏。接着又派遣了“突击队”、“敌工团”和“点验员”，进行侦察和策反，还分三批抽调了70名干部到秋林集训，妄图改变这支部队的性质。
针对阎锡山的企图，郝玉玺与程谷梁研究后，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其对策是：对阎锡山的派员，从生活上热情接待，旅部和团部各派一名副官作为他们到旅、团机关和营连活动的联系人，并带他们到抗日前线去视察。另一方面对他们的企图，采取党内口头传达的方式，逐级传达到党员，指示每个党员要外松内紧，提高警惕，不听他们的花方巧语。再通过党员的活动，使每个战士都明确他们的面目。一次郝玉玺亲自带领驻旅部和联络员程锡禹到桃花洞视察与日军的激战，使其亲眼目睹指战员不怕牺牲、英勇杀敌的气概。程不得不说：“你们这支部队作战勇敢，我要写报告，向阎司令长官请求，给你们补发0弹药。”在反扫荡的那阵子，领导对他们不强求。同时，旅团领导加强对战士进行教育，使他们进一步明确了谁是真抗日的，谁是假抗日的。并把党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0，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口号，讲给指导员们听，大大提高了全体官兵的警惕性和抗日到底的正义感与光荣感。
“树欲静而风不止”。尽管我党一再倡导“团结抗战”，但是阎锡山为了存在，他要坚持“在三个鸡蛋上跳舞”，要拥蒋拒蒋，抗日降日，联共-。他这时的主要方针是降日-，他是决不会放过由共产党掌握的二一三旅的。于是除派员策反外，还调遣了三十四军、八十三军和六十一军共十一个团的兵力，从北、西、南三面逼近二一三旅防地，形成三面包围的态势。从11月中旬开始，阎军中的顽固派就不断向二一三旅挑衅刁难、扣留人员。11月底乡吉特委书记赵守功前往晋西南区党委开-会，将同上级党组织联系的电报密码带走了，二一三旅党的领导和上级党组织中断了联系，加之阎军的-，连信件也难以送出。
12月初，阎锡山电报通知旅长郝玉玺前往总部，面谈“有关二一三旅武器弹药的补充问题”。对此，旅部领导认为，-形势急剧恶化，阎锡山居心叵测，去的不是时机，可以借故推脱不去。但又考虑到，如果不去必然引起阎锡山的怀疑，又为顽军造谣挑衅找到了借口，最后决定还是去着为好，这能进一步了解情况，麻痹敌人，力争捞到一批武器。在这危难时刻，郝玉玺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带着副官王玉喜、丁荣之，警卫员小王和从特务连调来的两名神枪手李宝林和于太洋，一行6人骑着三匹马前往秋林总部。一到秋林，郝玉玺等人即被软禁起来，在专人的“陪同”下，从事阎锡山预先安排好的各项活动，使郝玉玺无法脱身，更不能同外界接触。这时，警卫员小王被暗害，又给配了一名叫雷光荣的当警卫，这实际上是阎锡山派的特务，时刻监视着郝的行动。直到25日，胡西安（党的单线领导成员），才以请郝玉玺吃饭之名，叫郝玉玺与牺盟总会负责人牛荫冠见面。牛焦急地说：“情况这么紧张，连我都要走了，你还来干什么？你来也不先见见我……”郝说：“阎锡山派人在半路上就截住了我，一切活动都由他安排，我无法脱身。你看怎么办？”牛要他在胡西安的帮助下，尽快离开此地，必要时可化装逃生，从小路返回部队。但是在两军对垒一触即发的关键时刻，阎锡山是不会让他脱身的。12月31日，围歼二一三旅的战斗打响了，二一三旅在党的负责人程谷梁的正确指挥下，突出重围，向太岳根据地转移之后，阎锡山觉得争取郝玉玺无望，才于1940年元月2日晨假意给了些物资令其归队，同时安排三十四军在半路上杀害。郝玉玺一行6人带着部分武器和少数军饷过了黄河，副官丁荣之逃跑，其余5人路径不熟，仍在大路行进。傍晚时分，行至吉县西关，被三十四军的一个连包围，没收了他们的枪枝弹药，押至东关扣在一个窑洞里，严密看管。是晚，郝玉玺预感到事情不好，他对大家说；“天明后，我可能要出事，你们要设法尽快归队。”说后让王副官给每人发了100块钱。
果然不出所料，3日上午开始提审，首次提审的就是郝玉玺旅长，实际上根本没有审问，直接押到通往山垢村的半路上枪杀了。郝玉玺同志就这样壮烈牺牲，时年24岁。第二次提审副官王玉喜，也被枪杀而光荣就义。第三次虚伪地提审雷光荣。最后提审于太洋和李宝林，经审讯后，送至军部特务连当战士。当时于、李2人并不知旅长的去向，几日后见到一营长的马弁身系旅长的皮带，问及此事，方知旅长牺牲了。
在访问于、李2人的过程中，每当谈起旅长的指挥才能时，都流露出一种敬仰之情，谈及旅长被敌杀害时，又无不热泪盈眶。
郝玉玺同志23岁就当了旅长，其军饷由阎政府发放。这对一个20出头的青年来说，官不能说不高，禄不能说不厚。但是郝玉玺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志在抗战到底，救国救民，他决不会为高官厚禄0，危难的时刻，为了麻痹敌人，保护全旅的安全，他敢于赴汤蹈火；在敌人软禁的日子里，他没有向敌人屈服，在敌人将要下毒手的时刻，他视死如归，为正义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的死是光荣的，伟大的、壮烈的。他的英名将永留青史激励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