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学桂，1911年出生于江西省吉安县值夏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一家常年过着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饥寒交迫的生活。
1930年，红军解放了彭学桂的家乡，他报名参加了红军，与人民群众一道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哥哥彭学富还参加了区苏维埃政府的工作。在红军队伍里，领导和同志们给他讲革命道理，讲穷人为什么穷，讲富人怎样压迫剥削穷人，他开始明白自己受苦受难的根源。不久，红-移，白狗子还乡团卷土重来，大肆-红军家属和革命干部，彭学桂的哥哥彭学富全家惨遭杀害。旧仇新恨，使彭学桂受到极大的震撼，使他更进一步懂得只有彻底摧毁旧制度的统治，穷苦人才能得见天日，只有赢得本阶级的解放，自家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他迫切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立志为天下穷苦人的翻身解放斗争到底。他在红军队伍中表现非常积极，打仗很勇敢，因此深得领导和同志们的信赖，当年就当了班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彭学桂是个文盲，党组织为了培养他，于1931年把他送到红军步兵学校学习。他在学校努力学习文化和政治，苦练军事技术，成为全班品学兼优的高才生。
1932年，彭学桂从红军步兵学校毕业，被分配到红四军任连队政治指导员。接着，他率领连队参加了第四次和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得到了锻炼。长征开始后，彭学桂调任后方兵站政治指导员。长征中，彭学桂和战友们一起爬雪山、过草地，历尽千辛万苦。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彭学桂始终保持了坚定的革命意志和乐观主义精神，处处以身作则，作战中总是身先士卒、冲锋在前。
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彭学桂调任前敌指挥部直属部队政治处当组织干事。
1936年11月至1937年初，由红四方面军第五军、第九军、第三十军组成的红军西路军在河西走廊遭受失败。为营救西路军，党中央组成以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林育英)为政治委员、李达为参谋长、刘晓为政治部主任的援西军，接应西路军，彭学桂先后调任援西军直属队党总支部书记、援西军政治部组织科长。他坚持党-争的正确方针，把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为革命英勇奋战的献身精神，同张国焘0党和红军的严重错误严格区分开来，和红军战士一起坚决反对张国焘的错误，为巩固党和红军的团结，起了积极的作用。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留在陕北的红四方面军与陕北红军一部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彭学桂任师直属部队政治处(不久改称直属政治部)主任。
9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北平、天津和保定之后，大举南下和西进，企图占领整个华北和中原地区。一二九师奉命经陕西韩城渡过黄河，开赴山西前线。彭学桂随军到达晋东南的太行山，为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做了大量的工作。10月，一二九师挺进山西平定县，并择机在七亘村组织对日伏击战。七亘村位于太行山脉中段、晋冀两省接壤处，是平定、昔阳、井陉三县的交界地带，四面环山，重峦叠嶂，沟壑纵横，峡谷陡峭，道路奇险，是日军进攻平定、太原的必经之路，也是八路军伏击日军的理想之地。为了打好伏击战，彭学桂同副主任曾广梅等在师直属部队中深入开展了思想工作和战前动员。彭学桂对大家说：“抗战以前，一一五师在平型关打了大胜仗，一二○师在雁门关打了大胜仗，我们也一定要打好七亘村这一仗!”他的动员使大家深受鼓舞，人人摩拳擦掌，严阵以待，战斗打响后，参战部队个个英勇顽强，奋不顾身，打得敌人丢盔弃甲，狼狈逃窜。
太原失守后，一二九师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以太行、太岳山脉为依托创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指示，于1938年4月分兵进入冀西、冀南等地区，12月，彭学桂调任冀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科长，1939年又调任冀南第二军分区(第二支队兼)副政治委员，1940年在华北局党校学习结束后，任由青年抗日游击纵队改编的第四旅政治部副主任兼武装科科长。
1940年前后，正是冀南地区环境最艰苦的时期。日本侵略者把对国民党以军事进攻为主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对解放区实行“铁壁合围”、“囚笼政策”，反复“清剿”，频繁“扫荡”，细碎分割。彭学桂带领部队积极开展游击战，不断袭击敌人，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消灭和瓦解了大批日军和为虎作伥的伪军。当敌人在游击区建立据点、碉堡时，他在旅长徐深吉、政治委员吴富善、副旅长杜义德等领导下，指挥部队以坑道0和地面游击相结合，对敌进行围困，使其断粮、断水，难以立足；在有利时机，则集中优势兵力，进行交通破袭战，拔除日军据点。作战中，他总是身先士卒，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1941年5月，冀南军民对敌人的主要交通运输线进行大破袭，彭学桂连续五个昼夜不休息，在一线指挥部队战斗。情况紧急时，他注意细心听取侦察人员的汇报，准确判断敌人动向，尽力使部队免遭损失。战士们疲劳时，他说让大家轮流休息，自己站岗放哨。
这年，彭学桂任冀南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1942年的一天，为执行新的作战任务，部队准备在深夜强渡卫河。当时，敌人已经撤走了所有的船只。他动员和带领部队做好了涉水准备。不料夜间水涨，水深流急，为完成预定任务，争取战机，他自己不骑马，卷起裤腿跳进水里，与战士们一起趟水，沉着冷静地指挥部队顺利地渡过了卫河。
1942年12月，彭学桂调任冀南军区组织部副部长。1943年5月，彭学桂调中央党校学习。在党校，他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理论，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写了很多读书心得。节假日别人休息，他却把大部分休息时间用于看书写笔记。那时，毛泽东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彭学桂虽忙于紧张的学习，加上身体又不好，但开荒种地、纺线织布他样样争先恐后，并按时按规定上缴生产品。
1945年，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11月，彭学桂从中央党校学习归来，被分配到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二纵队六旅任副政治委员。这个时期，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在“和谈”掩护下，积极准备发动新的大规模内战，并不断对解放区进行“蚕食”。彭学桂在旅长王天祥、政治委员-的领导下，在部队积极宣传党的以革命的“两手”反对蒋介石-的“两手”的方针，经常亲率部队对进犯的国民党军进行自卫反击作战。
1946年6月，国民党军向解放区展开大规模进攻，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8月，晋冀鲁豫野战军向陇海路徐州至开封段出击，迎击由徐州、郑州向人民军队钳击的国民党军，彭学桂率部参加了定陶战役，12月，又参加了在鲁西南巨野、金乡、鱼台一带的对敌歼灭战。1947年3月到5月底，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向豫北国民党军发起-，彭学桂参加了解放豫北九座城市的作战。
1947年6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为打乱国民党的战略部署，晋冀鲁豫野战军奉命担任战略突击任务，向中原出动，转至外线作战，实施中央突破。彭学桂参加了突破黄河天险，挺进鲁西南和随后发起的歼敌四个整师师部、九个半旅的鲁西南战役。在长达一个多月的对敌-中，彭学桂身患重病，身体十分虚弱，却始终以顽强的毅力战斗在最前线。
鲁西南大捷，国民军受到严重打击后不甘心失败，很快调集七个师的兵力，压向晋冀鲁豫战场，梦想在巨(野)菏(泽)公路以北与晋冀鲁豫野战军决战。8月，晋冀鲁豫野战军奉-和毛泽东的命令，跳到敌人进攻的圈外，越过陇海，向南急进，千里跃进大别山，实施战略展开，像一把利剑直插敌人心脏。彭学桂率部自8月7日从鲁西南出发，行程千余华里，横跨陇海铁路，涉越黄泛区域，通过涡河、沙河、颍河、洪河等重重河流，强渡汝河、淮河，参加了光复宁陵、商城等15座县城的战斗。大军南下，起初部队中部分同志想不通，提出“消灭了敌人九个半旅，打了胜仗，为什么还要走”的疑问，主张在晋冀鲁豫待敌来犯，歼后再行-。彭学桂深入连队宣讲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宣传部队挺进大别山，中原逐鹿，把战争引向蒋管区的重大战略意义，使干部战士受到极大的教育和鼓舞。当时，正值雨季，阴雨连绵，泥泞难行，且后有追兵，在极度艰苦的斗争环境中，部队不分昼夜，百里急行军，始终保持了旺盛的士气和高昂的斗志。大军所至，敌人闻风而逃。对此，彭学桂感到欢欣鼓舞。他在写给家乡亲人的信中热情洋溢地说：“从自卫战争以来，这是空前的胜利。”可是，正当胜利进军的时候，1947年9月6日，彭学桂亲临商城城关指挥转移伤员时，突遭美蒋飞机的空袭，壮烈牺牲，时年仅36岁。
(谭立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