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芜古称嬴邑，穿秦汉，过唐宋，历史可谓久远。今人看来,其真正于苍茫沉淀的史海中悠然浮现，是在明朝。在此之前，她如一块断碑残碣，是被弃掷掩覆于荒野草莽之中的。
明嘉靖二十四年，知县陈甘雨走马上任。三年之后，留给莱芜一部三万字的嘉靖《莱芜县志》（以下称《县志》）。对于这地方的人来说，这部小小的《县志》，像是观景的窗口，又如照相的镜头，从此，莱芜古邑便影影绰绰、隐隐约约地走过来了。莱芜人似乎挺感激这位“县太爷”，也便与这部《县志》一起，记住了他的名字。
年轻的进士
有关陈甘雨身世的记载,后人所知是不详的。由碎散的史料中，我们知道:陈甘雨，字应时，号少渠，福建甫田人。在赴莱芜任知县之前一年，才考中进士，先是在都省试政，冬天，便接到任命，外放莱芜。他自称其身份是“赐同进士文林郎”。
他的真正到任，是在次年。那是距今四百六十多年前的一个初春，那年的闰正月。从此，他成为明朝以来莱芜的第二十七任知县。
他的生卒年月元考。而进士出身，也便是正经的文人了。拿同期的文人相比的话，他所处的时代大约与归有光、徐文长相后先。推想起来，他应该比徐略长，而比归稍幼。但与他们比较起来，他仕途上算是十分顺利的了。他成为进士的几年前，归有光才成为举人，而归成为进士，却比他晚了整整20年；徐文长却终生没有考中举人。与他为同年进士的有山东历城的李攀龙，而李攀龙生于1514年，陈甘雨成为知县的时候，他已满30岁了。想来，陈甘雨与李攀龙的年龄当不相上下。因为三年知县离任的时候,李开先为《县志》写序,这样说道：“陈君青年博学，有规措之才，警敏之智，临政略无难色，而绰有能声，形清事简，有余力而为是举，固有以也。”这是在称赞他年轻有为了。这一评价，时人引为知言。”嘉靖八才子”之一的李开先早年在中央0任事，而年甫四十便罢归林下，回到了他的老家章丘中麓，到为陈氏《县志》作序时，居家已是八年，年龄当在四十七八岁，而他称陈甘雨为“青年”，则陈当比李小得多。但也不会太小，因为给《县志》作跋的熊兆，又尊称陈甘雨为“少渠夫子”。所以，如此想来，陈甘雨任莱芜知县的时候，大概在35岁之下。
就这样，一位“青年博学”的进土，来到了他的治所，他的仕途的第一站。不过，尽管金榜题名即放外官，又值血气方刚踌躇满志，而且是沐着习习春风前来赴任，但等着他的是否一定是得意呢？他作为一个南方人，对这个北方小邑又能了解多少呢？
前贤的教益
陈甘雨寻访稽考，认为，莱芜虽是山野僻远之地,但并非圣人不到的地方。孔子曾来观礼，孟子也来栖止，秦始皇、汉武帝为求仙访道更多有遗迹。这使他稍感慰藉。更况，古来与他一样治理这片地方的官吏，多有贤者。他访耆旧，观碑记，实实在在地见出一方百姓对为自己带来福利的贤官名宦的没世不忘之情。这些贤官名宦，“或高清廉之风，或笃匪躬之义，或教育功溥，或抚字心劳，其迹若殊,要皆为国为民赫然有声者也”，百姓或德其政，或去而思、至情可感。前代如韩韶、范丹、雷有终、廉公谔，本朝如冯永固、何继周、熊骖、王政，他们的名字和事迹，好似炬火钟声，不能不令陈甘雨的心怦然而动。
尤其是其中还有他的一位福建老乡，即距其35年前任莱芜知县的何继周，更让其颇感亲切和自豪,又深为激动和仰慕。在县治仪门之外，他一边昕着人们的缅怀与追忆，一边品读当时百姓为其所立的去思碑文，心绪一定不会平静。这位同乡大人，“达于大体，能于德政”，“心立以清，持己以慎，莅政以勤，驭士以礼”，辟田野，谨庠序，崇礼教,，敦信义，省徭役，节冗费，劝和睦，除灾异，才足以应变，明足以烛幽，宽足以有容，恭足以事上，慈足以恤下，德足以及物；他惩0人、治刁民、建书楼、驱旱煌的壮举，几十年后，也变成传奇。所以陈甘雨由衷钦佩地说：“政教之泽，于今称颂。”可想，在陈甘雨心中，何继周是被立为楷模的。“德者得也，人于心而不失；政者正也，传于世而不泯。”他读着碑上这样的话语，想着当年邑之士庶为何侯送行而“攀辕卧辙，如失襁褓，不忍其别”的场面，这位年轻的新任知县那潮涌的心里，定会泛起凭着自己的德才为这方百姓留下点什么的情思吧。《县志》，就是他给时人和后人的一点儿念想吗?
另一位对陈甘雨深有触动的人物恐怕就是廉吏王政了。他在三年前死在莱芜知县的任上,实践了自己“万民皆善居官愿，一介不贪自幼心”的夙志。陈甘雨坐在几年前王政坐过的那把交椅上，住在几年前王政住过的那间平房里，怎么会不时时追想这位“百为从俭，一介不取，生无百文之蓄，死无饭含之米”的前辈那山高水长的清风呢？于是，他的脑海中便浮响起千百年来在百姓中传唱的歌谣了；“甑中生尘，范史云；釜中生鱼，范莱芜。”“釜中生尘鱼，境内安以乐；昔闻范史云，今见廉公谔。”这些民间曲词，以其不朽的生命力，穿越时空。眼下，更打动了这位青年县令。
虽是初莅莱芜，而见闻所及，这些古圣前贤对陈甘雨的影响却必定是深刻的。同时，这也引发了他对于“名”与“实”的思考，他曾明确地说，“夫名，实之征也；名非实不长，实非名弗彰。”他被后人所写的几部《县志》列为“崇祀名宦”，实在说来，该在这里即能寻到一条明晰的线索，找到一点鲜亮的端倪。
有益的作为
当时的莱芜，共有五千二百多户人家，不足五万的人口，散落分布在山野城郭之间。在陈甘雨赴任的前一年,，因为“民渐贫窜”，一些地方人已稀少，粮差等事难以完办，县民赵雄等人吁请建议，而由原来的四十二保并为三十九保，仍为东西南北四乡。乡保里甲的四境之民，面对的是这样一片土地:五分之二是山林坡泽，不能耕种；能够耕种的部分，其中，“平而旱者十之六，下而涝者十之三”，也就是说，只有十之一的土地属于良田。官民人等起科纳税的田地，登记造册的，是三千三百六十九顷三十四亩八分二厘五毫。每年，夏交小麦五千五百来石，秋交粟米一万三千来石；还有二百来斤丝绵，四百多斤花绒；另外，再出二万八千来束马草。平常时候，县里的夫役差使是五六百人，上下、内外、人事、进出的银钱是五六千两。莱虽僻壤,而贡赋徭役是不可少的。这些,作为知县,陈甘雨同样是要认真面对的,自不必说。
完课纳税之，平日的陈甘雨时而升堂断案，时而下乡察事，或到农家访贫问疾，或在儒学论理训道；另一件事，就是春秋祭祀：祭孔孟，祭先贤，祭社穆，祭0，祭风云雷雨山川，祭天地日月鬼神；再就是拜师、拜友、拜长、拜上等等。公务闲暇之余，也会读书作文；鞍马劳顿之后，亦会饮酒弈棋。于上元观灯，清明踏青，中秋赏月，重阳登高，也自是文士风流。这些自然未见诸载籍，作为后人，已无可想象。即使是当时传为美谈的嘉言懿行，豪举善政，时至今日，也无可查考。但他在任期间，做过许多有益地方百姓的事情吗，这是毋庸置疑的。否则也不会成为一地“名宦”而受人“崇祀”。
然而，有几件事情还是约略可述的。
一是增置铺舍。《县志》上说:“我朝稽古定制，要冲之处，咸设马驿，其文檄飞报，使宾往来，惟赖铺兵以迎递之耳。”对于地方来说，信息灵通是十分重要的。铺舍的另外一个职能，即是地方前哨。过去，莱芜原有十铺，而东北险要之地，却未设立，或虽设而弃。陈甘雨到任的第二年，经考察，在县东北七十里的瓮口山，新设一铺，名瓮口铺。瓮口山形如瓮口，传说周世宗曾至此游历，隐居于此。嘉靖间，熊御史巡历此地，留下了这样的诗句，以记其险：“道出瓮门东，层峰倚碧空。两岸浑欲堕，一径仅能通。怪石蹲如虎，盘松曲似龙。道旁遗古洞，传说隐周宗。”当时在此设铺，无异开辟了一条信息通道，设置了一个安全哨所，也是十分必要的。第二年，陈甘雨又在东北六十里重新建起和庄铺，设铺司一名，兵夫二名。由此，可以见出陈甘雨的眼光敏锐。
二是率众杀敌。陈甘雨曾为在一次对“妖贼”作战中牺牲的三位勇士立碑，名曰“三勇碑”。其碑文这样写道：“蠢彼妖贼,叛据兖邦。我统尔师，实破其巢。取彼元寇，献于帝廷。悯尔三勇,，慷慨阵亡，我收尔骨，返葬故丘，特起兹祭，用慰尔魂。各我有司，岁其祀之。"由这篇碑文，我们知道陈甘雨作为文人出身的一位知县，亦曾带勇作战，并杀人敌穴,，擒捉叛首，除灭贼寇。尽管我们不知道这次行动的时间、规模、细节等，但也已从侧面看到了一位忠肝义胆的武勇的知县形象。
三是教化士民。县城东南八里，原有一座庙观，是百姓刘果所建，也不知所祀何神。嘉靖二十六年，陈甘雨将其除旧布新，改为季孟行祠，供奉季札和孟子，每年春秋两度祭祀。并立石碑两块，一为“使齐伤感碑”，一为“止嬴论谈碑”，分述季札葬子和孟子葬母之事迹，以崇礼教，让人明白“道杀则从而杀”、“道隆由从而隆”的处事之理。而且破神庙为贤祠,也见出陈甘雨的勇气和务求实效的精神。
《复仙人堂记碑》记载，仙人堂原为纪念隐士安期真人而建，不知何时，里面却供奉了一位神仙娘娘。陈甘雨看不过了，便下令将这位“娘娘”请出，重塑安期像，重修真人堂，并命人刻碑，记其真实。这一举动，也体现了陈甘雨尊重事实的作风，从而教育人民不要执迷妄作。
对时人和后人教益更大的,是为"科第显扬"者树立坊表。他说：“贤人君子实德著于当时、余芳流于后世者，每赖坊表以奕耀之。”为此，他于嘉靖二十六年，为莱芜科考贡举，出去做了御史的永乐进士高朗、岁贡董瑾、举人李访和宣德岁贡王勉四人，合立了“四豸史坊”；为成化年间的贡生、后任南京鸿卢寺鸣赞的陈渠，立了“少鸿胪坊”；进士高朗原有“进士坊”，朽坏年久，陈甘雨又在县前为其单立一匾，以表张扬；他在任的第二年，县里出了位举人王守身，陈甘雨十分高兴，呼之为“鸣凤”；喜庆之余，又于次年在县前为其立坊一座，题为“鸣凤坊”，期望县学的莘莘学子都能勤奋向学，不辱斯文，都能凤鸣唳天，光耀古赢。果然，不久即出了一名贡生，名谷夭禄。
四是兴建堂廓。县治大厅琴堂之后,原有后堂,然而把废已久,遗迹无存。陈甘雨到任之后,觉得"治无后堂,堂吏退无所",多于行政不便,认为:"官府所居之处,以敷政在民也,茅茨士阶之陋,非可循于人文渐盛之后也。"且"堂以讲政,属手以居嫁,县治之不可以已也",于是,"慨然有兴构志"。但新来初至,百废待兴,虽有重建之心,而无修建之暇。直至"学校伤矣"、"间阎父矣",已一年过去,这才着手兴修。于是,"募众伤材,教以肯作,甫六月而役大就,堂凡四撞,廊凡四十架"。建成之后,他高兴之余,联系自己为政一年多的经历,想、得十分玄远。他说:"予固乐兹堂之新,而又深感吾政之不尽兹堂也。"取"失调之瑟改弦,不善之治更化"之意,名其堂曰"改弦堂",并亲作《建改弦堂记》一篇,刻石立碑,以示纪念。
《建改弦堂记》写于嘉靖二十六年腊月,也即陈甘雨任期将满之前的一个月。这篇碑记,可以说是他为政三年的小结,对了解陈甘雨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他说:"予兹在莱已三载矣,官壁其堂,吏居其所,上下背承,以役于公。"这实是政理治平的真实写照。他回顾刚来之初,是"植颓救弊"、“日省月试”那时是"鼓作多乖,支持罔逮",可想是困难不小。他借建堂,以喻为政,这样写道:"兹堂也,未建之先,非有遗址可按也;经之营之,不半岁而奏成;丹丹妻黝斐,焕然毕观,而规模表正,当不在琴堂后。"这是在象征性地描述他三年知县中,由起初的元经验可恃、无章法可依,到努力开拓,奋发作为,才取得了今天不让前面诸公的政绩。文后不无自豪的"故作姿态"便掩抑不住地流露出来了:"……候吾后者,停一调而太和,再变而至道,庶几琴无愧堂,弦元愧政,而于兹建也,不亦光哉!"对后任的期望中,暗含着对自己的满意。因为他自己也说,虽写的是建堂的碑记,却"不止为建堂云尔"。
永远的县志
而陈甘雨最主要的贡献,是在于为时人尤其是后人修了一部《县志》。今天看来,陈甘雨在三年知县任上,即使没做多少事情,单凭这部《县志》,也是值得后人纪念的。因为当时他的作为,今人已很难找到痕迹了;而《县志》则可如一盏灯,照亮在他之前的许多个朝代。尽管这灯光是微弱的,所照的是模糊的。但这部书毕竟是现存最早的《莱芜县志》。其实,早在宋代,钟离修即写过莱志,然至明朝,却久已无考。
陈甘雨在自序中说"皇明嘉靖甲辰,余试政都省;乃冬,奉莱芜橄。入其境,望羊袖之巅,吊史云之祠,修安期之山,访孟止之亭,求季嗣之墓,废存悲仰,怆然一时,延父老不能谈,质文志而未肪,啃曰:阙哉兹典。比邑务狼藉,多于志阙,欲讲弗逞也。"
由此可见,陈甘雨初到任,即感到了没有县志的缺憾。这样的不便,李开先早已遇到。他初经莱芜,向当时县令李廷桂"索县志观之",却"答以自昔未有,今欲修之"。这让他一等就是16年,而等来的却是陈甘雨的嘉靖《莱芜县志》。
这部书完成在他离任的那年(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的正月十五日。而在此之前,他也曾叫人写过,却是载采未备,疑说未析,品次未章,难于入梓。眼看他即要离任而去,同僚们再三请求他能给莱芜写出一部县志,说:"君入赢三岁,修敝聋颓,率有成绩;君举,县书独无成,是行得无憾乎哉?"于是,陈甘雨最终完成了自己的凤愿,给自己的莱任三年画上了一个"无憾"的句号。
陈甘雨撰写《县志》,其态度是十分严肃的。他认为:"志也者,载故而伤实也。故叙古而略者,遗沿俗而误者,诞校徽而淆者,争有一于是,难以征远。"他是力避"遗"、"诞"、"争",而力求备、信、确的。
他的志书分作图考、地理、贡赋、建设、政教、人物、文章、杂志八类,类下又细列小目,载故伤实,简明扼要,实可征远。
书成,拿给李开先看,向其索序。李开先阅后,甚为陈甘雨撰嘉靖《莱芜县志》高兴,称其书"无时回一字之虚文,为千载之实录";"今据其书,虽后千百载而此身如在当时"。
而陈甘雨却诚恳地说:"是书出,匪以信今,将侮今不吾信而吾辩也;匪以传后,将卑后不吾传而吾正也。辩已正已,斯为成书,而害恤乎不吾信与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