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长统（179—220年），字公理，山阳高平（今山东金乡西北）人。东汉末年哲学家、政论家。
仲长统从小聪颖好学，博览群书，长于文辞。20多岁后，游学于青、徐、并、冀之间。他性情倜傥，敢于直言，不拘小节，被时人称为“狂生”。一些州郡多次请他去做官，他都称疾不就。到汉献帝时，尚书令荀或闻其名声，举荐他为尚书郎，之后，曾参与丞相曹操的军事，但没有得到曹操的重用，不久便又回到尚书郎的位置。
仲长统的思想和才华集中表现在《昌言》之中。《昌言》是一部政治思想杂论集，共34篇，10余万言。后大部分散失，所存者不足十之一二，散见于《后汉书》、《群书治要》、《齐民要术》等书中，有辑佚本。
在《昌言》中，仲长统十分重视研究社会历史经验和现实的社会生活，注重“人事”的作用，否定“天命”“上帝”对社会历史的主宰作用。他提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的论点，反对将自然现象与人间吉凶附会起来，强调“唯人事之尽耳，无天道之学焉”。认为“信天道而背人事者，是昏乱迷惑之主，覆国亡家之臣也”（《群书治要》）。
对于社会危机的根源，仲长统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社会统治地位和被统治地位的形成和划分并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变化、发展的，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统治者的享乐腐化，以及他们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他说：“彼后嗣之愚主，见天下莫敢与之违，自谓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骋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恶：……荒废庶政，弃亡人物，……怨毒无聊，祸乱并起，中国扰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仲长统把社会历史的发展概括为“乱世”——“治世”——“乱世”，他用春秋至汉末近五百年的历史发展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同时，他还用社会的原因来分析“治”与“乱”的原因，而不是用超社会、超自然的“天命”来解释。
在社会历史观方面，仲长统认为，政治上采取什么措施，用不着求“天”问“神”，只要考察现实社会的实际经验，从中找到“损益”的答案就行。他主张一切治理社会的措施、法律，凡是对时代有利，对现实生活有效的，就说明它有采用和存在的价值，就必须坚持，相反的就应当放弃和反对；对过去行之有效的，而现在已经失去作用的，就必须改变，如果已经改变而还不如从前的，就应当仍然恢复原来的东西。这种以现实的实际效果决定政策的取舍的观点，对于打破神学迷信的支配产生了积极影响。
清代的严可均在评价仲长统时说：“然其闿陈善道，指抲时弊，剀切之忱，踔厉震荡之气，有不容摩灭者。缪熙伯方之董（仲舒）、贾（谊）、刘（向）、杨（雄），非过誉也”。（《全后汉文》卷八十八》）。清人马国翰也说：“其言时事，切中利弊，缪熙伯以董、贾、刘、杨拟之，洵非溢美”（《玉函山房佚书》第十一函，第五十四册）。
然而，仲长统的政治思想主张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难以实现的。由于在现实中找不到出路，使他理想破灭，信仰动摇，并对传统的儒家正统思想产生了怀疑。在极度苦闷之中，他便想超尘拔俗，避世高蹈，《后汉书》说他“常以凡游帝王者，欲以立身扬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减，优游偃仰，可以自娱，欲卜居清旷，以乐其志。论之曰：‘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匝，竹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蹰躇畦苑，游戏平林，濯清水，追凉风，钓游鲤，弋高鸿。讽于舞雩之下，咏归高堂之上。安神-，思老氏之玄虚；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消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贵，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则可以凌霄汉，出宇宙之外矣。岂羡夫入帝王之门哉’”！（《后汉书》仲长统本传）。
总之，仲长统对东汉末年社会政治的批判，是广泛而深刻的，涉及到政治、经济以及社会风习各个方面；从专权擅政的外戚、宦官，到贪欲昏聩的皇帝，他都顺笔予以抨击。他把社会祸乱的根源归之于“愚主”，而希望明君贤臣改革弊政，实施正确政策，反映了中小地主阶级在政治、经济方面的要求。但是，黄巾大起义的风暴，以及变乱相继的政治现实，又使他看不到本阶级的真正出路，因而产生悲观绝望情绪。其思隐居避世、慕老思玄，即这种心态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