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参（公元前505—前436年），字子舆，门人尊称为曾子。春秋末期鲁国南武城（今山东平邑）人。孔子弟子，七十子之一。以修身和孝行著称，又颇多著述，是一位很有名的儒家大师。身后被尊为“宗圣”。
曾参相传为夏朝少康子曲烈的后裔，孔子早期学生曾点的儿子。曾参年轻时，家族已经衰败。为维持生计，他跟母亲一道，从事农业、手工业劳动，过着“三日不举火，十年不制衣”的清贫生活。孔子周游列国期间，曾参拜其门下。他性情沉静，忠诚老实，谦恭勤谨，有大丈夫之勇，深得孔子喜爱。由于孔子悉心教授，自己勤奋学习、严格修身，曾参很快就学有所成。那时，他父母还在世，为了养家，他去莒国当了一个“得粟三秉”的官。这期间，曾参收徒讲学，弟子也达70多人，后来成为大军事家的吴起就是其中之一。父母死后，他南游楚国，也做过“尊官”。然而后来还是告别了政坛。齐国、楚国、晋国分别想迎他为“相”、“令尹”、“上卿”，他一概不就任，而专心致力于忠、孝、仁、义的学业和传授弟子，终成一代儒学大师。更为难得的是，他一生中还撰有《孝经》、《曾子》、《大学》等多种著作，是孔门弟子中著述较丰的一个，因而，他的思想学说也相对系统、完整一些。
坚持奉行孝道，是曾参思想学说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孝行，在曾参的思想和行为中，始终占着最突出的地位。《新语》有资料说：“曾子孝于父母，昏定晨省，调寒温，适轻重，勉之于糜粥之间，行之于衽席之上”。同时，“义不离亲一夕宿于外”。这就是说，他是整天不离左右地、无微不至地侍奉父母的。不仅如此，在理论上，他也作《孝经》等著作，阐述了关于孝行的一些基本观点。首先，指出了孝行的重要性。他认为，“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见《论语·学而》）。意思是说，只要提倡慎重地对待父母的丧葬，追念祖先，民众就会忠厚老实起来。类似的观点，他曾多次谈到。在他看来，“孝”对于社会安定、家庭和睦是至关重要的。其次，提出了孝行的具体内容。除了完整地继承了孔子关于“孝”的学说外，他还提倡“父母爱之，喜而不忘；父母恶之，惧而无咎”（《尸子》）；“义不离亲一夕宿于外”（《战国策·燕策一》）；“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论语·子张》）；“父母生之，子弗敢杀；父母置之，子弗敢废；父母全之，子弗敢阙”（《吕氏春秋·孝行览》）等多种独特的孝道，丰富了儒家学派关于孝行的基本理论。
强调全面修养，是曾参思想学说的一个突出特点。其一，重视仁德修养。他认为自己是“仁以为己任”（《论语·泰伯》）的。晋、楚两国曾先后以官禄诱使他做不仁之事，都被他坚决拒绝了。其二，明辨“义”与“利”。他始终以孔子重义轻利思想为准绳处理问题，说过：“君子苟能无以利害义，则耻辱亦无由至矣”（《荀子·德行》）。其三，培养“忠”与“信”。他的妻子原来答应杀猪给儿子吃，后来又舍不得了。曾参斥责了妻子的不严肃态度，说：“是教子欺也，母欺子，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而后，杀猪以兑现前诺。其四，恪守孔子倡导的礼。他阐发说：对父母要“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孟子·滕文公上》）。在为人处事中，他是处处以“礼”为准则的。
注重修养方式，是曾参思想学说的另一个突出特点。在他看来，修养方式既是思想方式的重要体现，又是提高思想道德水平的基本途径。因此，他主张：第一，“三省吾身”。《论语》载：“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就是说，一个人每天都要多次进行自我检查，对“忠”、“信”、“习”等各种问题及时反省。这种不待别人指点或指责，主动进行自我检查，正是曾参最有特点的修养方式。第二，谨言慎行。曾参年老病重时，曾将其弟子召来说，做人处事，要如“诗”里说的那样，“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避免犯更多的错误。第三，慎独。他说：“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见《大学·释诚意》）意思是说，当别人不在时，要象大家都在看着、都在指着自己一样，去严格要求自己，严格处理事物。
曾参的思想学说是比较丰富的，影响也很广。除仁德、勇毅、修养方法等之外，影响最大的还是他关于“孝”的思想。唐代皮日休就说：“曾参，之孝感天地，动鬼神，自汉至隋不过乎”（《宗圣志》）。历代统治者也因此赠他“太子少保”、“郕伯”、“郕侯”、“武城侯”、“郕国公”等谥号。元代至顺元年（1330年），更被封为“郕国宗圣公”，成为孔子弟子中仅有的“二圣”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