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修(979—1032年)，字伯长，郓州(今山东省郓城县)人。北宋初文学家，以散文著称。是宋代古文运动的先驱。
穆修出身于小官僚家庭，幼时就好学不倦，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推崇董仲舒、韩愈的道统，不专注于章句之学。10岁时即随父仕宦南北，过迁徙不定的生活。宋真宗景德末年，穆修旅居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应试不第。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赐进士出身。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调泰州(今江苏省泰州市)司理参军。由于穆修才华卓异，不敷衍奉迎，故深得郡守赞赏，而通判却深忌之。当郡守因病告归时，通判乘机使人制造假证，诬告其罪，被贬为池州(今安徽省贵池县)参军。他在贬池州途中，暗自奔赴京师，叩登闻鼓诉冤，幻想宋朝廷为他平反昭雪、伸张正义，但他失望了，遂于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正月，至池州任所。后来，穆修的岳父出知池州，将其冤情上奏朝廷，恰逢原泰州通判死去，受谴于朝，穆修免罪得释北回，并迎母亲居京师。穆修家境素来贫寒，且上有0，下有稚弟，老少10口，仅仰其一身，所以穆修栖于京师，靠平日旧游周济，境遇极其不佳。其母死，他自负榇以葬，不请僧侣作佛事。大约在宋仁宗天圣三、四年(1025—1026年)间，穆修补颍州文学参军，后又徙蔡州，不久，病卒。他经过宦海坎坷，长期旷废，仅取得一个俯仰上司鼻息的小吏之职，这对他的卓异才华和早年的理想，简直是冷酷无情的嘲笑。
穆修“性刚介，好论斥时病，诋诮权贵，人欲与之交结，往往拒之”(《宋史·穆修传》)。宋仁宗天圣初，张知白知毫州(今安徽省毫县)，当地一豪士出资造佛庙，张知白使人请穆修撰写记文，记文写成后，不书写那位豪士之名，豪士便以重金贿赂穆修，求载名于记，穆修投金庭下，遂促装去郡。豪士谢之，穆修终不受，且曰：“吾宁糊口为旅人，终不以匪人污吾文也”(《宋史·穆修传》)。有位宰相，器重穆修之才华，欲结识他，且将用为学官，穆修终不往见。通过以上所述穆修拒豪士贿赂、不记其名以及不拜见宰相两事，便可看出他耿直刚介、不献媚权贵的性格、情操。
穆修学识渊博，能诗善文。他继柳开、石介之后，提倡有充实的思想内容和比较朴实的古文，反对在当时广为流行的形式主义的西昆体，对宋代文坛起了深远的影响。特别值得称赞的是他以自己的诗文创作，实践其文学主张，虽成就有限，无法与后来的诗文大家相比，但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在较寂寞的宋初文坛上，穆修是值得重视的重要作家之一。《宋史·穆修传》云：“自五代文敝，国初，柳开始为古文。其后，杨亿、刘筠尚声偶之辞，天下学者靡然从之。修于是时独以古文称，苏舜钦兄弟多从之游。”在反对宋初形式主义的西昆体的斗争中，穆修极力提倡古文，并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他在《答乔适书》一文中指出：“夫学乎古者，所以为道；学乎今者，所以为名。道者，仁义之谓也；名者，爵禄之谓也。然则行道者，有以兼乎名。守名者，无以兼乎道。……有其道而无其名，则穷不失为君子，有其名而无其道，则达不失为小人。与其为名达之小人，孰若为道穷之君子?……学之正伪有分。则文之指用自得。”穆修强调道的作用，主张文为道用，重视作家自身品德的修养。他从道统观念出发，阐明了“行道者有以兼乎名，守名者无以兼乎道”的道理。他推崇韩愈、柳宗元，大力提倡韩、柳古文文风。如他在《唐柳先生文集后序》中说：“唐之文章，初未去周、隋五代之气；中国称得李、杜，其才始用为胜，而号专雄歌诗，道未及其浑备。至韩、柳氏起，然后能大吐古人之文，其言与仁义相华实而不杂。如韩《元和圣德》、《平淮西》，柳《雅章》之类，皆辞严义伟，制述如‘经’，能崒然耸唐德于盛汉之表，蔑愧让者，非二先生之文则谁与?”从中可以看出穆修对韩愈、柳宗元的敬慕之情及其提倡古文的苦心。穆修一生虽穷困潦倒，但推行韩、柳古文，却不遗余力。《宋史·穆修传》指出：“修虽穷死，然一时士大夫称能言文者，必曰穆参军。”欧阳修对其开宋古文运动以救时弊之功，更为称赞。
宋仁宗庆历年间，祖无择将穆修所著诗56首、文(包括书、序、记、志、祭文等)20篇，编为《河南穆公集》3卷，传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