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顺章（1904年－1935年），男，上海宝山吴淞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中共地下情报人员，是中共秘密特务组织中共中央特科的负责人。1931年被捕后投降国民政府，由于其掌握大量共产党的核心机密，致使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受巨大的破坏，多名中共地下党员遇害，被称为“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
早期活动顾顺章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他早年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制烟厂当工头，从小好勇斗狠的顾顺章曾参加青帮并当选小头目，在上海滩的帮会、流氓斗殴中表现非凡。因为他敢打敢杀，在工人中颇有影响，被当时领导上海工人运动的中共领导看中，1924年他进入上海市总工会工作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五卅运动”时，由于在罢工中表现活跃并本领高强，一度担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卫士。
1926年被党组织选派与陈赓一起赴苏联学习政治保卫，顾顺章在苏联受训的时间并不长，但他凭聪明机警的天赋，学到一身本领，如化装、表演魔术、操作和修理机械、心理学等都很精。他还擅长双手开枪、爆破、室内开枪而室外听不到声音、徒手杀人而不留痕迹等等，国民党中统老牌特务万亚刚在其回忆录中称他是“全能特务，够称得上大师。在顾顺章之后，特务行列中，无人能望其项背。”1927年回上海不久，即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被上海市民代表推选为执行委员和上海市政府委员。任工人武装纠察队总指挥，在党内初露头角。
领导特科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发动四一二事变和七一五事变，中共转入地下活动。8月7日，在八七会议上，顾顺章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任中央交通局局长，负责中共中央特科的组织和领导工作。1928年6月在中共六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此后长期在上海负责中共地下活动。他协助周恩来领导中央特科并兼任第三科（行动科）的负责人。中央特科下设总务、情报、保卫、通讯四个科。一科负责设立机关、布置会场和营救安抚等工作，科长是洪杨生；二科负责搜集情报，科长是陈赓；三科也叫做红队，俗称“打狗队”，负责镇压叛徒特务，科长是顾顺章；四科负责无线电通讯，科长是李强。
顾顺章为人机警多智、沉默寡言、精干勇敢，他亲自负责领导特科的武装组织——红队，杀死过许多中国共产党党内的叛徒和国民党特务，比如，1929年11月，他曾带人在上海霞飞路设埋伏，枪杀叛徒白鑫。枪杀白鑫后，特科人员迅速撤离，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白鑫死后，鉴定法医在他头部发现了四个弹孔，法医判断，白鑫同时中了三枪，三颗子弹从不同的部位打进，从同一个部位穿出。顾顺章从此声名远扬，他的公开身份是著名魔术师化广奇。
当时，由顾顺章领导的“红队“极为活跃，惩治了不少叛徒特务，使敌人闻风丧胆，顾也由此在“八七”会议上当上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当时在江西苏区的毛泽东也是政治局候补委员。然而，随着地位的上升，顾顺章日渐骄纵，生活腐化，吃喝嫖赌，五毒俱全。陈赓曾忧虑地对人说：“只要我们不死，准能见到顾顺章叛变的那一天。”陈赓的预言不幸一语成谶。就在党中央考虑将顾顺章调离特科，让知识分子出身的康生取代他之际，顾对此有所耳闻，极为不满，顿生叛变之心。同时由于其性格散漫，帮会气息浓厚，周恩来和陈赓等人对其颇不放心，准备将其调离特科领导岗位，以赵容（即康生）代之。
被捕叛变1931年3月，顾顺章被派护送张国焘和陈昌浩前往鄂豫皖苏区，完成任务后，顾顺章勾搭上了一个女人。因为缺钱，他居然化名回到武汉登台表演魔术。1931年4月24日，曾是顾的下属、而后叛变的尤崇新碰巧在游乐场发现了顾顺章。汉口新市场游艺厅，舞台上魔术大师化广奇，正在表演拿手戏法，台下掌声让他颇为得意，然而他并没注意，就在一个昏暗角落里，还有一双特殊的眼睛。当晚，化广奇被当场逮捕，迅速押解到国民党武汉绥靖公署行营。身为侦缉处处长的蔡孟坚大喜过望，因为他已得知，这个魔术师的真实身份是中央特科的“天字号”人物黎明，当然黎明是他的化名，他的真名叫顾顺章。特务在其身上除搜出中国共产党重要文件外，还有一封写给蒋介石的信。没有严刑拷打，也没有威逼利诱，顾顺章立即叛变，但是要求面见蒋介石方能供认其掌握的机密。
顾顺章在中共时专门负责惩治叛徒，他非常清楚叛变意味着什么。他之所以一被捕就敢于叛变，说明了他背叛的念头早就形成，这一点可以从瞿秋白的遗孀、和顾顺章共事过的杨之华的回忆中得到证明——顾顺章叛变后，中共中央特科在顾妻室内搜出了顾顺章早就亲笔写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信中说，如果蒋介石相信他，他可以把共产党从中央到支部的各种组织关系，一概交出。杨之华与顾顺章曾同在中央机关工作，彼此很熟，杨之华回忆，顾顺章有几个特点：一、“人矮，精干，多计谋，滑头，勇敢，变戏法的技术很高明”；二、“不多说话，也不曾对同志说过自己的履历和社会关系”；三、“平日不看文件，开会不常说话”；四、“生活浪漫、腐化，吸鸦片、玩伎女，打老婆”。中统特务万亚刚回忆顾顺章其人，说他执行任务时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但平时与人相处，却态度和蔼诚恳，使人乐意与之亲近。20世纪50年代，香港出版的《徐恩曾回忆录》中，也说顾顺章“说话很风趣，处世经验丰富老到，很富人情味，善于揣摩人的心理，对人态度和蔼诚恳，使人乐于亲近。”顾顺章清楚，南京国民党的特务系统中潜伏有中共的卧底。因此，在汉口被捕后，他立即要求直接面见蒋介石，并告诫特务们不要事先向南京发报。但汉口方面按捺不住抓住大鱼的兴奋，蔡孟坚随即向其上司徐恩曾密电此事，不料徐的机要秘书钱壮飞是中共间谍。当顾顺章得知电报已发往南京时，跺足长叹道：“抓不住周恩来了！”钱壮飞通过李克农抢先通知了特科，导致顾顺章掌握的情报价值大减；但即使如此，也仅仅是“避免了毁灭性的打击”而已，由于顾顺章所处的极高地位，以及其家属很多都参与了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致使当时上海等地的地下党机构几乎完全被摧毁，多人被捕杀。
顾顺章被押解到南京的第二天，就向特务机关指认了中共领导人之一的恽代英(其时，恽代英正被关押于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化名王作霖，身份尚未暴露)。结果，在恽代英经党组织多方营救，眼看即将出狱脱险之际，却被敌人杀害在南京雨花台。
顾顺章一面千方百计破坏中共在各地的组织和机关，搜捕其人员，一面为中统对付共产党献计策，并为其培训特务。曾为顾当过贴身保镖的林金生称：“在中统特务疯狂破坏中共地下组织过程中，顾顺章经常亲往策划、指挥。”突出的一例即是1931年6月，顾顺章带领特务捕获中共另一领导人蔡和森，终致蔡惨死狱中。
满门尽灭由周恩来亲自指挥，顾顺章全家被灭门。行动时，顾家的9个成年人一个也没放过。因为市内不敢开枪，用刀则血迹不好处理，所以采取了绳勒的方式。又因尸体难以运出市外，只好在院内花坛下挖了深坑掩埋，上面还抹上水泥以防腐臭外泄。而对两个未成年人，顾8岁的女儿顾利群和12岁的小舅子张长庚，周恩来特别强调孩子是无辜的。于是，女孩被送到了保育院，张长庚则放回家。
1931年6月，顾顺章全家十三人已被周恩来带同王竹友亲手铲除，分别在法界甘斯东路爱棠村十一号及公共租界武定坊三十二号，新闸路斯文里七十号等处掘出尸体三十余具，彼时上海各报才发布该案大新闻，致使全国大为震惊，死况甚惨。
即便如此，心存仁厚的周恩来还是惨然不乐。据当事人陈养山回忆，从不抽烟的周恩来当时破例要了一支烟，抽了一口就呛得直咳嗽，说：“我们今天这样做是万不得已，也不知道将来的历史怎么评价我。”这件事被尼克松写进了他的名著《领袖们》一书中。
此后的几十年里，周恩来再也没有碰过烟。
然而，周恩来的一念之仁还是酿成了大祸。张长庚回家后，顾向他询问其他亲属的下落，张长庚回答不知道。于是，顾让他每天在街口等候，发现熟面孔就立即指认。几个月后，中央特科的王世德骑车经过，张长庚认出他，追上前揪住他不放，身边的特务立刻一拥而上，将王世德逮捕。
王世德贪生怕死，供出了顾顺章家属的下落，并带着国民党特务去掘尸，成为当时轰动上海的“海棠村掘尸案”。受此案牵连，中共又有一批秘密机关遭到破坏。
其后数年，顾受徐恩曾指令在南京开设了间谍技术训练班，其熟练的技术深受好评。1933年，戴笠将其借调去负责军统的筹备训练工作。
累累罪行顾顺章被捕后即叛变，并供出所知一切中共机密。据当年也在中央特科工作并参与组织撤退的聂荣臻元帅回忆说：“当时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必须赶在敌人动手之前，采取妥善措施。恩来同志亲自领导了这一工作。把中央所有的办事机关进行了转移，所有与顾顺章熟悉的领导同志都搬了家，所有与顾顺章有联系的关系都切断。两三天里，我们紧张极了……”由于中央及主要领导及时转移，特务们一无所获，令徐恩曾十分沮丧。
由于顾顺章知道的内幕实在太多，他的叛变让中共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毕竟，许多基层的“交通线”和“联络员”，都是顾顺章一手建立起来的，而这些，连周恩来都不可能尽知。
顾顺章叛变后，武汉方面的中共“联络员”全部遭到捕杀。同时，几个中共要人也死于顾顺章之手。当时，恽代英被关押在南京，化名王作霖，国民党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而中共方面的营救也有望成功。顾顺章一到南京，立刻揭露了-，恽代英旋即被处决。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也是因为被顾顺章摸清了习性，才遭到逮捕的。当时，中央为了保护-，让他去江西的“苏区”。谁料，-临行前却不顾周恩来的告诫，偷偷去与情妇会面并迟迟不归，最终落入了顾顺章的埋伏。
-被捕后立刻叛变，出卖了组织和同志。虽然蒋介石得知后急电暂且保留向的性命，但急于邀功的国民党上海当局还是于1931年6月23日晚将他枪杀了，前后不过两天时间。行刑前，-跪在地上，苦苦哀求饶他一命，但还是难逃一死。他同顾顺章一道，成为了中共党史上最受唾弃的人物。周恩来曾这样评价-：“他的节操还不如一个伎女。”1931年6月，顾顺章亲自带人到香港，抓获了中共政治局常委蔡和森。蔡被捕后，被引渡到广州，惨遭杀害，年仅36岁。
1933年，陈赓在上海治好腿伤即将返回苏区前夕，也在上海落入了顾顺章布下的罗网。只因陈赓早年对蒋介石有救命之恩，在宋庆龄等各界人士营救之下，蒋介石对其“特赦”，他才逃过一劫。
1932年，中共中央决定迁往江西，因为在上海实在无法立足了，由于顾顺章的叛变，中共在城市的工作极难开展。顾的危害有多大？-被捕后，接任的总书记王明担惊受怕，竟让康生、陈云为其在上海郊区租了一整层楼，深居简出，中共中央为此支付了一笔可观的租金。到了1931年7、8月，中共在上海的组织一再遭到破坏，王明害怕留在上海，辞去中央总书记，跑到了莫斯科。
顾顺章可以说是中共地下党的克星。他叛变后，那些曾经与他相熟的人，在上海完全待不下去。比如周恩来，长期直接指挥顾顺章。顾顺章已经对他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活动规律、伪装技巧了如指掌。而周恩来亲自带人勒死了顾顺章的家人，也使得顾对他恨之入骨，必欲捕之而后快。周恩来的地下工作经验再丰富，也不得不离开了。最高通缉顾其后指认了恽代英，抓获了-、蔡和森等人，随后，由于顾的叛变对中国共产党造成了严重损失，鉴于顾顺章穷凶极恶，对中共白区工作造成了极大危害，中共决定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名义，对顾发出“通缉令”。1931年12月1日发布的《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通缉令－－为通缉革命叛徒顾顺章事》，正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签发的。通缉令历数顾的种种罪行，并称：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特通令各级苏维埃政府，红军和各地赤卫队，并通告全国工农劳苦群众：要严防国民党-的阴谋诡计，要一体缉拿顾顺章叛徒，在苏维埃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应将他拿获交革命法庭审判；在-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每一革命战士，每一工农贫民分子有责任将他扑灭。缉拿和扑灭顾顺章叛徒，是每一个革命战士和工农群众自觉的光荣责任。
这份特殊的《通缉令》，可以说是对顾顺章下了“格杀勿论”的严令，在中共历史上，由中央政府对一个叛徒特下这种“通缉令”，可谓极为罕见。
叛徒下场顾顺章变节后，由于个人野心极度膨胀，不甘寂寞的他又企图组建所谓的“新共产党”，犯了蒋介石的大忌。终于被逮捕关押。顾顺章被囚于南京监狱，后转押于中统控制的苏州军人反省院。在此期间，陈立夫、徐恩曾积极进行置顾顺章于死地的活动，一面搜集证据，一面上报蒋介石批准。终于，蒋介石感到顾顺章已失去了利用价值，又对其试图组建“新共产党”的政治野心深抱恶感，点头同意对顾处以极刑。1935年6月，顾顺章被秘密处死于苏州监狱，死况甚惨，年约31岁。据知情者透露，因顾顺章在特务中名气甚大，传说其不仅精通化装术、魔术，而且会催眠术，甚至“土遁术”。为此，临刑前特务给顾穿了“琵琶骨”，以镇其邪术，防其逃跑（负责执行枪决的特务名叫吕瑞京，与林金生是熟人，行刑情况是他后来亲口告诉林的）。顾顺章死时年约31岁。由于顾顺章叛变时掌握著中共的高级机密，叛变后又破坏中共各地的组织，故有人称他为“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
改写历史顾顺章的叛变，改写了中共的历史，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此后中国历史的走向。1933年初，中共中央被迫从上海迁往江西的“中央苏区”。本来，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组织上，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立足于城市、致力于工人运动，才是中共的“正途”。在顾顺章叛变前，要让中共中央迁往乡村是不可想象的。无论是共产国际还是中国共产党，甚至毛泽东本人，都不曾想到会把工作中心由城市搬向乡村，也没有谁敢主张将党的基础从工人转移到农民身上。由于顾顺章叛变这一偶然事件，再加上左倾的城市暴-动，工人运动遭到镇压，元气大伤，中共中央最终决定从城市走向了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