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俞芬，原名刘玉芬，1918年生于河南省内黄县高堤乡大渡村。自幼丧母，由祖母和继母抚养成人。童年的坎坷遭遇，造就了她正直聪慧又富于反叛的性格，从小敢于反抗封建礼教、抵制缠足和包办婚姻，向往科学民主光明的新生活。
刘俞芬12岁到内黄县城女子小学读书，1935年夏高小毕业后，8月考入河南洛阳中学。时值华北事变，中华民族已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华北之大，再也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在学校地下党组织领导下，她挺身而出，担任了校抗日救国会主席，组织同学进行抗日宣传活动。经校内进步教师吴芝圃培养教育，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1938年临近毕业时，由于暴露身份，未到结业便经组织安排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同行者还有他的哥哥刘哲夫及其他几名同学。
由于当局的-阻挠，奔赴延安的爱国青年乘火车只能到达西安，之后，由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负责组织起来，一批批步行到延安。刘俞芬与同伴背着行李，步行在崎岖坎坷的山间小路上，脚上磨起了血泡，艰辛备尝。在抗日救国的崇高理想的激励下，一路上她不时地鼓励大家：“我们要锻炼锻炼，这点苦都吃不了，以后怎么长途奔跑打鬼子呢!”为了给大家鼓劲，她还热情地教唱抗日歌曲。每到宿营地，她放下背包就向老乡宣传。经过半个多月的长途跋涉，风餐露宿，终于到达延安，分配到縌邑县看花宫陕北公学分校第三十七队(女生队)学习，被选为分队长，管理学员的生活和军事。每天清晨，总能听到她带队出操时宏亮的口令。由于刘俞芬工作积极热情，关心同事，并且具有较高的文化理论水平。1938年夏她成为第三十七队学员中第一批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学员。经过3个月的学习，于当年11月毕业后，即留校分配到培养师资的高级研究班第三队。同年冬，作为陕北公学的代表出席了陕北青年抗日救国代表大会。
1939年春，为了粉碎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进行的经济-，边区政府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陕公分校和关中分校合并，到陕甘边界的何家山开荒。在动员大会上，刘俞芬第一个报名，并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极大地鼓舞了学员们的情绪。劳动中，她奋力开拓，挥汗苦干。由于她身材高大而又干劲十足，因而在同学中获得了“火车头”的美称。但她从不因此而一个人干到前面，总是帮助身边体弱的同志一起齐头并进，所以实际上“她是干得最多的一个”。开荒结束后，被校部评为“劳动标兵”。
1939年夏，中央决定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延安工人学校四校联合，成立华北联大，开赴敌后，为坚持华北抗战开展国防教育。对于刘俞芬，党组织有两种安排，一是到马列学院学习深造，一是到华北抗日前线，刘俞芬认为自己“是学生出身的党员”，应该到火热的斗争实践中去经受考验，所以选择了后者。7月，她随联大师生告别延安，开始了被罗瑞卿称为“二千五百里小长征”的千里挺进。他们乘“方舟”(方头木船)渡过了“奔腾叫哮如虎狼”的黄河天险，翻越了巍峨险峻的云中山、吕梁山，跨过了被敌人吹嘘为“钢铁-线”的同蒲路，象浩荡的铁流，滚滚向前，在5个多月的艰苦行军中，任校政治部-干事的刘俞芬，每天及时检查执行群众纪律的情况，督促各连队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保证所到之处秋毫无犯。行军途中，刘俞芬劳累过度，患了严重的妇女病。但她强忍病痛坚持工作。领导得知后劝她留在当地工作，她坚定地表示：“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不能离开队伍，不能脱离工作，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为民族解放事业，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战斗”。4月，联大师生胜利到达晋察冀边区，刘俞芬先后担任华北联大社会科学部党总支宣传委员、党委教育科干事、党建研究室研究员、党课教员等职务。1940年“三八”节时被评为华北联大“模范女干部”。1941年夏，与组织科长吕光结婚。
不久，日军对晋察冀边区进行了3个多月空前残酷的大“扫荡”。刘俞芬负责家属和女同志的转移。她不顾生死，顽强工作。当反“扫荡”胜利结束时，她却因劳累过度住进了医院。
1942年初冬，敌后抗日根据地进入了最为艰难困苦的时期。为了加强冀东力量，组织决定调吕光到冀东地委负责宣传工作。考虑到刘俞芬尚未病愈，联大校党委决定她继续留校。但她谢绝了组织照顾，毅然请求到最艰苦的冀东去经受锻炼考验。临行前，她非常愉快地到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向哥哥刘哲夫告别，并将珍藏多年的延安时期党中央领导同志的签字、纪念手章、结婚照片等交给哥哥保存。在送别会上，刘俞芬热情满怀，给战友们留下了“坚决抗战到底”，“抗战胜利后再相见”的赠言。之后与丈夫吕光等同志一起，告别学校，奔赴冀东抗日游击根据地。
从晋察冀到冀东，要辗转行进千余里，山高水险，困难重重，作为头一个也是惟一一个穿越重重-线的女同志，刘俞芬更是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代价。当时冀东敌伪正在集中兵力实施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实行疯狂的“三光”政策。平原上炮楼林立，沟壕纵横，部队、机关夜夜要转移，天天有战斗。在这种高度流动、高度分散、极其危险的游击战争环境里，吕光主持领导冀东地委(后为冀热边特委)宣传部(刘俞芬担任宣传干事)坚持出版了机关报《救国报》；下发时事宣传提纲；创办地委党内刊物《坚持》；组织成立了群众性文化组织——新长城社；出版了综合性文化刊物一《新长城》。这些有力地促进了冀东地区文化工作的开展，瓦解了敌伪势力，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
1944年初，冀东游击根据地形势初见好转，宣传工作更加蓬勃地开展起来，刘俞芬突然意外发现自己怀孕了。为了抗日大局，她毅然决定割舍母爱亲情。在征得丈夫同意之后，请军医刘静文为她做了人工流产。只休息了两天，又不顾一切地投入了工作。
10月上旬末，冀热边特委、行署、军分区在丰润北召开扩大工作会议，17日拂晓突遭日军独八旅团3000余兵力的奔袭合围。全体干部战士在周文彬、吕光等领导指挥下浴血拼杀突围，殊死搏斗。刘俞芬冒着弹雨，鼓励大家：“响应周文彬同志的号召，为牺牲的同志们0，冲出去就是胜利”。在冲杀中，一颗子弹飞来，射中了她的胸部，她强忍剧痛推开警卫员：“不要管我，你们一定要冲出去!告诉吕光，我不行了，希望你们安全冲出去……”看着警卫员向山下冲去，刘俞芬舒了一口气，之后，她昏倒在地。
当敌人冲上山时，刘俞芬从昏迷中醒来，她挣扎着将最后一颗手榴弹投向了敌群，敌人倒下了十几个，其余的几个一齐用刺刀刺向身负重伤的刘俞芬。在这场突围战中，吕光也不幸殉国，牺牲时尚不满30岁。
敌人撤退后，干部和群众用清水擦洗辨认着烈士的遗体，并将在这场战斗中牺牲的430名烈士安葬在马头山下。“青山有幸埋忠骨”。从此，马头山与430位烈士的英名，一同载入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史册。
刘俞芬、吕光夫妇生前曾在陕公和华北联大勤奋工作多年，给成仿吾校长留下了深刻印象。当得知他们英勇牺牲的噩耗时，成校长十分悲痛，高度评价他们夫妇“都是作风正派，对党忠诚的好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