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应贵,1963年2月出生在四川省安岳县龙台区岳溪乡龙盘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984年12月参军入伍。在部队,邓应贵先后当过炮手、炊事员、饲养员、班长,无论在哪里,无论做什么工作,邓应贵都任劳任怨,尽职尽责。他当新兵时,被评为训练标兵;做炮手时,是连队的技术尖子;担任班长时,所在班训练成绩在连队最突出。由于表现出色,他先后受到连队嘉奖两次。
1986年3月,连队在团农场搞生产。邓应贵和一名战士承担了饲养20头小猪和四头大猪的任务。农场驻地偏僻,方圆10多里荒无人烟,环境恶劣,条件十分艰苦。这名战士看到这种情况,对邓应贵说:“这活不好干,咱们趁早别干了。”邓应贵说:“再苦的工作也得有人干。”耐心说服战友,下决心把猪喂好。住房破旧,他们动手修整;没有门窗,找来木条钉成栅栏门,在窗子上蒙起塑料布;没有猪圈,他们就在一块荒地上用捡来的石头和树枝搭建。这一带经常有狼袭扰,为防止猪被狼吃掉,他们就住在猪圈旁的一个马棚里看护。缺少饲料,邓应贵每天到15里外的山阴县农牧场豆腐坊挑两趟豆渣,还要打猪草补充饲料。挑豆渣最累,邓应贵每天早上6点起床挑一趟,中午不休息挑一趟,每担豆渣七八十斤重,风雨无阻,坚持了近五个月。在这期间,由于受寒着凉,邓应贵患了腰疼和胃痉挛。8月份这名战士调走,邓应贵一人挑起两付担子,喂猪七个月,为连队创造了近3000元的收入。
邓应贵工作积极负责,曾有多次立功受奖的机会,在荣誉面前他表现了很高的风格,先后多次让功让奖。1985年底,排里报邓应贵受连嘉奖,他听说后,主动对排长说:“我们班长一年工作很辛苦,他马上要退伍了,要奖就奖励班长吧。”1987年底,全连一致评选邓应贵和马学军立三等功,按规定连队能有一名战士立功。邓应贵找到连长和指导员说:“小马今年就要退伍了,给他报功,我明年再争取。”党支部研究时认为他俩都符合立功条件,鉴于邓应贵主动谦让,决定给马学军报请三等功。在入党问题上,邓应贵把从思想上入党看得比组织上入党更重要。
1987年4月份,党支部决定发展邓应贵等四名同志入党,但团政治处只同意发展三人,邓应贵听说后,主动要求进一步接受组织的考验。1988年1月,邓应贵被接收为中共预备党员,虽然被推迟八个多月入党,但在战士心目中树起了一个合格党员的形象。
邓应贵在军事训练上毫不含糊。他经常对班里的战士说:“当兵就要习武,军事技术必须过硬。”他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炮兵训练对他来讲并不轻松,通过刻苦钻研军事技术,他成为全连的训练尖子。为了掌握专业理论,邓应贵积累资料,拜师求教,对高炮专业的应用数据基本理论熟记如流。在实际操作中,不管是严冬还是盛夏,邓应贵都一样认真。在第一年当炮手时,冬季训练很艰苦。塞北的严冬,气温零下20多度。装炮弹不能戴手套,双手抓着冰冷的教练弹痛得钻心,邓应贵的手上都裂开了口子,仍坚持训练,终于成为全连最快的装填手。他并未就此满足,潜心学其他炮手业务,很快成为全能炮手。他负责组织全连30名五六炮手训练,考核时每个炮手都达到了优秀成绩。1987年8月,连队参加集团军组织的高炮分队实弹射击比武,他带的班两次参加单炮射击,成绩均为优秀。
当战士时拼命地工作,当班长后干劲更足。担子挑最好重的,工作干最累的,大家说邓应贵是“拼命三郎”。1988年4月,连队担负了大秦线电气化铁路朔县至宁武段挖电缆沟的任务。每天任务人均20米。班里有几名战士年小体弱,干这样的活吃不消。邓应贵就每天给自己分两个人的任务,给体弱的战士少分点,他经常中午一个人留在工地挖沟,让班里的战士给他往工地带饭。遇到难挖的地段,白天挖不完,就晚上加班干。一天中午,邓应贵的胃病突然发作,疼得他双手抱住膝盖顶着胃部滚作一团,连长让他休息几天,他只休息了半天又上了工地。施工一个半月,在他的带领下,全班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1987年5月24日下午4时左右,山西省雁北地区矿业公司岱岳运销站的三个共储存50吨的汽油罐突然着火。团里紧急出动,赶赴火场灭火。邓应贵随同连队赶到火场时,起火油罐的火苗顺着罐口喷出20多米高,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在着火油罐南侧10多米处有一个用篷布、油毡、木板搭起来的工棚,四周还堆放着五方杉木杆、竹脚手架板和草袋子,这时也开始着火。当时连队的任务是维持火场秩序,劝居民转移。但邓应贵看到工棚起火的情况后,向全班战士喊了一声:“跟我来!”便不顾一切地冲向棚子。他爬上棚顶后,用木棍把棚顶上着火的电线打断,尔后,接过战士和民工们递上的盛满水的水桶,先扑灭了棚顶的火,又居高临下地泼水浇灭了草袋子上的火,带领战士们拆掉工棚,搬走附近的木料。这时消防车来了,工棚的拆除正好为消防车开辟了救火的通路。他和同班战士吴春祥帮助-员接通了一辆消防车的消防水龙带后,他又乘着另一辆泡沫消防车到着火油罐前,协助-员灭火。经过军民一个多小时的奋战,终于扑灭了大火。但邓应贵的脸上起了许多水泡,眉毛头发被烧焦了,腿脚也被划破。在场的群众赞扬邓应贵是一个“不怕死的英勇战士”。
当战友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时,他更是竭力相助。1987年7月的一天,连队组织操炮训练。战士俞清明担任三炮手,因想熟悉一下五六炮手的动作要领,便违反操作规程,乘别人不注意拉开了六炮手炮栓握把,装弹后忘记将握把放回原位,无意中将右胳膊放在握把的正前方,炮栓握把是05厘米厚、3厘米的铁条,击发弹回的力量可以击断直径3厘米左右的木棍。就在二炮手将要击发,他的胳膊就可能被击断的瞬间,邓应贵猛扑过去,一把拉开俞清明。俞清明的胳膊没有受伤,而邓应贵因用力过猛,右腿膝盖碰在炮台上,鲜血顿时流了出来。
邓应贵心里只想着他人的欢乐幸福,从不顾及个人的困苦。他把让别人生活得更幸福作为自己的人生准则,在短暂的一生中,走到哪里,就把真诚和友爱播撒到哪里。
他担任了连队学雷锋小组的组长,经常带领小组的同志打扫团礼堂、澡堂、机关办公楼、家属院等公共场所的卫生,有时白天工作忙,他们就提前起床去干。个别同志觉得这样又脏又累,有点泄气。邓应贵就鼓励说:“我们的辛苦换来的是大家的舒适,再苦再累也要坚持下去”。营房对面是山阴县光荣院,住有22名66岁至81岁的荣复军人,邓应贵每个星期都要带着学雷锋小组到光荣院做好事,给老人理发、擦玻璃、扫院子、打水,一直坚持了两年多。老人们都夸邓应贵是个“好后生”。部队没有暖气,每当冬季降临,大家都为修火炉伤脑筋。邓应贵就自购了泥抹子和瓦刀,学习砌炉子的技术,经常帮助别人修炉子。炊事班的水池子漏水,猪圈损坏,他都主动修好。他外出办事,也主动帮助群众解难。1988年4月13日,邓应贵去县城买东西,当走到火车站交叉路口时,一位背着一个大包袱的老大娘吃力地向邓应贵走来,打听去夏家窑村怎么走。他没顾上办自己的事,对大娘说:“我送你去,咱们是同路。”他绕道十多里把大娘送到亲戚家。
1988年邓应贵回家探亲,他和同乡战友周树彬乘上了从成都开往重庆的列车。刚到第二个小站,有一位旅客了下车,空出一个座位,一名青年坐上了,另一名青年又去挤,俩人发生了争吵,并动起手来,先坐上的青年突然从兜里掏出匕首,顶在挤座位青年的左侧胸部。相隔一丈来远的邓应贵快步冲上前去,一把抓住那青年拿刀子的手,劝他们说:“大家出门在外,要互相体谅,不能动刀子!”在他的开导下,很快平息了事端,旅客们对邓应贵投去了赞许的目光。
1988年7月1日下午5时许。邓应贵家乡龙盘村18岁女青年张佳秀和她16岁的妹妹张佳英,乘着14岁少年王明德撑的小木船过琼江河时,突然一阵风,把小船刮翻。三人全部落水,张家姐妹不识水性,生命危在旦夕,在河边打猪草的女青年薛维芬见此情景大声呼喊:“有人落水啦!”“快救人啊!”撑船的王明德游上河岸后,也大声呼救。这时,回乡探亲的邓应贵正在离河边20米处的玉米地里打猪草,听到呼救声,立即向河边跑去,边跑边扔下背篓向迎面走来的薛维芬迅速问明情况,不顾自己水性不好和水情复杂,未脱衣服就跳入河中,向落水者游去。他一把抓住张佳秀的手,因张佳秀未能拉住而滑脱。邓应贵又上前拉住她的胳膊,将其至岸边,交给本村17岁的男青年张怀兵。此时,邓应贵的体力消耗已经很大,脸色发青,全身发抖,连话也说不出来,但他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毫不犹豫地再次向河心游去。这时,张佳英背着背篓,还在水中时沉时浮。邓应贵上前拉下了张佳英身上下坠的背篓,拉着潜入水中去救张佳英,但因筋疲力尽,杂草缠身,就再也没有浮出水面。赶来的群众首先把张佳英救上岸,又去摸沉入水底的邓应贵,等到将他打捞上岸时,他已停止了呼吸。张家姐妹得救了,邓应贵却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邓应贵牺牲以后,组织上清理了他的遗物,只有两套旧军装,一双旧皮鞋,七个记了四万余字的笔记本,还有《星火燎原》、《做“四有”革命军人》两本书。他留下的物质遗产微不足道,但留下的精神财富却极其宝贵。家乡的人们怀念他,说他是“难得的好孩子”、“是家乡的光荣和骄傲”。驻地的群众怀念他,称赞他是“部队培养出来的好战士”。
邓应贵用短暂的一生,实践了自己“让别人生活得更幸福,就是我最大的幸福”的愿望,谱写了一曲新时期革命战士无私奉献的颂歌。
1988年12月,政府有关部门批准邓应贵为革命烈士,1989年4月北京军区党委授予他为“舍己为人的好战士”荣誉称号。
(阳玉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