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可然，原名蒋昌繁，化名蒋君甫、向远等，1915年2月18日出生在四川省武胜三溪乡长深沟一个农民家庭。兄弟姊妹六人，父亲早年去世，家境十分贫寒。
蒋可然幼年在长深沟东王庙读私塾，1929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武胜县第三小学(沿口小学)读高小。1931年秋，考入岳池县立初级中学，次年，转至遂宁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学习，后因家庭困难辍学。1933年10月，考入重庆川江航务管理处第三期训练班。结业后被分配到重庆港口任督察员。在此期间，受中共秘密党员陈士奇的启发和影响，他阅读了不少进步书刊，参加革命活动，开始接受马列主义思想，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在共产党的影响和一些共产党员的帮助下，先后参加了“业余读书会”、“抗日救亡队”等进步团体，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革命洪流之中。由于对川江航务管理处某些官员0贩私、-受贿、00的丑恶行为不满向上司提出航管工作的改革意见，触犯了上司。1937年9月，蒋可然愤然辞职，离开重庆返回武胜老家。
1938年，蒋可然在重庆野猫溪创办一所民众学校，宣传抗日救亡。他在地下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做了很多抗日救亡的群众工作，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同年冬，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初，蒋可然任中共巴县县委书记，那时他还不到24岁。他到巴县后，积极开展工作。深入乡村、工厂、学校发动群众，积极而又慎重地发展党员。他还创办职工夜校、青年补习班、农民识字班等，宣传革命真理，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深得称赞。一个农民识字班学员曾作诗夸奖：
“巴县有个小老蒋，
日夜操劳工作忙。
教导群众学文化，
甩掉文盲心里亮。
号召群众救中国，
神州吐沫汇海洋。
同仇敌忾御外侮，
鬼子绝没好下场。”
1940年2月，党组织派蒋可然同志担任梁(山)大(竹)中心县委书记。他认真贯彻党中央关于隐蔽精干的方针，整顿梁大中心县委及所属各党组织，深入工农群众和广大师生之中，宣传我党的抗日救亡方针、政策，领导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反对蒋、汪的投降-活动。1940年初，领导了梁山县中的-斗争，反对学校当局破坏师生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全校师生近千人前往县政府-，提出要民主、要抗日、要读书等条件。并粉碎了国民党特务利用学生-事件查捕中共地下党的阴谋，避免了党组织受损失。最后，广大师生赶走了在校的国民党特务，赢得了这场斗争的胜利。
蒋可然无私无畏、忠于党、爱护同志，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在他的精心安排下，中共梁山县委、达县县委等地下党组织得到妥善转移，避开了敌特的搜捕，保存了革命力量。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加紧了对中共地下组织的破坏，梁山、大竹等地的环境险恶。同年7月，蒋可然调任北碚中心县委书记。领导和组织当地党员长期隐蔽下来，利用公开身份开展秘密革命活动，同国民党反动派开展斗争，取得可喜成绩。后因身份暴露，-断掉组织关系，于1945年6月，回到武胜县三溪老家。
蒋可然回到武胜后，其弟蒋怀瑾(中共地下党员)利用伪乡长的职权，安排兄嫂蒋可然、刘文涛(中共党员)到三溪小学教书。在此期间，蒋可然曾先后到重庆、上海等地寻找党组织，但没有联系上。蒋可然毫不气馁，仍然坚持开展革命活动，千方百计地抓伪乡、保政权，建立了不少农会组织。1947年，中共川东临时工委书记王璞对蒋可然作了全面的审查，了解到他组织观念强，与组织失去联系后，仍坚持开展革命工作，并做出了很大成绩。经调查了解后，给他们夫妇恢复了组织关系。1947年秋，成立了中共三溪乡支部，蒋可然夫妇与同志们一道在三溪一带积极开展地下革命活动。1948年1月，中共武胜县特支委员会成立，蒋可然任群工委员，1948年2月，又成立中共川东第八工作委员会，蒋可然任委员。
蒋可然与罗永晔等人一道，不分白天黑夜，奔走于武胜、岳池、合川的穷乡僻壤之间，积极组织党员和革命群众开展地下活动。他白天在三溪小学以教书为掩护，晚上深入到贫苦农民家里去宣传解放战争的形势和“农民翻身会”的好处，他总是慷慨激昂而又生动形象地说：“一根筷子易折断，一把筷子扳不弯，我们农会会员只要抱成团，旧制度、旧政权，没有推不翻的……”在蒋可然等的领导下，三溪乡农-动搞得如火如荼，到1948年秋，全乡十个保就有九个保组织了“农民翻身会”，会员达300多人。蒋可然组织农会会员进行“三抗”(抗丁、抗粮、抗税)斗争，并派地下党员和农会骨干分子进行“三抓”(抓政权、抓武器、抓武装人员)斗争，逐步控制了乡保政权的0弹药，为华蓥山武装起义创造了条件。
1948年4月，中共重庆市委刘国定、冉益智等叛变，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中共川东临时工委决定提前举行武装起义。7月下旬，组成“西南民主联军华蓥山游击纵队第八支队”，由蒋可然、蔡依渠负责，计划攻取三溪、新场、飞龙后，与第七支队会合，同上华蓥山，建立根据地。
8月17日，三溪乡起义爆发，由于准备不充分，起义暂告失败，原计划未能实现。蒋可然带领部分起义队员去和王璞率领的第三、第四支队会合。
1948年9月2日，王璞带领的第三、第四支队与蒋可然带领的第八支队部分队员，在岳池县三元寨会合。
当晚，王璞召开了起义部队指挥员军事会议，分析了当前形势，号召部队要以顽强的革命毅力，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准备粉碎敌人的围剿。会上决定将部队统编为“西南民主联军川东游击纵队”，设三个大队和一个突击队。秦鼎任突击队长，蒋可然任突击队指导员。会议刚结束，由国民党少将樊岭率领的3000多人的联合“清剿”队，追赶至三元寨附近，占领了三元寨四面的要地。司令部根据这一紧急情况，命令三元寨附近的小分队，立即集中于三元寨，作好战斗准备。
9月3日凌晨，司令部下达了战斗命令，各大队立即分头进入战斗岗位，突击队在蒋可然、秦鼎的带领下迅速下寨，坚守住三元寨上的唯一通路。
中午，马鞍山方向来的敌人首先向起义军突击队发起攻击，霎时，机枪、步枪、冲锋枪子弹如暴雨一般向突击队阵地倾泻而来。敌人以强大的火力为掩护，让几十个敢死队员冲在前面，后头大队紧随，向突击队的阵地发起冲锋。突击队员们在蒋可然的指挥下隐蔽埋伏，沉着应敌。敌人见起义军毫无动静，便发出豺狼般的嚎叫，疯狂地向突击队阵地冲锋。当敌人距离50米左右时，蒋可然一声令下“打”，我突击队的机枪、步枪、手枪一齐猛烈射击。这突然的还击，打得敌人丢盔卸甲，滚的滚，爬的爬，喊爹叫娘，尸横遍野。那些所谓的“敢死队”也狼狈地逃回了马鞍山。以后，敌人又多次发动进攻，均被我军击退。
三元寨战斗，从头天上午一直打到第二天晚上。起义军先后打退敌人数十次疯狂进攻，自己无一伤亡，敌人却死伤数十人。直到晚上10点过，敌人害怕起义军夜袭，才不得不龟缩于对面山上。
9月4日晚，王璞召集指挥员军事会议，商讨对策。一部分人主张继续打下去，给敌人以重创；一部分人认为应该坚守，以逸待劳。这时，蒋可然站起来说：“同志们，目前形势对我们相当不利，敌人数倍于我们，而且重庆、南充等地的敌人正相继赶来，三元寨已处于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况且三元寨无险可守，继续打下去我们肯定要吃亏。我们应该保存革命力量，迅速甩掉敌人，乘黑夜突围。”经过讨论，王璞决定采纳蒋可然的建议，迅速甩掉敌人，向武胜县石盘乡、合川县金子乡一带转移。
当晚，部队神出鬼没地撤出了三元寨。因天黑下雨，部分起义人员掉队，蒋可然奉命率人前去寻找。9月5日，在南充县兴隆场附近被敌乡丁发现，不幸被捕，押至岳池监狱。后转到重庆，关进震惊中外的杀人魔窟——渣滓洞监狱。
1949年11月，刘邓大军的隆隆炮声震撼着山城，盘踞在重庆的美蒋特务见大势已去，在仓惶逃窜之时，疯狂地开始了大-。蒋可然与江竹筠(江姐)等30多位难友，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民族解放万岁”从容地走向刑场，在电台岚垭英勇就义，用自己光辉的足迹，谱写了一曲壮丽的人生赞歌!
1950年2月，重庆市人民政府批准蒋可然为革命烈士。1984年9月1日，-为英烈们题词：“永远纪念千百万为建立新中国而牺牲的革命烈士!”9月17日，廖志高为英烈们题词：“在敌人面前英勇不屈、壮烈牺牲的烈士们的革命精神，将永远受到人民的敬佩!”
(滕明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