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仁叔（1903～1931），又名仁杰，字吉甫，号家瑞，西充县青狮镇苦竹垭村人。杨仁叔幼而好学，日有所长，渐对“有势利之心、依人作威、刮从民财以充欲望者痛心愤恨”。
杨仁叔认为“研究学问，是我们自己的事，不当靠着人家督促的。要服务社会，做有益的分子，亦不得不尽心研究，也是不必要让人劝勉才鼓劲的”。1923年1月，他不顾父母劝阻，毅然离乡去成都宾萌公学求学。在学习中，经过比较使他认识到“新文化，真是改良社会的工具，倘中国教育普及，前程还未可限量”，因而“常以有志者事竞成自励，愿效愚公移山之举不审”，立志“改良社会，以富强我中国”。
1926年秋，杨仁叔到上海大夏大学政法系深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写信规劝其父说：“乡间一般贫民和城市中一般工人，是多么苦啊！一天苦到晚，还得不到一个温饱，我们应该和他们抱一点同情心”。
“四·一二”之后，上海血雨腥风，不少学生被逼失学，而杨仁叔不避艰险，坚决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这时，叛徒王光宇从上海逃回老家青狮，以妖言恐吓杨德儒说：“杨仁叔为一-危险分子”。这可使只有独子的杨先生丧魂失魄。他一面修书命仁叔“急束装归家”，一面削减费用资助，施以经济压力。杨仁叔节衣缩食，忍饥挨饿，即使贫病交加，也不肯动摇革命志向和放弃对崇高理想的执著追求。他致信父亲说理言义：“社会需要我迫切，还是家庭需要我迫切呢？家庭是社会构成者之一小部分，如果大的社会问题解决了，家庭亦当不成问题的随之而解决”。
1928年夏天，杨仁叔受组织派遣回到故乡。他组织了一个“农民亲善会”，入会者30多人。他利用该会宣传农民群众，号召大家互敬互爱，联合起来，共同与地主阶级作斗争。他带领亲善会会员到南部、阆中、广元一带探测地形，积极筹备开展武装斗争。
1929年，杨仁叔到成都开办日新工业印刷厂和1家书店。一方面利用这些场所，为党组织活动提供据点，一方面以对外营业来换取组织活动经费。他还以拖黄包车作掩护，常年破帽旧衣，奔走于大街小巷，组织群众进行斗争。
他利用西南大学校舍，开办贫民夜校，招收工人贫民中不能入学的青少年入学。他对学员进行革命和文化教育。
杨仁叔也常常公开出没于工人、学生斗争的行列。1930年“五·一”节，成都工人开展庆祝活动，举行--，杨仁叔在独轮车工人中督队，带领一群工人，猛烈地摧毁了南台寺外国人的围墙。“五·四”青年节，他又组织学生-，反对杨森霸占工学院，要求学生有择师自由权。杨森调集警察部队，冲散学生-队伍，抓捕学生首领，疯狂地进行镇压。
1930年9月，在广汉兵变中，杨仁叔组织西南大学学生印发“十大政纲”，进行宣传讲演，还带领学生运送武器弹药去接应、支援，配合曹荻秋、任白戈的行动。
1931年春，蓉城凄风苦雨，反动-挨户搜查，天天捕人杀人。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党组织安排杨仁叔转移。二月，杨仁叔改名杨德光，以《新蜀报》记者身份下渝州，杨仁叔担任中共川东特委组织部长、代理书记。6月，川东特委改设中共江（北）巴（县）中心县委，杨仁叔又任组织部长。
9月9日，杨仁叔在重庆十八梯1家茶馆中与江巴中心县委军委书记李家俊接头时，遇敌侦缉队。杨仁叔被侦缉队中的一叛徒刘文达指认，遂不幸被捕。敌人千方百计对杨仁叔诱降。西充旅渝的军官和一些政客，为刘湘卖命，纷纷前去辗转游说。杨仁叔的舅父严纯武也受刘湘之命，对其苦口相劝。严纯武对杨仁叔说，只要你说一句“共产党不好”，便可安然脱险，恢复自由，而且还能得到高官厚禄。杨仁叔严辞拒绝：“你去做你的官，我当我的囚犯。我愿作共产党的鬼，不做国民党的官。”
杨仁叔被捕之后，江巴中心县委积极组织营救。不几日，就杀死了刘湘的特务数人，刘湘恼羞成怒，下了毒手。9月20日，从刘湘的军部到较场坝，-夹道，荷枪实弹，如临大敌。而杨仁叔颜色不变，神采飞扬，沿街宣传共产主义，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不止。两旁观众，多有叹息，且为之下泪。杨仁叔英勇就义，时年27岁。
杨仁叔的遗体由驻渝经商的表兄收殓，灵柩送回故里安葬。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授予杨仁叔“革命烈士”光荣称号。
1983年3月，西充县人民政府重新修复杨吉甫墓地，立碑志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