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伯良（1903～1990年），又名骏，西充县太平镇人，重庆市第一面粉厂厂长，著名爱国实业家。西充县育英中学（前身西充县私立育英中学）创办人。
1920年，鲜伯良带着10多元路费，离开家乡，到重庆谋生，受聘于川康督办公署，管理财务，挣到了一笔钱。1925年，天津人单松年以4万元独资在重庆创办新丰面粉厂。1927年改为合伙经营，资本额增至10万元。鲜伯良投入股本3000元，担任了常务监察，后又担任协理。1934年新丰亏折过甚，无力继续经营。鲜伯良以9万元承顶新丰业务，改组成立了复兴面粉厂。
复兴厂成立后即正式申请注册为公司组织。所集资金除偿还必须付出的部分债务外，所余不过3万元左右，仅能维持2个月的产销费用。公司董事长鲜英，曾任川军十师师长，后又是刘湘部队的参赞；监察何化衡，系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其它如刘湘部队的军医处长贾文琴、财务科长朱大维、范绍增师部的经理处长李汝衡等，均分任董事和监察。在军阀割据，刘湘称霸的年代，有了这些军政要员参与，为复兴厂的经营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复兴厂改进技术设备，发展生产，同时精简机构，紧缩开支。对原有职工实行“汰弱留强”。鲜伯良认为，面粉销路是否能打开，关键在于能否降低成本，实行薄利多销。他发现在生产过程中无法将麦粒一次磨净，需经过几次回麸操作，不仅多耗工，而且影响出粉率和品质的提高。为了降低成本，必须解决操作技术问题。鲜伯良派员赴汉口参观福新面粉厂，请技师来厂协助改进技术设备，解决了不能一次将麦粒磨净的问题，日产量也由原来的300包提高到1000包。在产品销售方面，为了同先农、岁丰二厂竞销，复兴厂在市中区专门建立了特约承销店20家，签订合同，规定货源由复兴厂保证，不得承销它厂面粉。又利用水轮运输之便，在长寿、涪陵、万县等地设庄推销。市内外推销机构的建成，使复兴厂销量占重庆机制面粉市场的1/2以上。不久又因刘湘在绥定方向与红军作战，万县成为其军队转运粮秣的据点，面粉销量骤然猛增数倍，营业情况日益好转。因此，复兴厂成立后，第一年度决算就盈利。而先农厂由于历年亏折，虽经几度增资亦不能扭转劣势，拖至1935年，濒于断炊境地。1938年，先农终于无力继续经营，鲜伯良以4万元接顶过来，改为复兴第二厂。原厂命名为复兴第一厂。为了综合利用2厂储备的磨辊等主要器械，又添购了磨粉机三部，于1940年安装竣工投入生产。第二厂的日产量遂由300包提高到1200包。1943年南充面粉厂建成，安装磨粉机四部，日产面粉600包。于是一厂、二厂、南充厂日产量共为2800包。这是复兴厂发展最高峰。
复兴争夺土制面粉市场是在与同业竞争中同时展开的。复兴厂发现土制面粉仍占全市销量的3/4，于是决定从批发和零售两方面进攻。零售，采取在邹容路口复兴公司所在地出售用特等面粉制成的白糖“蒸馍”的办法。由于地处交通要道，兼以免费供应茶水，确是顾客盈门，大有应接不暇之势。用次等面粉制成切面，在沿江码头劳动群众聚集处出售“旺实”面条。制成各种等级的干面，委托各糖果店代销等多种方法，所有零售均一律按批发计算。这样，从零售环节推销出去的面粉约占复兴和先农两厂总产量的1/5。市区80多户切面店，每月需用面粉20万公斤以上，但他们将机制面粉做的面条仅供特殊顾客之用，故数量少利润高，其余大部分面条都是以土粉为原料。为了消除这种人为的障碍，复兴厂特邀切面厂老板到复兴参观，表示已新装了机器，扩大了生产，一定要夺土制面粉市场而代之。同时大量散发广告传单，写上“怪！怪！怪！洋灰面当土灰面卖”的稀奇古怪的宣传话语，企图使他们改用复兴厂面粉作原料。为了扩大销售范围，特地做了大幅广告，鼓吹面粉所含营养远优于大米，外国人以面粉为主食，而我国北方人也是以吃面粉为主，故体格强壮。又鉴于重庆中医总是见到病人就说：“面食烧心，要忌吃面食。”鲜伯良感到这也是对推销面粉的阻力，就特备丰盛筵席宴请医师，大讲面粉的营养价值和有益于健康之类，希望摒弃见病即“忌面食”之说。这些都起到了一定作用。
在积极打开销路的同时，对于原料的收购更是不遗余力。在合川设庄收购小麦，以便了解货源和掌握行情，在重庆开设义厚生粮食商行，保证了原料的供应。小麦收购点进一步扩大到产区渠县、南充、射洪和宜宾等地。复兴厂业务蒸蒸日上，1938年纯利即达20余万元。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对面粉市场的价格，复兴厂已呈操纵之势，垄断了重庆面粉市场。
1940年以后，复兴厂经历由盛而衰的过程，同时也是进一步与军阀官僚勾结和斗争的年代。复兴厂依靠官僚和地方势力，基本上垄断了全川小麦，使得同业不但不可能在产区购进原料，就是在重庆高价收购亦难得手。为使产供销各个环节相互配合，对包装所需用的布袋，亦做到自产自用。在合川投资自行开设“七七”纺织厂，招雇200余名职工，专门生产布袋。产品既已畅销，原料又形成垄断，包装布袋也做到自给，因而复兴厂获利甚厚。
1941年，复兴部分股东集资法币100万元，开设万源企业公司，鲜伯良任董事长。为了扩大经营活动，筹资200万元又开设复华银行。复华银行成立后，更加壮大了复兴在面粉业和粮食市场的声威。复兴资金又助成了复华在金融市场上的活跃，因而人称鲜伯良为“灰面大王”。

抗战期中，复兴厂虽然一度出现过繁荣景象，但是遭受国民党政府的所谓限价和加工管制的摧残，到抗战胜利，原来比较充裕的原料存底已消蚀一空，流动资金亦亏赔殆尽。鲜伯良十分感慨地说：“在人吃人的社会，我虽然吃过‘小鱼’，但终于逃不脱失败的命运，官僚、军阀又把我吃掉了。把希望寄托在同官僚军阀和封建势力的勾结上面，既靠不住又是极端危险的。”
建国后，复兴厂在党的正确领导下，通过贷款和加工订货的扶持，还有全厂职工劳动热情的不断提高，很快就恢复和发展了生产。新建了1200平方米的车间和320平方米的仓房，从嘉陵江边到厂房建成起卸原料的电动缆车，从车间到厂房装设了梭槽运输道，还添置了磨粉机两部和平筛四部，学习推广了苏联的前路出粉法与中路刷清法等先进经验，从而节省了劳动力，生产成本显著下降，产量大大提高。单是复兴第一厂的日产量，就由原来的1000包提高到7000包，副产品也制成了大批工业用品的饴糖和食用酱油，每年给国家积累资金达10万元以上。鲜伯良受到党和人民的关怀，他当选重庆市第一至八届政协委员。
1990年5月，鲜伯良在渝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