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诗权（1913～2007），潜江渔洋镇荆安桥村人。从我采访他的侄子廖书海等人了解到，他是典型的从放牛姓到共和国铁道部副部长（正部级待遇）的传奇人物。
参加红军历经长征
1913年农历九月十五，廖诗权出生在东荆河畔荆安桥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其父廖赐怀娶谢氏为妻，靠河滩边的几亩薄田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还得时常去大户人家打短工补充养家不足。廖诗权有兄妹三人，兄廖诗钱，妹廖其枝，他是家里0。八岁入私塾读书，由于家庭贫困，过着半耕半读的生活，早晚都得为家里放牛。十二岁即辍学给新沟嘴（古地名，今七一村）王姓地主放牛，求得温饱，分担其父养家之难。
1925年大革命的浪潮涌进了潜（江）、监（利）、沔（阳）三县交界的荆安桥一带，中共潜江第一个党小组在相隔不远的拖船埠成立，中共潜江第一任县委书记胡幼松在这一带领导的农-动正轰轰烈烈，各地纷纷成立农民协会。新沟嘴乡农民协会成立，协会相继建了青年团、妇女协会、少年先锋队、儿童团、赤卫队等组织。十二岁的放牛娃廖诗权被选为儿童团的团长，并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8年初，贺龙、周逸群、段德昌所领导的工农红军进驻拖船埠开辟革0据地后，廖诗权革命干劲更足，革命信心更坚定。他带领儿童团参与打土豪、分田地，为红军站岗放哨比大人还认真积极。1929年底，他得知其堂兄廖诗钊加入了国民党，态度坚决地说服其加入共产党，廖诗钊不从，他即带领赤卫队将其抓获关押，其兄被逼无奈自缢身亡。
1930年初，不满十八岁的廖诗权在新沟嘴加入了洪湖游击队，当年5月初编入贺龙领导的红六军，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反“围剿”的斗争中被编入红六军第九师。1932年初，洪湖苏区大“肃反”，他险些遭杀害，幸亏遇上了时任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的关向应，关说一个不到二十岁的放牛娃怎么能成-。最后以开除他的党籍并罚做苦工一年（1934年才恢复他的党籍）而告终。1933年秋，随军攻打老新口的战斗中负伤，在洪湖瞿家湾养好伤后，被编入独立师任连指导员。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1935年11月，随贺龙领导的红二方面军-从湖南桑植出发，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途中，廖诗权担任收容队的副队长，他两次进入被称之为“死亡世界”的草地。第一次经过艰难的跋涉走出草地后，他又奉命带领一个排的战士回到草地，收容那些掉队的战士。临行前贺龙嘱咐：“他们都是革命的火种，你们回去多带一个战士出来，就多了一颗革命种子，一定要尽力而为！”为了尽力挽救那些掉队的战士，他和收容队的同志想尽了办法。有的战士昏迷过去怎么也唤不醒，廖诗权将他自己用于驱寒的辣椒粉塞进昏倒战友的鼻子里，刺激他们打出喷嚏活过来。辣椒粉用完后，他们采取打嘴巴的方法。有的战友脸被打紫也没能苏醒，只得将他们草草掩埋，默默地离开。
红军大部队过草地后，收容队入草地时的生存环境更加恶劣，方圆几十公里连充饥的野菜也找不到。廖诗权和收容队的同志将自己仅有的一点干粮分给被救起的伤病体弱的战友，自己找草根、牦牛粪等充饥。就这样他和战友们以顽强的革命意志，克服了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第二次入草地带出了近百名战友，得到了贺龙军长的高度赞扬，并升任红二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队副队长。
转战晋陕红顶商人
1936年10月20日，贺龙率领的红二方面军在宁夏与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即进驻陕北。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廖诗权被编入贺龙任师长的八路军一二○师任师政治部青年科科长，随部队开赴晋西北抗日第一线，抗击日寇并开辟抗日根据地。经过一段时间武装斗争后，建立了晋绥军分区和晋绥边区行署，廖诗权先后任军区政治部总务处长、后勤部长，负责战时物资供应。
1943年，晋绥边区行署和军分区将机关所有商店统一合并为“兴业公司”，以便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特意将后勤部长廖诗权调任公司总经理，他一下子由军人变成了“红顶商人”。兴业公司下设营业、土产、财会、采购四个科，管辖三个货栈和十个分店、门市部。廖诗权担起繁荣边区商贸，保证八路军供给的这项艰巨重任后，他带领全体职员与敌人进行艰苦的经济斗争。一是消灭银洋黑市，严厉打击伪币，控制“法币”流通，提高边币信誉。对一些资本家、地主等不法商人暗地里使用银洋套购边区物资，倾销奢侈品，扰乱市场行为，他带领边区武装稽查队在兴县、神府县和岚县等地设卡缉拿，稳定了边区市场。二是大力发展商业，积极组织对外贸易。面对日寇的“扫荡”和-，他发动边区各县团体和个人开办商店，并筹资四百万元为新办起的一百二十一家商店铺底；安排采购科全员出动，开辟了边区与太原、大同、交城、榆次四条运输线，并主动联系十二家硝厂为军队生产火硝。采购回的大量军需民用品，不仅满足了晋绥边区的军需民用，他还往来于陕北，将部分物资用于支援陕北根据地；三是扶持群众合作社，帮助贫穷商人致富，打击奸商的投机倒把活动。这些措施使最穷的晋绥边区成为商贸繁荣地区，有力保障抗战的军需民用，粉碎了日寇一次又一次对边区的“扫荡”。
1944年秋，他为打通与河北保定贸易渠道采购药品，险些丢了命的同时，还因祸得福带回了未来的妻子刘淑香。那次他到保定后，即与保定地下党刘书记取得联系，在药品交割时被皇伪军以“八路涉嫌犯”抓获。刘得知情况后想尽办法进行营救，将廖诗权以“女婿”之名领回家中，当夜即将还蒙在鼓中的女儿刘淑香和廖诗权一同送出了敌占区，不久他们结为伉俪。
奔波铁道功勋卓越
1946年初，廖诗权调西满军区（后改称辽吉军区）任军区供应部部长，不久又调任嫩江军区后勤部部长。1946年7月，为了将东北解放区的铁路连通，迎接解放战争，中共东北铁路总局成立，开国上将吕正操任东北铁路总局局长，廖诗权调任总局经理部副部长，1947年2月，改任总局财务部部长，从此廖诗权的后半辈子就与中国的铁道结了缘。
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敌人派大量飞机对我铁路线进行狂轰滥炸，时任郑家屯铁路分局局长的廖诗权，带领铁路员工、家属和周围的群众，冒着敌机的疯狂轰炸，日夜战斗在铁路线上：一昼夜修复了彰武四条站线和十条道岔；奋战六昼夜修建成木制供水塔，保障列车和部队供水需要；一昼夜抢修起被炸坏的彰武柳河铁路桥。10月8日，廖诗权接到情报，说敌人距他们所在地彰武县城只有十几公里时，他沉着应对，先组织将部队的伤员和后勤部门撤走，再撤家属，最后撤职工。1988年，吕正操在回忆录《挺进东北》一书中写到这段历史说：当时“必须暂时撤出彰武。郑家屯分局长廖诗权在彰武亲自组织撤退，疏散车辆。他首先组织人力将一千多名伤病员送上火车，转移到通辽，又将在甘旗卡收容的四百多名伤员及掉队人员的行李、物资，用四五列列车运到通辽，撤退工作做得井然有序。直到11日早晨，敌人的-已打到彰武站，廖诗权才乘一辆轨道摩托车离开彰武”。这之后，他升任齐齐哈尔铁路局副局长。
1949年12月，毛泽东首次访苏联，所乘列车过山海关后，即转由时任锦州铁路局局长的廖诗权下属的司机开车，随行的铁道部长滕代远十分担心车开得不稳等问题。廖诗权没像其他路段安排领导开车，而是安排技术过硬、信得过的老司机开车，毛泽东一路夸奖说这段行程车行最平稳。滕代远见到廖诗权后高兴地说：“你个廖瞎子（廖常年戴近视眼镜），搞铁路还真有两下子！”
1951年12月廖诗权从锦州铁路局调铁道部材料局任局长等职，这之后任成都铁路局局长、-，铁道部副部长，中顾委委员。是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他一心扑在中国铁路建设发展的事业上，立下汗马功劳。1956年，他在全国人代会议上建议“恢复1954年前的物资供应体制”（即将物资供应指标分配与销售分开）和“重视铁路建设”，很快得到采纳；1958年10月，他任成都铁道局局长后，成昆铁路线从规划、设计到施工，无不倾注着他的心血和汗水，有时他在工程建设第一线指挥协调一干就是几昼夜。
1977年12月任铁道部副部长后，中国铁路建设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他都亲自抓。1979年他带队到英国考察铁路设备建设情况后，打破国外的技术-，组织技术人员两个月时间生产出“减速顶”一千多台，让后来谈合作的英国专家无不折服。1980年4月，他先后到长沙铁道学院和株洲电力机研究所就中国铁路电气化和铁路机电设备建设进行调研和指导，并对电空接触器、风冷晶闸管元件指导检验。1982年7月9日，成昆铁路四川甘洛县利子依达沟爆发泥石流，造成机车颠覆，死亡、失踪一百三十人，一百四十六人受伤的特大事故，六十九岁的廖诗权不顾年老体弱之难，次日赶到现场，慰问伤员和抢险职工，指挥铁路抢修，保证了提前通车。同年，他在五届全国人代会上提出了“国家要将旅客运输摆在应有的位置”，为后来国务院综合协调有效地组织春运进行了提前预警。
1982年底离休任中顾委委员后，他仍然心系中国铁路建设。1991年10月，他在西安举行的中国电气化铁路通车三十周年的学术会上讲道：“中国铁路电气化的未来，硬件好上，现在薄弱的是软件，尤其是要注重人才培养。”其中就电气化铁路要使用铜质导线，他都如数家珍说道：“铜线看是一次投入高一点，但运行时间长，维护养护成本低，使用寿命长”。他讲得头头是道，被大家誉为中国铁路建设新时代的詹天佑。
心系家乡关注烈属
新中国成立后，廖诗权先后两次回到家乡。第一次是1953年，他从东北调铁道部工作不久出差武汉，特地挤出时间顺道回到了阔别二十多年的老家。那时交通不便，他乘船到达沔阳后，找人租了一匹马骑回家，没上潜江县城。回家时，家乡正在进行土改，他问陪同他的乡镇干部，恶霸大地主袁良同杀了没有？他特关注与他一同闹革命的袁国林、李诗培、习善全、习善宜、杨光潜、周管全、廖诗武、谢耀文等一批故友，当得知他们都早已牺牲并成为革命烈士后，又在乡镇干部的带领下，一一上门问候烈士遗属和后人，对有些困难的烈属，他还从微薄的工资中（当时他月工资才四十多元）拿出十元、二十元钱进行慰问。同时，要求家里亲戚不要搞特殊，珍惜分得的土地，种好地。
1970年，老家渔洋公社拖拉机站想买一辆汽车，弄不到计划指标，即派其侄子廖书海找到他，他即给四川省交通厅领导打招呼，批了一辆重庆产“山城牌”汽车计划。他怕汽车长途从重庆开山路回潜不安全，特地从重庆用火车将汽车运到武汉，并派司机将车送到了潜江。后来，家乡又说缺农用机械，他即给四川省农机局打招呼，一次批了二百台手扶拖拉机计划。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处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运行期。煤炭是最紧缺也是潜江最需要的物资之一。县长在廖书海的陪同下，找到时任铁道部副部长的廖诗权，他虽然不直接分管煤炭计划，但没打官腔，而是变通用火车皮运输计划置换出家乡需要的煤炭计划。他当即给郑州铁路局局长打电话，协调河南省煤炭厅一次批了两列车（五千多吨）煤炭计划，后来，每年都为潜江落实上万吨煤炭指标。
改革开放后的1988年11月30日，廖诗权再次回到潜江市（当年5月撤县建市）。他在时任市委书记马忠泉等人的陪同下，视察了家乡的城市建设和幸福集团后，对家乡的巨大变化称赞不已，再次告诫家乡的“父母官”，千万不能忘记今天的幸福日子是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并多次问起与他一同闹革命牺牲烈士后代的有关情况，交代要好好照顾烈士遗属和后代。
2000年1月，市委、市政府在京举办“潜江籍在京同乡联谊会”，特地请来了年近九十岁的廖诗权。我当时任市政府秘书长，在接送及接待廖老的过程中，感觉他十分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当时，我们安排了请廖老红军讲话的议程。他乐滋滋地只讲了两句话。一是向家乡的父老乡亲问好！二是祝家乡的明天更美好！
清廉自律革命一生
廖诗权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身居要职、高官时期，他始终保持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廉洁自律，艰苦奋斗，大公无私的本性。在山西抗日时期，他身为晋绥边区行署兴业公司总经理，物资钱财经他之手无计其数，他没有贪占一钱一物，深得领导和同志们的信任，被誉为“无产商人”。为忙于革命事业，1945年他们的大女儿出生后，即交给山西一张姓地下党抚养，女儿至今名字都叫张业英。
新中国成立后，好几次要给他涨工资，他都以各种理由予以谢绝，而其党费交得总比同级别的人多。他常常说到，我能活到今天已得到了最大的幸福和满足，想起为革命牺牲的那些先烈和同志，再争地位和待遇于心不安。“文革”期间他在成都遭造反派批斗，一会说他是“肃反”的漏网之鱼，一会说是不关心政治的“当权派”被打倒，曾多次揪出去批斗。一次，造反派将他戴高帽子进行批斗时，说他态度不好，要给他“架飞机”。热爱他的成都铁路局的一批职工实在看不下去了，组织工人将他抢出会场藏了起来。他却担心为保护他的那批工人受牵连和-，又“主动”去接受批斗。
“文革”结束后，他将平反昭雪补发的四万多元的工资全部拿去交了党费。1977年12月被任命为铁道部副部长后，他只要坐火车，仍然坚持在锦州、成都等地当铁路局局长时养成的习惯，上车后即到车头锅炉间（那时大多使用蒸汽机）换下添煤工为机车添煤烧锅炉。
1981年，他侄子廖书海因为县里搞煤炭有贡献，单位按责任制结账发给其奖金三万元，他得知情况后，坚决要廖书海退回那份应得奖金，并对廖书海说道：“我清清白白为党和国家干了一辈子，为家乡搞点煤炭计划是从支持老区建设考虑，你如果为此得了奖金，那就变味了”。廖书海时常乘火车往返京城、潜江，有一次他上车后去补票，列车长得知他是廖部长的侄子后免费让他乘了车。此事让廖诗权得知了，他狠狠地教训了廖书海，当即给郑州铁路局局长打电话，批评了列车长，并安排夫人刘淑香汇去了车票款。
廖诗权育有二子、三女，他对子女从小要求就很严，没有用手中的权力为他们谋取任何额外的名利。长子（老三）廖东升，成都铁路医院普通职工；次子（老幺）廖云升，铁道部-普通干警；大女儿张业英，铁道部天津物资处一般干部；二女儿廖海红，成都铁路局医院护士；三女儿廖京京，铁道部医院医生。他家没有一位现代流行的“红二代”或“官二代”。
1982年，县党史办派人赴京采访潜江籍一批老同志，并请他们每人提供一份自传和简历，想从他们那里收集整理党史资料结集出版。廖诗权借故推辞了采访，并没有提供相关自传等，当时有些同志很不理解。他第二次回到家乡，接受市党史研究室的同志再次采访时，终于解开了这个迷。他对采访的同志说道：“我很简单，个人没有啥讲的。无非是忍饥挨饿，常常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完成任务。我们这些幸存者不必大书特书，为革命牺牲的人很多，他们事迹更感人。你们要把这些先烈的事迹写出来，一代代传下去”。
他家里的家具是任副部长时，单位统一配发，自己出一半的钱添置的。一张皮沙发，用了近三十年，油漆已脱落，坐上去还顶0，子女们要为他更换，他说艰苦奋斗是共产党的传家宝，坚决不同意换新的。他第二次回到家乡时，上身穿的是的确良中山装，脚穿一双是旧旅游鞋，讲的还是一口浓重的家乡话，没有一点高官的派头，
2013年10月23日，我在渔洋镇镇长吴清兵及廖书海等人的陪同下，寻访到廖诗权出生地荆安桥一组。特地到廖诗权父亲的坟墓上去拜谒，其坟茔与普通百姓坟墓没有两样，就连记载其父大名、生卒年月的石碑也没立。廖书海告诉我们，其叔坚决反对为他父亲立碑，并说：“那是‘光宗耀祖’‘树碑立传’的封建做法，我当年闹革命就是为了反封建”。
廖诗权在逝世前曾留下遗嘱：死后丧葬从简，不要告知家乡领导和亲属，以免增加他们麻烦。2007年11月30日，廖诗权在北京逝世。家乡领导和廖书海都是在12月23日看到《人民日报》发了廖诗权病逝消息才知道其逝世的。
廖诗权病重期间及逝世后，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以不同方式表示了慰问和哀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