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根伙，男，1965年7月29日出生，浙江金华人。现任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1982年至1986年就读于浙江农业大学，1986年至1991年在中国农业大学硕博连读，获农学博士学位。
1991年至1993年任教于北京农学院，讲师职称。
1994年10月创建北京大北农饲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任董事长、总经理。
主要社会任职包括：中国农学会农业产业化工作委员会副理事长、中国农业技术推广协会副会长、中国饲料工业协会副会长、中国畜牧业协会副会长、中国种业协会副会长、北京市工商业联合会第十一届常委。邵根伙先生2003年荣获“中关村科技园区第二届优秀企业家”称号；2005年被评为“全国三十位优秀饲料创业企业家”；2007年被评为“中国优秀民营企业家”；2008年12月，被评为“中关村二十大新领军人物”。2009年被评选为“改革开放60年饲料行业十大经济人物”。2010年3月26日，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告首次公开发行A股。农业创业1993年，以邵根伙博士为代表的青年学农知识分子创办了大北农饲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大北农成立以来，始终秉承“报国兴农、成就自我”的企业理念，以创建全球最大农业知识企业为发展目标，致力于以高科技发展中国的现代农业事业。该公司从两万元开始，经过十七年发展，形成了以饲料、动保、种业、植保为主体的科技产业，以中国农民大学、农博网为两翼的农业知识产业，拥有30名博士、70名硕士、5名享受国家级政府津贴的高级专家组成的研发队伍，5000多名员工、40多家生产企业、分公司和500多家专营店、1000多个县级知识服务站的农业知识企业集团。
在历史的翅膀上飞翔两千年的华夏文明就产生在农业的母体上，并不断地得到丰富，即使到了现在，充斥着“网络”、“信息”等名词的“文化黄河”里，若任意舀一瓢水，里面依然沉淀并溶解了许多“泥沙”，也就是说，农业的色彩是中国文化的氛围与大背景，这便是中国的真正的“特色”与“底色”。
历史走到今天，农业并未退出现实舞台，一有机会，它便会动用巨大的话语权，一下子便抹去人类在工业与信息产业领域取得的任何进步。因为人类的生存需要农业，人类发展面临的任务是解构传统农业和结构现代农业，这是任何一个国家与民族走向现代化与信息化的必经之路。
其实，伴着历史的进程，农业不断地进行着解构与结构，但最突出的分界则在于工业文明对历史话语权的取得，在这个基础上，农民的角色与内涵不断地衍变，朝向农村产业工人来发展。但对于中国而言，由于近现代史的特殊性，农业与农民并未实现这种过渡。但每个时代的领导人都深知农民、农业与农村的重要性。建国以降，历届政府都不遗余力地在政策上重视农业与发展农业。但事实却是，中国的农业、农村与农民并未走上现代化。而农民的致富问题，恰恰又是中国走向富强所必须解决的问题，对此，很多人采取一种放任的态度，一任农业农村的边缘化，有识之士已经指出这种危险，这些危险涉及粮食安全、社会断层、社会稳定等等。然而，有识者们的呼吁未能改变农村、农业与农民的弱势地位。
对此，邵根伙博士认为，中国强大的出路不在于农业的弱势，而在于农业的强势，而且中国农业是可以强势的。他说，有人认为中国人多地少，农村不可能富裕，这很荒谬，因为荷兰的人口密度相当于江苏省，比中国的人口密度大得多，但它是一个农业出口大国和强国，显然，人口多不是劣势，应当是优势，但为什么中国的农业搞不好？是因为大部分地区气候干旱？邵博士又拿以色列作为例子，驳斥干旱造成中国农业弱势。据此，他说，中国农业、农村、农民存在的问题，是内部问题，是可以解决的问题，不论荷兰还是以色列，都是通过科技，弥补了农业的先天不足。这对中国而言是一个最大的启示。
其实也正是在这个启示下，大北农以科技作为企业的发展基础与重心，通过自己科技产品的推广，将科技附载在产品上传递给农村。目前，大北农的饲料（预混料）、动物保健、种业、种猪等产业的产品已经深入农村，悄悄地变化着中国农村的部分农产品的品质，也在慢慢地改变着农村人的观念。而所有这些工作也成了邵根伙和大北农的使命感。他不但通过产品来输出先进的农村的文化结构，而且也试图通过员工与企业文化的输出来为农村输血。也许大北农的血相对于广大的中国农村而言太少了。但在这种使命感的驱动下，血液输出的过程会转换成造血过程。在这个过程里，大北农会扩大规模，成为中国最有代表性的高科技农业企业，而邵根伙也会成为一种新型农民的领军人物与代表。其实，2003年度，大北农5000多员工，近20亿人民币的销售收入恰恰在对比中证明着这一点，因为10年前的1993年，大北农是以两间房、两个人的规模出现在这个世界的。也许现在评价1993与2003年的大北农对于中国农业的作用有些过于早，但大北农的出现给中国农业界带来的变化会在未来得到证实。同样，1993与2003年的大北农还尽可以保持平静，通过使命感来驱动自己去开拓未来。但有一点，当邵根伙将大北农与中国的农业历史在时空上联系起来以后，他便会借助这种历史的延伸力与驱动力完成一个人、一个公司的最大的历史使命。
“凤凰”才子1993年的冬天很冷，邵根伙与他的朋友在那两间租来的办室里“燃点”起对未来的憧憬。正是这种憧憬的驱动力，让大北农走到今天，也让邵根伙从浙江金华农村的一个普通少年成长为中关村的一个成功企业的成功领导人。2003年10月，邵根伙当选为“中关村十大优秀企业家”。
浙江是一个出才子的地方，但邵根伙极力否认自己的“文才”，说自己文学水平低，文章都写不来。但真正的才子是以才干来定义的，它包含见识、决断力与行动力。当然，也包含着些许“野心”，其实，当我们都不是英雄时候，“野心”才会让我们联想与憧憬，才会有巨大的驱动能力。这就可以解释，何以邵根伙逆着世俗的偏见选择了农学专业，并成了中国第一个养猪博士；何以他以中国农大的高才生的身份“下嫁”北京农学院；何以在农学院里承包了农场并注册“大北农”。所有这些，都证明邵根伙在深刻地观察、仔细地鉴别、反复地权衡，像走钢丝一样，选择人生与事业的平衡点与落脚点。邵根伙深知，只有在市场空缺的情况下，才会有机会，他的每一个人生与事业的选择，都充分考虑了这一点——在适当的时候，以一种方式走上舞台，迅速抓住人们的视线。“宁为鸡头，不为牛后”并且“再将鸡养成凤凰”是邵根伙的一贯思路。这也充分展现了他的才气。
因此，也许大北农一开始经营饲料时只赶了“饲料热”的一个尾巴。但邵根伙迅速定位自己公司，将其放在产业链的上游，通过技术强化产品优势，通过市场固化品牌优势。这样，便将“尾巴”做成了“牛头”，至今，“预混料”依然是大北农的基础产业，是她不断扩大与发展的基础。这一思路，同样适用于动物保健、种业与种猪，按邵博士的说法，中关村除了成为以IT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的代名词以外，还应成为中国农业科技的源动力与同义语。因为这里集中着中国最强大的农业人才队伍，从院士到普通的学生，一点也不比IT人才少。加上21世纪是生物世纪，中关村理应在农业上有所贡献与突破。而且，这个产业对中国的意义与影响应比IT更大。
事实上，正如邵根伙博士所指出的，某些学者也在呼吁“两村携手”的问题。而“两村”，一个是指中关村，一个就是农村，只不过邵根伙是从企业的角度提出一种现实的问题。而在邵根伙的语境下，他们所倡导的概念会有力地推动大北农真真正正地“大”起来，这又是一种“延伸力”的思路。按他的想法，几年之内，在中国2400个县内，每个县有3名大北农员工组成的农村服务工作站，这样，单是这些员工数量就有7200人，考虑公司其他产业的发展与跟进，邵根伙的“兵”要超出万人。那时他又将有什么样的憧憬？那时，大北农又将为中国农村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还有那种使命感与理念主义吗？邵根伙会用一句话来消解这些问题：憧憬与使命感也是一种巨大的驱动力，驱动力也就是一种憧憬与使命感。
文化未来邵根伙的办公室就是会议室，也许由于公司网络覆盖到20多个省市，在他的概念里，会议室是最好的办公室。这样看来邵一定会忙得很，而事实却是，他用充裕的时间考虑着大北农的整体战略，并用博士的逻辑能力组织起来，成为一个严密的系统。在这个庞大的管理系统中，他开始有意识地注入文化。
邵根伙最大的成功是敢于放权，而最大的奇迹在于，放权后，下面没有滥用职权的现象。邵的这种驾驭能力还真值得研究，他称，他只管七八个人。包括几个副总裁和一些中层领导，然后层层地将整个公司抓起来，“纲举目张”用在这里很形象。但让人困惑的是邵根伙如何将管理链条一环环地联接下去，也许，他最初的创业伙伴一个也没有离开，只能说明他个人魅力的一部分，因为在管理层面上，需要的是能力与天分，但邵根伙“简单”地将一切归结为大北农的文化。
不论是“科技兴农，争创一流，共同发展”的企业价值观，还是“报国兴农，成就自我”的企业理念和“不抽烟不酗酒”等八项守则，无不证明大北农文化言语与行动的统一；让别人惊奇的是，邵在事实上将大北农变成了一所学校：组织各类专家科研攻关、培训员工、培训农民，大北农又联合中国农科院主办了中国农民大学，成立了大北农发展学院和大北农农业科技研究院。每个员工在入职前都要经过严格训练与艰苦学习，让大北农的企业文化成为一种企业的公共语境，在这些骨架上，通过制度建设，使得企业文化得以成熟。这种文化的塑造力十分强大，间接地，也结构了大北农。另外，大北农推出了科技奖励和奖学金，以一种社会公益的姿态来进行市场的攻略，在这一点上，邵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者。
邵的一句话很有意味，农学毕业的学生每年有40万，两年80万。而中国的自然村数量也大约80万个，如果大学生都回到农村一线去，只需两年，每个村庄都有一个农学毕业生，这样的覆盖率，如果确实发生作用，中国的农村就会变样。
中国农村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这是由历史决定的，但农村强势地位的取得要归结为一种先进的文化。我们冀望邵根伙博士能用大北农的模式激活中国农村的潜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