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竞武，1903年出生于上海川沙县。1916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中等科，四年后直升高等科。1924年考取公费留学，赴美国安抵克大学学习文科基础，后转哈佛大学攻读经济学，获硕士学位。1929年秋回上海，担任上海盐务稽核所会计。1931年，调任蚌埠稽核所所长，仍继续推行改良政策，革除时弊，成绩斐然。1937年，七七事变后南撤四川，任重庆中央银行稽核专员，一度担任周恩来与美国人士谈话的翻译。1941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任总部组织委员会委员、国外关系委员会委员，积极开展爱国民主活动。1945年8月回上海，担任上海中央银行稽核专员，加入民主建国会。
1947年秋，国民党政府在军事上陷于绝境，经济上濒于崩溃，为维持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颁布所谓“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对爱国民主力量和民主革命运动，采取-，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使各民主党派和团体的活动-转入地下。对此，黄竞武非常愤慨，他说：“国民党反动派严禁民主党派活动，目的是想分化、镇压民主力量，孤立中共，这是万万办不到的。”他坚定地说：“目前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真正救中国”。他竭力主张民建展开地下斗争。
1948年冬，大多数民主党派的领导同志响应党的召唤，在地下党同志的联系安排下，先后撤离上海奔赴解放区。为了适应这一新的形势和工作需要，民主建国会决定在上海设立临时干事会，在党的领导下从事地下斗争。黄竞武临危受命，被推举为常务干事。在环境如此恶劣的-统治下，不畏艰险，积极设法开展工作。他在上海建国中路153号找到一幢三层楼的花园住宅，经了解，房主王元康是浙赣铁路局局长，思想倾向民主，就租赁下来，作为民建组织部门的一个地下机关，派同志常驻留守，办理日常事务和接待来沪联系工作的民建领导如胡厥文、杨卫玉、姚维钧等；保管组织文件和会员名册及通讯地址等，并自己经常在此主持和布置工作。另外他把中央银行404室办公处和虬江路、圆明园路、职教社留守机关等地作为民建会组织部门的秘密活动据点，发展和联络在沪的民建会会员，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介绍时局发展动向，鼓舞大家努力工作，积极参加揭露国民党假和谈、真内战阴谋的斗争。对于国民党特务造谣诬蔑共产党、民主人士的言辞，黄竞武总是十分愤怒，大骂他们卑鄙无耻，要大家利用各种机会向全体民建成员和工商界人士宣传，不要被国民党的报纸宣传所迷惑和欺骗。他说：宣传就是斗争，要大家不放过任何揭露国民党罪行和宣传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的机会。在此期间，他不辞辛劳，每晚易地开会，研究工作，积极参与领导了民建会对敌人的艰苦斗争。
1949年春，上海临近解放。为了迎接解放军渡江，根据中共地下组织的指示，黄竞武利用自己在中央银行工作的有利条件，收集和整理国民党政府“四行两局”的有关金融和军事情报。他常常告诫同志们：“我们不能坐等解放军来，我们要做配合工作，打击那些官僚资本。”“我们要保存国家财产，不让国民党转移。如果解放的是一座空空的上海城，怎么养活100万人口?我们要团结工商界朋友，使他们组织起来，准备为新中国服务。”他父亲黄炎培昔日的工商界老友和他相识的资源委员会科技人员，在他苦口婆心的反复宣传、解释、劝说下，都纷纷留了下来，成为建设新中国的有用人才和骨干力量。
1949年4月下旬，国民党反动统治已处于土崩瓦解的境地，他们对民主力量和民主活动更加仇恨百倍，残酷镇压。局势是这样的危险、复杂，个人的安危生死往往难于捉摸。看着一个个自己同志被捕残杀，黄竞武更看透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狰狞面目，更热切盼望着人民革命战争的早日胜利。身处险境，他从容镇定，嘱咐同志们“将民建会的组织名册和重要文件，转移到安全地方妥为保存”，而自己则坚守在原来的工作岗位上。当时，黄炎培已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安排下，由上海绕道香港进入解放区，参加中国人民新政协的筹备工作。解放区的广播电台也已向社会各界广播了这条消息。民建上海临时干事会的一些同志考虑到黄竞武是黄炎培的儿子，留在敌统区上海目标较大，曾多次恳切地劝他离沪暂避，并替他联系了苏州、川沙两处较安全的避难处所。然而他坚决不肯接受这个建议，他说：“现在的工作很重要，我决不能因个人的安危而使工作陷于停顿。越是危险时刻，越是紧要关头，越要坚守岗位”。当他在工作中得知国民党政府准备把中央银行的黄金财物全部偷运到台湾去的消息后，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影响下，立刻以中央银行稽核的身份联合银行职工起来-拒运，并动员报社记者在报界载文揭露。不久，在上海的大小报纸上接连刊登了工商界向立法、监察两院质询、弹劾的消息，使蒋介石十分恼火，也使国民党政府偷运金银财物去台湾的计划未能全部实现。
如果说，黄竞武在中央银行方面是破坏敌人偷运金银财物去台湾计划为己任的工作，是为了更好地建设一个即将迎来的新世界，那么，他在党的领导下，加紧对国民党军队开展策反工作，则是为了加速摧毁黑暗的旧世界。早在1949年2月，经中央银行中共地下党员吴藻溪的介绍，黄竞武与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的李正文接上关系，成了策反工委的一位党外工作人员。他与李正文单线联络，定期向策反工委汇报工作。面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统治，身为财政部高级官员的黄竞武，曾多次坦诚地对李正文说：“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擦亮了许多国民党爱国将领的眼睛。国民党大势已去，人心已背，中国将由共产党来领导统一，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归宿。现在已没有一个傻瓜，愿当中华民族开历史倒车的罪人，来阻挠中国的统一，而愿与蒋家王朝共存之，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陪葬品的。”接着他说：“国民党中的文武官员，尽管觉醒有先后，但都逐步地越来越看清了前途，愿意在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上做出自己可以做出的贡献。现在，不是你策他的反，而是他们纷纷自动找共产党的门路顺应历史发展的必然。”还说：“我对帮助国民党爱国文武官员搞牵线搭桥工作，是非常高兴的，感到很光荣。”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野战部队在陈毅、邓小平、刘伯承的领导下，对上海形成了包围之势。黄竞武认为：“谋所以速上海解放者，莫瓦解汤恩伯匪军若。”在征得中共地下组织同意后，利用同学关系，不仅使国民党政府所属的装备精良的税警团同意在条件许可时弃暗投明，而且与国民党某军的要人取得联系，谈判“虚江湾闸北一线，俾我军入沪”。正当商谈即将成功时，5月12日上午，黄竞武在中央银行的办公室内，不幸被国民党保密局特务逮捕。
黄竞武被捕后-在南车站路190号上海保密局的监房里。他清楚地知道，既入虎口，势难逃生。但他没有丝毫的畏惧，也没有任何懊丧。几次被提审，就几次痛斥国民党用法西斯手段践踏民主，侵犯-，任凭严刑拷打，始终没有吐露半点敌人所要的机密，保护了同志和战友，保护了民建组织和中央上海局策反工作领导。5月17日深夜，特务们终于下毒手了。这夜，每隔20分钟，就从牢房中提走一个人，一共提走了九个人。黄竞武是第八个。提出去的人没有一个再回到牢房，黄竞武与他的难友一起在黎明前被垂死挣扎的敌人残酷地杀害了。上海解放后的6月3日《大公报》作了“匪党杀人惨绝人寰，爱国志士被活埋”的新闻报导。上海市人民政府追认黄竞武为革命烈士。黄竞武的忠骸安葬在他的家乡川沙烈士公墓。民建上海市委员会已故主任盛丕华为他题写了墓碑。年年清明，烈士墓上总是陈放着不少花圈，受到人民群众的凭吊祭扫。黄炎培在黄竞武烈士牺牲不久，曾为他写了一篇纪念文章，文中说：“竞武!你死了，倘若你预知死后八天，上海六百万市民便得解放，全中国四万万七千万人民将先后得到解放，竞武!你虽死得惨，也可以安心了。”当时中共中央周恩来副主席、陈毅市长等都致电亲属悼念慰问。
今天，黄竞武烈士已离开我们有50多年了，而他那种坚定不移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忠贞不屈地献身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爱国主义精神，将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纪蕴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