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1908－1966）字怒安，号怒庵，我国现代著名的文学艺术翻译家。本县渔潭乡（今下沙乡王楼村）人。
1919年，入周浦镇小学，第二年考入上海南洋附小四年级，1921年转至上海徐汇公学（天主教会学校），读至初中一年级，因反迷信宗教，被学校开除，后考入上海大同大学附中。1927年冬，傅雷在表兄顾仑布的协助下赴法留学，他一面在巴黎大学文科听课，一面在卢佛美术史学校听课，同时攻读美术理论、艺术批评。留法期间，曾游历比利时、瑞士、意大利。
1931年秋返回祖国，被聘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主讲美术史和法文。1932年1月和朱梅馥结婚。1933年辞去美术专科学校教务。1934年秋与叶常青合办《时事汇报》周刊，任总。抗日战争期间，傅雷在上海一面从事外国文学译著工作，一面积极参与各种抗日文艺活动。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反对美蒋发动内战的阴谋，傅雷奔走呼号，与马叙伦、陈叔通等发表宣言，筹备成立了“中华民主促进会”，并当选为第一届理事。新中国成立后，傅雷被推选为第一、二届全国文代会代表，上海市政协委员，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理事、-书记等职，积极从事文学写作和翻译工作。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文革”中，傅雷遭到“-”的残酷破孩，于1966年9月3日，和夫人一起含冤离开人世。
傅雷学贯中西，文学、美术、音乐、外语“四位一体”，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和杰出的翻译家。他一生翻译外国文学名著33部，著译约500万言。他的译作严格遵循“信、达、雅”原则，他说：“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他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为座右铭，对译作精益求精。解放前，他译过《托尔斯泰传》，可是解放后不愿再版，他说：“我看过托尔斯泰几部作品呢？我不该这样轻率从事的。”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是他抗日战争期间的译作，解放后，1952年重择一次，1963年又作一次大修改。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长达百万言，他从1936年开译，至1939年译毕，花了3年功夫。解放后，他竟又花费2年时间重译这部名著！他一生在书斋中度过，在辛勤的笔耕中度过，长期在他家工作的保姆周菊娣说：“傅先生每天早上8点起床，9点到12点半工作，下午2点又坐到书桌前，7点才吃晚饭。晚上看书、写信到深夜。”他以其翻译与研究巴尔扎克著作的卓越成就，被聘为法国巴尔扎克研究协会会员。以其辛勤劳动的硕果，在中国文学翻译史上树立起一块金光闪闪的丰碑。
傅雷是一位正直、爱国的知识分子。自从错划为“右派”以后，他深居简出，闭门著译，仍然为祖国的文化事业而日夜笔耕。其时，他的爱子傅聪在波兰留学，1959年学业期满，为了免受父亲的牵累，从波兰乘飞机出走英国，傅雷乍听这个消息，“像一座木雕似的，一动不动坐在那里，半晌也说不出一句话来”，接连3天，不思饮食。本身是“右派”，儿子又“叛国”，使傅雷遭受双倍的横祸。在傅雷最困难的时候，中央领导人通过组织传话给他：“各人做事各人当，不会连累他，请他放心。”周总理、陈毅副总理还表示：“祖国的大门，任何时候都对傅聪开着，只要愿意回来，欢迎。”傅雷的灰冷的心中燃起炽热的希望之火，他一封一封信飞往伦敦，谆谆教导儿子勿忘祖国，永远维护祖国的尊严。
“孩子，十个月来（傅聪出走后，傅雷十个月没给儿子写信——作者注）我的心绪你该想象得到：我也不想千言万语多说，以免增你的负担。你既然没有忘怀祖国，祖国也没有忘了你，始终给你留有余地，等你醒悟。我相信：祖国的大门是永远向你开着的。”
“你如今每次登台都与国家面子有关，个人荣辱得失事大！你既然热爱祖国，这一点尤其不能忘了。”
他的爱国之心，跃然纸上。1961年，组织上给博雷摘去右派分子的帽子，傅雷不会说谎，他没有说什么感激的话，却说：“当初给我戴帽，本来就是错的。”1966年，一场灾难降临中国大地，傅雷首当其冲。8月30日，上海音乐学院的“-”、“造反派”来抄傅雷的家，连花园都被挖地三尺，后来在一只锁着的小箱子里，查到一面老掉牙的小镜子，背面嵌着蒋介石像；一本旧画报，印有宋美龄的照片。“大右派窝藏反党罪证！”在震天的口号声中，傅雷夫妇-跪倒在地，这箱子是姑母寄存在他家的，但傅雷不能实说，他怕连累别人，只是反复申述那不是他的箱子，这当然过不了关。9月2日，傅雷夫妇被拉到大门口，戴着高帽子，站在长凳上示众，当天夜里，夫妇上吊自杀，他在遗书中说：“我们纵有千万罪行，却从不曾有过变天思想。我们也知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在英明的共产党领导和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至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
他含冤愤然离开人世。但是，他仍然相信党，深切地爱着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党和祖国也没忘记他，1979年4月26日，上海文联和上海作协为傅雷夫妇平反昭雪，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