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庭修，女，1912年1月10日出生于山东省青州(今益都)一个较为富裕的家庭。父亲贾星垣(同盟会会员)早年追随孙中山。因参加辛亥革命被通缉；后经商，走实业救国的道路。母亲刘风格，小学教师，为人善良，有激进的民主革命思想，经常订阅妇女杂志，赞成自由、平等、博爱。五卅惨案时，贾星垣夫妇宣传反帝爱国思想，积极组织工人募捐，支援上海工人运动，并组织本城的工人、商人，不给洋人做事。父母的爱国行为，从小就在贾庭修的心灵中打下了烙印，受到了爱国思想的熏陶。
1926年，贾庭修考取了北平贝满女中。她在校学习刻苦，成绩优良，并经常读一些进步书刊，特别是鲁迅、郭沫若、冰心等人的作品，使她逐步接受了一些新思想，对旧社会的黑暗有了一些认识。她爱看一些古代侠义小说，崇拜绿林豪杰，赞赏古代那些杀富济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不畏-，主持正义的侠义行为，曾幻想将来做一名杀富济贫的侠士英雄。
1929年秋中学毕业后，按照父亲“实业救国”的愿望，贾庭修考上了北平大学工学院纺织系。当时，北平大学在地下党和进步师生的带动下，不断闹-，反对当局腐败-政策，进行-，--。贾庭修在这里结识了杜宁远等一些共产党员，并与学生领袖郑林枫接近。在这些党员和进步学生的帮助和影响下，贾庭修逐渐对共产党及其进步思想有了初步认识，开始从实验室里走出来，投身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贾庭修积极参加了爱国救亡运动。她曾代表北平妇女会去热河慰劳义勇军，在这些活动中得到了锻炼，对革命思想有了进一步认识。但她还没有放弃走实业救国的道路。1933年夏，贾庭修大学毕业后，抱着实业救国的愿望，走出了校门，踏入社会。
当时的社会，并没有在贾庭修面前铺展一条平坦的大道。由同学介绍，她去安徽泗县中学教书。在半年的任教中，她从学校的黑暗，看到了当时社会制度的腐败。同事们终日打牌酗酒，学生参加老师的派别斗争，她不愿沾染这肮脏习气，于是一气之下辞职到了北平。
1934年8月，在母校系主任的帮助下，贾庭修满怀着希望到了太原西北毛织厂，打算在那里大干一场，实现自己的理想。
西北毛织厂是个新建厂，对贾庭修这样的技术人员非常重视，她去后不久就被任命为粗纺部技工(相当现在的工程师)。住在女青年会中(普通民房)，接触到了工人，贾庭修对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生活状况表现了极大的同情。她亲眼看到厂主为了盈利，不顾工人死活，拼命地延长劳动时间和增加劳动强度，工人一个个日渐黄瘦虚弱。贾庭修感到厂中营业愈好，加工愈多，工人苦难愈重，罚工和开除威胁着每个工人。可是，为了尽职尽责，贾庭修不得不去替厂方督促工人生产。她在自传中写道：“做了厂主压迫工人的工具，我在这种情况下，做了厂方的刽子手，由人道主义出发，而同情工人，反对资方，故愿参加革命，推翻旧制度。”这期间她没找到党，找不到革命的出路。贾庭修痛苦极了，严酷的现实使她走实业救国道路的希望破灭了。
思想上的痛苦，使得贾庭修对工作只能敷衍，终日看书报杂志，无所事事，消磨时光。
1935年冬，红军东渡黄河，逼近太原城。北平-影响了太原，工人、学生兴高采烈，抗日救亡热潮异常高涨。太原地下党成立了一些抗日救亡学术性组织，如“世界语学会”、俱乐部等，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这时，贾庭修出于爱国赤子之心，积极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世界语学会”。在“世界语学会”活动中，结识了不少进步人士和地下党员，如马琰(当时青年团员)及亚马(共产党员)和温玉梅。在她们的帮助和影响下，对党的政策有了一定认识。贾庭修开阔了眼界，积极活动，在俱乐部里教工人识字，宣传抗日救亡爱国思想，在工人中传阅党的刊物《红旗》，对本厂中的进步工人和地下党员的进步活动给予积极支持和掩护。有一次，进步工人刘毓秀，身上带着党的刊物《红旗》，正赶上厂中因丢毛线而被搜查。贾庭修知道情况后，急中生智，马上让刘毓秀佯装拉肚子，从后门去厕所把文件藏好，使刘毓秀安全通过了搜查。
还有一次，刘毓秀的活动被特务发现，准备逮捕她，贾庭修得知后，迅速把消息告诉了刘毓秀，并给了刘一些钱，让刘很快离开厂子，脱离了险境。贾庭修就这样以自己在厂中的地位和身份，保护了革命同志。
贾庭修因地位显要，活动易暴露，她就每天去20里地外的晋华烟厂工人夜校义务上课，教工人识字，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以及党的抗日主张，大大提高了工人的文化水平和政治思想觉悟。
经过这段社会实践，在党的影响下，贾庭修思想进步很快，真正认识到由于旧中国的黑暗，制度的腐败，“实业救国”的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要想国富民强，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才是惟一出路。她坚定了这一信念，于是抛弃了个人的家庭地位，决心要找到党，走革命的道路。
1936年春，贾庭修和陈舜英一起辞职，去北平找党的组织，由于联系失误，未能接上关系。后经人介绍去河北深县女子职业学校任教。在任教期间，她们继续通过各方面关系寻找党的组织。
第二年夏天，贾庭修的好友温玉梅，在太原向安志藩(当时任中共北方局秘书)介绍了贾庭修、陈舜英的情况和她俩寻找党组织的迫切心情。安志藩向北方局反映了此事，温玉梅电贾、陈回太原。1937年七七事变前几天，她俩到了太原。北方局领导彭真找她俩谈了话，批准了她俩的入党申请。随后，她俩去石家庄李雪峰处补了入党手续，她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入党后，贾庭修在石家庄加入了抗敌后援会，同国民党侯汝庸斗争，9月又去深县领导了学生救亡运动。不久，贾庭修随平汉省委和正太路委，到阳泉参加了工人游击队，从事矿工工作。由于敌情紧急，贾庭修辗转于太原、阳泉、和顺、辽县等地，参加了开辟晋东南的工作，历任和顺县委和辽县县委组织部长、-部长。这段时间虽不长，但她为党做了大量的工作，从训练协理员、培养干部，到深入农村组织自卫队、农会，推行合理负担，以及扩军，改造县区政权，建立党的组织，发动群众，粉碎敌人九路围攻等，她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她热情奔放，情绪高昂，不怕苦、不怕累，工作时间不分白天黑夜，很少休息。
1938年7月，她与郭森等一起从山西出发回冀南。当时，大路都被敌人-，只好走崎岖不平的山路。为了照顾女同志，郭森雇了一头小毛驴让她骑。她看到大家都带着很多东西，负担很重，就让小毛驴驮着东西，继续坚持步行。她边走边鼓励大家说：“过一个山头，少一个山头，山头再多，我们脚不停步，总有尽头。”
到冀南后，贾庭修参加了地联会，不久与李菁玉结婚。8月，贾庭修去南宫任县委书记，是当时冀南的第一个女县委书记。她运用自己在辽县工作的经验，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大力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不长时间内就把全县党员发展到2500人，普遍建立了农村党支部，全面加强党的领导。
1939年2月，南宫县沦陷之前，贾庭修亲自带领几万名群众拆城墙，挖路沟，改造地形，为日寇占领后开展游击战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月，贾庭修去北方局党校学习，改名杜光。在党校里，她通过听朱德、杨尚昆、傅钟、陆定一等人的亲自讲课，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列理论知识和党的历史。她在党校一面刻苦学习，一面结合冀南的实际情况，提出了许多工作建议，如干部理论学习要进一步加强，领导干部要带头，使学习经常化、制度化；对群众的文化、政治、思想教育，要做得更加扎实，不要满足表面上的轰轰烈烈；要重视财经，整顿财经工作，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制度，等等。这些建议对开展和改进冀南工作起到了有益的作用。
1939年年底，贾庭修结束了党校的学习生活回到冀南，任冀南区妇委副书记。她提出为激发妇女抗日热情，必须提高妇女在家庭和社会的地位，发动组织妇女参加生产劳动。
为了改进领导，冀南区党委决定搞实验县，通过抓点带面，进一步推动全区各县的工作。1940年3月，贾庭修作为区党委工作组成员去威县搞实验县，并被任命为威县实验县县委书记。
这时正是讨伐顽军石友三之后，广大群众因遭受石军的严酷摧残，强烈要求对叛军的残余分子予以打击。贾庭修和县委顺应群众的要求，坚决镇压了那些罪恶多端、杀害革命干部和群众的反动分子，群情为之大振。接着，她领导县委开展了减租减息和雇工增资斗争，减轻了群众的经济负担，改善了雇工的生活条件，提高了雇工的政治地位。同时又开展了整理土地，清查黑瞒地的斗争，维护了贫农中农的利益。群众的抗日热情非常高涨，纷纷报名参军参战，在很短时间内全县扩大正规军1300人，并建立了13个县、区游击队，加强了武装力量。
1940年上半年，冀南区党委召开了段芦头会议，会议片面强调反“左”，否定以前的工作，这给站在第一线的干部和群众泼了冷水。特别是上级的错误决定，伤害了自己的同志，贾庭修与威县的大多数干部想不通，在会上贾庭修据理相争，坚持真理，为此与自己的爱人李菁玉的关系一度很差，以至闹到要离婚的地步。但贾庭修为了革命，为了工作，为了追求真理，坚持原则，把个人感情置之度外。
1941年，日寇回师华北，实行“治安强化”，军事上实行面的占领，修公路，设据点，频繁“扫荡”，对根据地实行分割“围剿”，企图消灭抗日武装力量。在这种紧急情况下，贾庭修根据上级决定，将游击队全部过渡为正规军，这样使地方武装力量大大削弱，根据地变为游击根据地，困难更加严重。贾庭修并没有被困难所吓倒，继续组织民兵武装，在很短时间内，重新发展到1400人，800条枪，壮大了地方武装。县委领导任光亚，去贺钊工作时被捕，壮烈牺牲。消息传来，贾庭修悲痛万分，不顾个人安危，亲自带人去贺钊据点抢回了任光亚的尸体，予以安葬，并号召全县人为任光亚0。
1942年1月28日，中央颁布土地政策。此时，贾庭修已任冀南妇委书记，她与陈星野、张汉涛去威县马房一带敌占区，就威县社会势力的变化，党的发展和土地问题作了调查，写出了《威县社会势力之分析》、《威县农村阶级之分析》等文章，发表在《平原》上。随后敌人四次实行“治安强化”运动，环境日趋艰苦。为了隐蔽支部，对付敌人的“自首政策”，贾庭修又去南宫县做调查研究工作，并与南宫县委共同研究决定了对汉奸、叛徒、敌特的对策，及整理恢复支部的办法。不久，南宫工作有了转变，重新打开了局面。同时贾庭修根据调查情况写了《南宫县敌人之特务流氓政策》、《土地问题之研究》，发表在《平原》上，对扭转当时的工作局面起到一定的作用。
“四二九”以后，环境日益变化，冀南根据地对敌斗争更趋激烈，干部民兵牺牲很多。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同志要求上山保存力量，贾庭修极不赞成。她认为根据地是我们开创的，坚持根据地要靠我们去斗争，困难时脱离群众，对不起父老乡亲。越是困难时期，我们越要与群众在一起同甘苦共患难。在这种感情支配下，贾庭修一方面深入群众做细致的发动工作，一方面到基层去做调查研究。
9月28日，贾庭修回二地委报告工作之际，路经冀县时夜宿北冯召村，正赶上敌人“扫荡”，不幸被捕，押解冀县城内。
审讯时，日本鬼子用枪打、火烤，使用种种酷刑，逼她交出0、文件，说出党的领导人下落。贾庭修泰然自若，坚持说自己是北内漳一个小学教员，来这里看病的。几次审讯，口供始终如一。敌人从她嘴里得不到什么口供，只好长期把她关在牢里。
1943年11月19日，经组织多方营救，贾庭修终于脱险出狱，回到党的怀抱，结束了狱中一年零三个月的铁窗生活。
出狱后，贾庭修身体虚弱，全身浮肿，行动不便，回家休养了一个月，未等身体康复，就抱病去太行参加了冀南区党委的整风。在整风学习中，她主动向组织交待了狱中生活，接受了党对她在被捕过程中的审查。经组织多方审查确认，贾庭修在狱中坚贞不屈，秉节自励，没有暴露身份和党组织，并为党做了大量的工作，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气节和情操，党组织批准她在狱中一年零三个月的党龄，对她在狱中的表现作了高度评价。
1944年8月，贾庭修再次到党校学习。由于出狱后身体没有得到很好的恢复，加上紧张的整风学习，她不久病倒，并在病中写完了自传。她在自传中写到“被捕中组织上对自己那样关心，应尽毕生之力以报党。”她看到整风后同志们都像猛虎一样工作，而自己却躺在病床上，心里感到非常痛苦。
经医生诊断，贾庭修得的是严重的心脏病。当时，组织决定全力医治她的病，但她想到的却是党在战争环境中经济上的困难，应为党节约每一个铜板，以便多造子弹消灭敌人。在她病情危重时，仍坚持少花钱，不吃贵重药，不打针，就连药棉用过后也让护士保存起来，以备下次再用。她这种公而忘私的革命品格深深打动了周围人的心。
丈夫在病床前问她：“怕死不怕死?”她说：“人还能不怕死吗?不过我死是不甘心的，因为还有整风后的抱负没有完成。今病如此，我觉得死也没有什么遗憾了，我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她就是这样带着未完成革命抱负的遗憾，带着对党对人民的依恋难舍之情，于1945年11月11日下午2时40分辞世，时年33岁。
(冀南烈士陵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