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自中（1140―1199），字道甫，一作道夫，号厚轩。五代时，其祖先为躲避战乱，由福建迁居温州平阳蒲门（今苍南县蒲城乡）。到王自中高祖父的时候，王家又从蒲门迁到了凤池（今苍南县凤池乡）；而王自中的祖父王成子则再迁四溪（今泰顺县泗溪镇）。王自0生于南宋绍兴十年（1140）七月二十六日，是家中的长子，下面还有两个弟弟。父亲名叫王廷佐，母亲施氏。
北宋末年，四溪地方的社会经济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成为平阳乃至温州的繁盛之区，也曾出了一批仕宦名族，文化氛围相当浓厚。由于受到环境的熏染，再加上天资聪颖，王自中虽然年纪轻轻，但文化修养已不同凡俗。十八岁时，即受聘为金华叶衡的家塾教师，教导叶氏子弟。次年到了南宋都城临安，以布衣结识公卿，并得到了参知政事周葵、给事中吴芾以及任礼部侍郎的同乡王十朋等人的器重。
因北方沦陷于金人铁蹄，中原人民不断南下归附南宋朝廷，时称“归正人”。乾道三年（1167），朝廷正在商议将这些“归正人”遣返故籍。王自中闻悉后，认为这样做势必断绝中原人民对南宋政权的希望，当即至丽正门，伏阙谏诤，连上三疏，在疏中指出了“内空无贤，外虚无兵”的现实，并推荐说韩世忠之子韩彦古有宰相之才。丞相叶颐、魏杞看到奏疏，以为“出言不逊”，要求将王自中流放编管。不过此时在位的孝宗皇帝怀有恢复故国之志，对人才也比较爱惜，并没有同意叶、魏二人的意见，只是将王自中发送近郡徽州听读。到了该年冬天，叶、魏罢相。王自中修书给吏部尚书周操，周操遂与朝中一班-为之辨白。这时朝廷恰好举行祀天求雨的“郊霈”大礼，王自中便获得了赦免。获赦后的王自中，仍逗留京师，周旋于公卿之间。乾道六年春，拜谒中书舍人范成大，欲结识了韩彦古，并居其门下为客。
在登第之前，王自中长期寄居京师，过着游子的生活。虽然如此，他还是保持着士人的正直品格。有一次，某丞相设宴待客，正好碰到别人送鹿肉来，于是便请座客分韵赋诗。王自中早就看不惯此公玩弄权术的行径，于是便借秦代0臣赵高指鹿为马的故事，高声吟诵道：“世间此物多谓马，宝匣还宜出上方。”这下可气坏了丞相，但丞相又不便发作，只好起身到房间里强压怒气。看着丞相在房间里进进出出，客人们都显得十分尴尬，惟有王自中仍独自地摇晃着膝盖，照样吃喝。
淳熙元年（1174），王自中就试于两浙转运司，举诗赋第一。四年，再次应试，又获举。次年春，礼部试中式，殿试又中第一，孝宗皇帝亲自召问，并籍记其姓名。这样，三十九岁的王自中终于考取了进士，获得了进入仕途为王朝效力的正当资格。王自中“每应试，皆陈实策，无一语类时文”，虽然他的试卷被人讥为“札子”，但却深受有识之士的欣赏。时以翰林学士充任御试举人详定官的周必大，在读过王自中的廷对策文后，击节赞称叹，认为其中关于北宋风俗变化以及进君子、退小人、择守令、选将帅等政治方略的论述详明剀切，言人之所不能言。王自中又以自己所著的《孙子新略》一书向周必大求序，周必大虽未作序，但仍称赞王自中“蓄藴闳富，兼资文武，著书立言，期见于用”。
新中进士的王自中，被委任为舒州怀宁县（在今安徽省）主簿。时值大旱，王自中以赈济有方受到了淮西转运判官赵彦逾的嘉奖，其事迹亦被通告淮西各郡。赵彦逾去任后，燕世良代为淮西转运判官。朝廷准备修筑-城，燕世良下令向各州“敷买”城砖。这对于刚刚经历过旱灾的淮西地区来说，无疑是一项沉重的额外负担。但考虑到转运判官手中握有举荐大权，各州、县的长官深恐妨碍到自己的官运，因此都不敢有异议。这时又是王自中，跑去跟燕世良算了一笔帐：“兴筑-城，现在要蕲、黄、舒、和、无为五郡供应二百二十二万块城砖。每块砖重十八斤，需要工料价三千六百钱。每个运夫一次可背四块砖，需要运费一万四千四百钱。如此浩大的工料价和运费，都要由淮西五郡摊派，旱灾之后，钱从何出？”有了这样一纸明细帐目，燕世良也意识到了事情确实难办，于是便撤消了“敷卖”任务。王自中遇事敢言，燕世良从善如流，一时传为佳话。
早在淳熙元年，王自中曾在都城临安拜访了吕祖谦，两人一见如故。王自中对吕祖谦的学问人品极为钦佩，虽然吕氏只比自己大三岁，却尊以师礼。在怀宁任上，王自中得到了金华好友吕祖谦患病的消息。更是不远千里，派人送药慰问。吕祖谦也十分了解好友的狷介性格，虽然身微职卑，却胸怀大志。因而在回札中除了极力勉励之外，还特别语重心长地劝其“韬敛光芒，而致详朱墨细碎之间”。淳熙八年七月，吕祖廉这位年仅四十五的一代大儒离开了人间。悲痛之余，王自中撰写了《祭吕东莱》一文，于次年春天派遣仆人到金华祭吊。
淳熙十年，王自中升任分水县（今浙江建德）县令。还没赴任，就因为中书舍人王蔺的推荐，入京至尚书省接受审察，并受到了孝宗皇帝的接见。在与皇帝的会面中，王自中上了两道疏。其一为边防事：针对当时募兵制兵员多、费用大、素质差、战斗力弱等情况，王自中主张改行类似唐代的府兵制，以民田多寡出夫为卒，民田多者，听任以田募客（客户主要是佃农）为卒；官田则由官募军，或民分屯之；所募之卒，轮番防守，亦兵亦农，军民合一。其二是请求起用贤能之士，尤其是州、县的守、令知州事及县令，应该选拔有能力的人充任。
一番奏对，孝宗皇帝对王自中印象颇佳，特命改合入官，但结果王自中只是得到了一个冗散闲职——耤田令。孝宗皇帝自然明白这并不足施展王自中的才能，也想伺机给另外安排位置，但受到了执政大臣的阻挠。一次监察御史有缺，孝宗皇帝拟任命王自中。左丞相王淮不同意，说：“王自中为人狂妄，曾扬言朝廷-都是平庸之辈，一无用处。如果让他当御史，那么，我们这些在朝为官的都应该回老家了。”再说王自中以前曾为韩彦古门客，彦古与其兄弟彦直、彦质向来不睦，乾道初年，在严州知军事任上时，就曾因“居家不检”的罪名被罢官，后来起知平江府，结果又被罢官。韩彦直、彦质害怕王自中当上监察御史后，会为彦古说话，于是造出谣言，称王自中当年曾接受韩彦古的贿赂，伏阙-，举荐彦古为相。孝宗皇帝听到风声后，也起了疑心，就派人去调查这件事。与王淮关系密切而与王蔺意见不合的中书舍人王信乘机怂恿右正言蒋继周，上疏劾奏王自中受赂之事。孝宗皇帝看到奏疏后，信以为真，王自中不但监察御史当不了，还被遣出了京城。
不过孝宗皇帝不久就醒悟了，对自己的草率深为懊悔。淳熙十四年二月，令辅臣（宰相）为王自中安排一个沿边州郡长官的位置。辅臣的回答是，王自中的资历尚浅，不能担任州郡长官。对于这种堂而皇之的理由，皇帝也无可奈何，只能退一步给王自中一个通判的职位。于是便给尚在出京路上的王自中去了一道命令，委任他为郢州（在今湖北）通判。到了三月份，正向郢州进发的王自中又意外地接到命令，改任他为光化军知军事。这个知军事的任命本来是要给 武学 博士邹诩的，在最后签发命令之时，孝宗皇帝亲笔填上王自中的名字。孝宗皇帝对王自中的知遇，由此可见一斑。
王自中“浮九江，逾大别，循漢水”，一路西行。到达郢州时，作了短暂的停留，从知州事张孝曾口中得知当地正在为岳飞修建祠堂。到任不久，张孝曾就寄书来请王自中为刚竣工的岳祠撰写碑记。王自中对岳飞十分仰慕，在淳熙十五年秋写成了《郢州忠烈行祠记》一文，分八个条目总结了岳飞的治军才能。
光化军的治所在今湖北省光化县西，在南宋时期属于抗金前线。王自中在任职期间施行了一系列新政，“务在结人心，固保障”，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减轻民间赋役负担上。刚到光化军的时候，那些不了解王自中的人还经常为之出谋划策，怂恿牟利。王自中引用同乡前辈、曾任光化军监酒税的邵持正不敛财于民，而以财利民的故事说：“以前邵监税能够做到的事，难道我们后来者就做不到吗？”绍熙元年（1190），王自中减价贷放夏季料役钱，又免征房廊、河渡等项税钱，对于缓解民困、巩固民心，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绍熙二年，王自中赴都觐见光宗皇帝。光宗皇帝想把王自中留在朝中，便问他：“朕对你忠正耿直的声誉早有耳闻。朕继位的时候，父皇嘱咐说你是一个可用的人才，让我牢记在心。你在外郡当官也有些时间了，此次来京，是否考虑过朝廷中有什么职位更适合你？”王自中知道朝廷中派系复杂，许多人的立场都与自己不能相容，如果留在朝中，难免又要引发斗争，于是便以母老固辞。光宗皇帝看到王自中态度坚决，便让执政大臣给开了一个信州知州事的缺。
信州治所在今天的江西上饶，两宋时期归江东路管辖。但即使是这样的近郡，其财政状况也相当糟糕。信州所属六县积欠州财政的公款竟达三千余万缗，致使本州不仅不能按时上供朝廷，连地方日常开支都缺乏经费。历任州官对此束手无策，只能-一两个县令或处罚几个吏胥，以此来开脱自己的责任。王自中到任后，即写信给各县县令，开诚布公，情辞恳切，并与各县约定，所欠公款只要缴足原额实数，其余补解费用（相当于罚款或滞纳金）可予以减免。于是各县吏民，争相输纳，积欠一清。由于清理积欠成效卓著，王自中在绍熙三年江东路的-考课中被列为上等。江东转运副使、安抚司公事杨万里还将其政绩上报朝廷，请求予以嘉奖和提拔。
除了清理积欠外，王自中在信州还注意恢复古迹，倡兴文教，表彰忠义，激励风俗。在信江南岸的钟山顶上，原来有个白鹤庵，相传为唐代仙人骑鹤升天的地方。王自中觅得久已湮废的白鹤庵遗迹，又在旁边修建了跨鹤台，成为当地的一个名胜。绍熙三年秋，江西乡试发榜，王道夫定于九月二十九日开鹿鸣宴，宴请信州各县的举子。可是到了二十七日的晚上，信州城内忽起大火，延续几个时辰，烧毁了数百间民房。经此大灾，鹿鸣宴只好取消。不过王自中还是把原来准备摆酒的钱发给举子们，作为他们明年赴京考进士的路费。同年十月，王自中又上疏朝廷，请求为信州籍的抗金名臣张叔夜、郑骧修建旌忠愍节祠，并请朱熹撰写碑文。等到祠庙建成时，王自中业已离任，但朱熹在碑文中仍然称赞王自中“为政知所先务”。
王自中治理信州前后仅一年，大概在绍熙三年底，施太宜人去世，本来受命进京述职的王自中，遂改道回乡，为母服丧。宁宗庆元元年（1195）二月，王自中服满复出。监察御史王恬又翻出蒋继周的旧案来攻击王自中，致使王自中只得到了一个主管武夷山冲佑观的虚职。宋代所谓的宫观官（或叫祠禄官），一般只是用来安置年老不能任事的大臣，虽可享受俸禄，却无实际职掌。祠禄官既无专责，王自中就在家乡赋闲。王自中的生活十分简朴，所得的多余俸禄，都用来接济周围的穷亲戚、穷朋友。王自中看到当时民间承担差役，往往因为不公平而酿成斗争，引发官司，不但损害了乡里乡邻的和睦关系，也败坏了地方的风气。于是便组织了一班志同道合的人，成立“义社”。加入“义社”的人都要按照自家的资产来确定承差的轻重及派役的先后。这样承差派役有了一个公平的标准，争讼之事自然就少了。
到了庆元四年四月，朝廷任命王自中为邵州知州事，但却被中书舍人谢源明驳回，结果还是让王自中享受祠禄官待遇。庆元五年，宁宗皇帝再次下诏让王自中补兴化军现缺。这次诏令下到中书省后，谢源明虽未亲自出面阻挠，却指使同为中书舍人的高文虎将诏令原封缴回。而此时的王自中已是六十岁的老人，屡遭屈抑之下，不久就忧愤成疾。到了该年的八月二十三日，这位胸怀实学的济世之才，终于赍志以殁。
王自中晚年迁居平阳县城的橘庄，并在县城东门的仙坛山北麓为自己找好了墓地，去世后，其灵柩便由家人埋葬于此。王自中与夫人林氏安人育有二子四女：长子王遵度，曾当过安丰军霍丘县的县尉；次子叫王遵庾。
南宋一代的政治，自始至终都伴随着朋党之争。不但政治立场的分歧会引发激烈的斗争，就是在同一政治派系里，由于学术见解、地域关系甚至个人品性的不同，也都有可能造成分化和对立。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谨言慎行，韬光养晦，乃是必要的生存艺术。而王自中个性张扬，不拘小节，遇事往往直言无忌，这就注定了他的政治生涯不可能一帆风顺。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王自中慷慨倜傥、光明磊落的君子风度，也为他赢得了不少朋友，同乡如陈傅良、叶适自不必说，像周必大、吕祖谦、杨万里、辛弃疾，也都对王自中青睐有加。在江西时，杨万里、辛弃疾这两位大文豪都曾与王自中诗词唱和，王自中效仿杨万里的“诚斋体”，居然达到惟妙惟肖的境界，足见彼此在气质上的默契。永康人陈亮，平生自视甚高，但对王自中却极为佩服，尤其欣赏王的书法，称其“韩筋柳骨，笔研当独步”。“韩筋柳骨”，实际上也正是王自中为人的品格，在这一点上，他与陈亮堪称同调。因此后来叶适为陈、王二人合撰了《陈同甫王道甫墓志铭》。
王自中身当南宋偏安之世，和当时许多有志之士一样，他的胸中也怀有经世致用的理想，所以他的学术具有浓厚的事功倾向，这与永嘉学派的宗旨相当一致。他研究兵法，著有《孙子新略》；研究历代史实和制度沿革，著有《历代年纪》十二卷、《王政纪原》三卷。又将平生所作的表启、奏札、诗歌，编为《厚轩集》五卷。遗憾的是，这些著作都没有流传下来。
参考文献：
宋魏了翁《鹤山集》卷七六《宋故耤田令知信州王公墓志铭》
宋叶适《水心文集》卷二四《陈同甫王道甫墓志铭》
宋陈傅良《止斋集》卷五○《王道甫圹志》
《宋史》卷三八九《王自中传》
民国《平阳县志》卷三四《王自中传》
宋吕祖谦《东莱集》
宋杨万里《诚斋集》
宋周必大《文忠集》
清孙衣言《瓯海轶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