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汉三(1893～1943)名士杰。陕西绥德人。1913年考入西安三秦公学，一年后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在北高师期间，受陈独秀倡导的“科学”与“民主”思想的影响及李大钊有关介绍俄国十月革命文章的启蒙，曾与杨明轩等创办平民学校，宣传教育救国。1919年热情支持北京爆发的五四学生反帝-。1920年，经蔡子明推荐，到缅甸仰光华侨学校任教；回国后任陕西省立第一师范教师、私立咸林中学训育主任等职。1924年应李子洲聘请回陕北，担任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训育主任。他与校长李子洲、教务主任杨明轩三人在广大师生和人民群众中威望很高，被称为“绥德三杰”。1926年冬与杨明轩一起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底李子洲离任，常接任绥师校长，并担任该校中共支部书记。1927年8月4日中午，应高定伯之请，常与雷五斋、杜少西和绥德县县长韩卓儒在高家吃饭，进来一个国民党军官，向韩县长展示代理省政府主席宋哲元要拘捕绥师教师蔡南轩、关中哲等的公文。常立即离席赶回学校，站在包围搜查学校的士兵和被搜查的师生中，拍着胸膛大声宣布：“学校没有一个共产党员，若有一个共产党员就枪毙我!”奉命搜查捕人的士兵无奈，只好草草收场。但反动当局还是查封了学校，常也被“约法三章”(三年不准离开绥德；三年不准在教育界任职；找三家商号作保)管制。
1930年，常出任陕西省教育厅督学。1932年任汉中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在汉中二女师，他经常向学生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特别是抗日救国思想。此间，经友人介绍，常结识了十七路军驻汉中的旅长赵寿山，被聘兼任该旅参议。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由赵寿山推荐，杨虎城委派常担任三原县县长。上任不久，他就任命中共党员周芝轩为县教育局局长，支持周在教育界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支持中共党员黄子祥等在三原县北乡陵前镇一带建立抗日游击武装；还组织三原县各中、小学师生和人民群众热烈欢迎彭德怀、任弼时、杨尚昆等将领率红军进驻三原；支持红军总部在三原县南关东巷内建立联络站。他还积极支持冯文彬领导的战时青年训练班(即安吴青训班)的筹建工作，并从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以大力的帮助。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仿照青训班开办了抗日训练班，抽调全县各乡、保的教师和进步青年，分期集中学习。为了提高抗日训练班的教学质量、培养抗日人才，他请安吴青训班的教官讲中共的抗日主张和抗日游击战术常识等。与此同时，他还经常到三原省立第三中学、三原工业职业学校和三原女中以及一些小学，向广大师生宣传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以第三中学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西北青年抗日救国联合会为核心，成立了独立于县政府之外的抗日救亡室，做全县抗日力量的组织和动员工作；发动全县各中、小学广大师生参加抗日救亡室，在街头出板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举办抗日文艺联欢晚会，演出进步师生自编的活报剧；组织抗日宣传队，下乡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等，使全县抗日热情空前高涨。
常在担任三原县县长期间，曾下决心清除腐败积弊。他向公职人员约法三章：公开财政，严禁-，严禁00群众和吸毒贩毒；对土豪恶霸欺压群众或欺行霸市的行径，更是严惩不贷。三原县群众呼他为“常青天”、“铁包公”。然而，他的言行却遭到国民党当局的仇视。蒋鼎文出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后，下令撤掉他的县长职务，还责令他交待问题。后在赵寿山的鼎力救助下，才免遭陷害。
1938年，按照中共组织指示，常与杨明轩赴抗日前线中条山三十八军赵寿山部任高级参议。他们在广大官兵中间做了大量的抗日宣传工作，深得赵寿山的信任。在此期间，他患了肺结核，于1940年被送往赵的家乡户县，一边养病，一边整顿赵出资创办的善慧小学，吃住都在赵的家里。1942年病情稍好，即被任命为三十八军军法处处长。他到任后对改造旧军风，增强战斗力，发挥了重要作用。1943年肺病复发。弥留之际，他把仅有的一个金戒指送给他的勤务员，其他衣物全部送给朋友作为纪念，并要求不要给他另作寿衣，身穿抗日军服，死在哪里就埋在哪里。同年9月8日，病逝于河南荥阳苏寨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