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桂滋（1891～1959）字培五。陕西定边人。因家贫仅读四年私塾，便辍学去外祖父家的挂面作坊当学徒。1911年在其姐夫郑思诚的影响下，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1912年入陕西讲武堂学习。毕业后返回定边，任县保安队队长。1919年，陕北镇守使井岳秀将定边保安队改编为连，调驻绥德，高被任命为连长。他对井在陕北横征暴敛不满，秘密联络各县反井人士，准备起事。参加靖国军在胡景翼部任团长的郑思诚支持妻弟的行动，用各种机会给高运送武器、弹药。井岳秀侦知此事，于1921年2月派兵围攻高连。高事先得到消息，提前在绥德树旗倒井，率300余人西走三边，井派一团兵力追击。高部先后在安边、铁边城被包围，几经波折，脱离险境，到甘肃平凉时，只剩下八个人。1922年，井岳秀得悉高被陇东巡防军帮统张兆钾收留，即呈报陕西督军府行文甘肃，要求扣押高等。张兆钾的幕僚寿云亭得到消息，与高一起潜逃，经西安到直隶顺德（今河北邢台）投奔胡景翼，任胡部郑思诚团骑兵营营长，参加了第一次直奉战争。1924年10月北京政变期间，高因战功卓著由营长升任国民军第二军独立团团长。以后又在豫西参加讨伐憨玉琨，由黑石关、虎牢关一直打到洛阳；胡景翼病逝后，高又在天津马厂参加讨伐奉系李景林的战争，升为第三补充旅旅长。1926年春国民军第二军退守豫西时，高旅未随大军西退，而北渡黄河驻防直隶武安。投靠吴佩孚、就任开封警备司令的毅军首领、陕北清涧人米振标，一想扩充毅军实力，二怕高部孤立被歼，遂任命高为毅军第五混成旅旅长。高明知米部不可依靠，但为了保存实力，还是接受了米的委任。
同年冬，高旅开赴河南，旅部驻淮阳。当时，河南形势极为混乱，各派军阀都在扩充实力，争霸地盘，新到的高旅，很快成为各方拉拢的对象。1927年初，直、奉军阀都给高送去了允其编师的委任状，他一个也未接受，却在淮阳挂起青天白日旗，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八师师长。然而北伐的国民革命军迟迟到不了河南，全旅在直、奉军阀的包围下，处境极为危险。为摆脱困境，他派高建白、霍子乐去汉口联系。5月，武汉国民政府正式公布高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十九军军长，并派来数十名政工人员。高集中部队，参加“二次北伐”，很快占领兰封、考城、民权、归德（今商丘）。
宁汉合流后，第十九军被桂系打败，退驻皖北，与到皖北休整的第十军杨虎城部联手，逼走了直鲁联军，使皖北地方得以安定。1928年2月，高部改编为第四十七军，归第一集团军第四军团方振武指挥，继续北伐，4月攻克济南。“五三”惨案（即济南惨案）时与日军作战，被日军包围，突围后与友军攻占沧州、德州，6月初进占京、津，二次北伐基本结束。这时，蒋介石提出裁军，有13个团的第四十七军被缩编为一个旅，高为此对蒋十分不满。
1930年，高参加阎锡山、冯玉祥倒蒋失败，退至山西平定，接受蒋介石整编，任正太路护路军第一师师长。此时，高部共产党员赫光等人发动平定兵变，拉走七个连，成立红二十四军。1931年7月，高随商震出关，攻石友三后路，给张学良解围。经张向蒋通融，所部被编为步兵第八十四师，驻河北武安、磁县。1933年，高率部参加长城抗战，在冷口、将军关、黄崖关与日军激战。1934年，高部剿灭土匪刘桂堂后移驻洛阳。同年10月，高接受蒋介石的“剿共”任务，率部开赴陕北，受到陕北红军的有力打击。这时，他才认识到：“攘外必先安内”是蒋介石用来消灭异己的阴谋。遂与张学良、杨虎城等密商联共抗日，并和中共秘密订立了互不侵犯协定。西安事变时，高亲赴太原，拟请阎锡山领衔支持张、杨。
七七事变后的第三天，高请缨抗日获准。他立下遗嘱，率部奔赴察哈尔前线，准备以死报国。此时，他被任命为第十七军军长仍兼第八十四师师长。从7月到年底，高部连续参加了南口、沙城、沙烧岭、平型关、忻口、太原等重大战役、战斗。193 8年高部归第十八集团军总指挥朱德指挥时，经常与山西决死一纵队配合作战，并在当地牺盟会的协助下开展游击战争。高部三打张镇、五攻马壁村、七袭霍县城屡立战功，曾多次受到朱德的嘉奖。1939年在中条山横岭关布防时，高令部下用石条筑起多种坚固工事，使日军的坦克、大炮失去作用，双方对峙一年。1941年5月，日军集结精锐部队猛攻中条山，因左、右两翼友军阵地失陷，第十七军指挥所遭日军包抄。部队奉命向黄河边撤退，军部与主力部队的联系被日军截断，高带军部人员隐匿山中，随时都有牺牲和被俘的可能。跟随高的军参谋长、副官长劝高降日，高怒斥其无耻。第十七军主力部队突出敌围不见军长，特务营营长遂率便衣20人杀回日占区寻找，一连多天毫无结果，发现一具与高体形相似的尸体，以为“军长阵亡”，便掩埋尸体，并插木板作为标识。与此同时，日军也悬赏十万元到处搜捕高，见到墓上木牌，确信高“被击毙”，遂掘墓拍照在日伪报纸上大肆宣扬中条山之战战果。然而，一个月后，高和副军长、秘书、副官等，竟奇迹般的在宜川出现了。
高部在抗日战争中，前后与日军接战百余次，官兵伤亡甚大，被允调离前线，在豫西新安、渑池一带，一边休整，一边担负石井至茅津渡100多公里黄河河防的守备任务。当时的渑池，灾荒遍地；加上中条山战败后由山西逃难过来无以为生的难民，困苦惨状目不忍睹。高命令从全军口粮中每月节约五万斤小麦，在县城等处设粥场2 0个，每天给每户难民发放一小瓷罐麦粒粥，使大批难民免于饿死；他还把一批失去父母亲人的难童送往陕西眉县西寨，到第十七军农场办的子弟学校上学，吃穿全部免费。寒冬将临，他又令各师、团把报废的旧军衣发给无衣御寒的灾民和难民。豫西的灾民和因日本侵略逃到豫西的难民，对高军长和他带领的第十七军感恩戴德。
1943年底，高部被派驻甘肃固原，受命-陕甘宁边区。但高不愿再与中共搞摩擦。在他默许下开辟了固原经王洼子到三岔的秘密交通通道；还掩护和帮助过民主人士杜斌丞；并于1945年在重庆陆大将官班学习时，由章伯钧、杨子恒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准备在蒋介石发动内战时，打起民主联军旗号，向共产党靠拢。抗战胜利后不久，高被蒋削去兵权，就任有名无实的第八（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西安绥靖公署副主任；高的部队也被调离与陕甘宁边区接壤地带，甚至高的住宅和本人的行动都受到严密的监视。高为了不使人民遭受涂炭，曾将胡宗南在陕南堵截李先念、王震率领的中原军区突围部队的作战计划、兵力部署，以及蒋、胡将进攻延安的重要军事情报，告诉中共地下党员；并设法推迟进攻延安的时间。西安解放前夕，高被胁迫到汉中；他借口夫人在重庆患病而飞往重庆。为了逃避被送往台湾，高藏匿在一个外国人开的医院里，直到重庆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高先后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农林部副部长，西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参事室主任。1952年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他变卖房产捐献飞机一架。大行政区撤销后，任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主任，政协陕西省第一届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59年1月6日因患脑溢血并发肺炎，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