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世英（1942—1968），在郭沫若先生的11个子女中他排行第八，在郭沫若先生的7个公子中，他排行第六。1942年出生在陪都重庆。自幼聪明过人，才华出众的郭世英经过打磨之后本来可以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然而一场“文革”使这个“最具人性魅力”的青年（作家、学者周国平语）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死时年仅26岁。
郭世英的中学时代是在北京有名的干部子弟学校101中度过的。在中学里他一直是班上的三好学生，模范共青团员，还被誉为-子女的表率。那时，郭世英不仅成绩优秀，还是一个体育爱好者，是学校足球队的名将。
一
郭世英在101中毕业后，考入北京外交学院，因为种种原因他没有在这所政治性很强的学校里读下去，而于1962年转入北京大学攻读哲学。
郭世英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加之聪明过人，又具有强烈的求知欲，那厚厚的一本《古文观止》，他只要默默地读上几遍，就能将全书的古文背诵下来。1962年，郭世英刚入北大哲学系，他的父亲郭沫若正应国家青年艺术剧院之约赶写剧本《郑成功》，这时郭世英常在一旁翻阅父亲所用书籍和有关资料，还自己动手也写一本《郑成功》的剧本，并且在父亲之前脱稿。当青年艺术剧院派人来郭老家催稿时，郭沫若先生还未完稿，于是郭沫若就对来人说：“我的剧本还未脱稿，那么你们就先把我儿子世英写的《郑成功》的剧本拿去看看。”在哲学系学习期间，郭世英只用三个月的时间就把黑格尔的经典著作通读了一遍，然后，告诉他的同伴们说，我已研究了三年的黑格尔哲学体系。有一次他还约上几个同学到北大著名学者朱光潜先生的府上讨教，朱光潜先生听了他提出的许多哲学上的问题及其见解之后，还真以为他研究了三年时间的黑格尔著作。
二
在郭世英进入北大不久，举国上下掀起了一个学哲学的热潮，还号召全国人民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分析解决从政治军事到日常生活中的所有问题。在这一热潮的推动下，作为哲学系学生的郭世英自然想到要主动投入到这一热潮中去，他便组织了几个同学成立了一个哲学研究小组。郭世英对小组的同学说：“现在工、农、商、学、兵各阶层都在学哲学，用哲学，对此咱们哲学系的学生不能置之度外，应该打前锋，向哲学的一切0进军。”于是，既天真又认真的他主动提出了一些十分现实又敏感的研究问题，如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不是阶级斗争？“-”到底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有没有顶峰？什么是权威以及对毛泽东思想能不能一分为二等一系列十分敏感的问题。
由于他们的小组探知的许多都是哲学上的未知问题，他干脆将自己的学哲学小组命名为：“小组”。他们小组的成员还常常利用课余时间，如星期天、寒暑假的时间在一起探讨这些未知问题。
三
郭世英是郭沫若与于立群所生的第二个儿子。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涉及郭世英的文字，是陈明远提供的郭沫若1960年11月18日致他的信：“您跟世英、民英的通信，他们两人拿给我看了。近年以来，你们交了好朋友，推心置腹，相互切磋学问，探讨文艺与哲理的问题，我很欣慰……但是世英提出要整理你们的通信，搞出一本《新三叶集》送去公开出版，我觉得没有必要。”这封信，不但透露出世英和民英（主要是世英）的思想情趣，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了解郭沫若当年心境的有意味的材料。《三叶集》是五四时期郭沫若与田汉、宗白华的通信集。才华横溢的郭世英对于父亲当年性情真率、汪洋恣肆的文字及其文学上的实绩，无疑有着极大的向往。不到20岁的他，也想要弄出一部《新三叶集》。饱经沧桑的郭沫若对此事的反应颇为复杂，作为过来人，他完全理解青年的渴求，但他强调：“现在早已不是五四时期”，“尚未成熟的东西，万不可冒失地拿出去发表。”
郭世英在读了父亲五四时期的文论和诗歌之后，对父亲后来特别是建国以来的文字大不以为然。据一位当年深受郭世英影响的中学生回忆，有一次他与郭世英在郭宅门前邂逅郭沫若，郭世英指着他父亲的背影对这位中学生说：“这就是你崇拜的大偶像，装饰这个社会最大的文化屏风。”作为一代文豪，郭沫若在文学领域的建树和对两个儿子的潜移默化是可以想见的。他的同班同学周国平后来也回忆说：“我是从他那里知道尼采、弗洛伊德、萨特这些人的重要性的。有必要说明，这些如今十分时髦的名字，当年即使在哲学系学生里也是鲜为人知的”。博闻强记的天赋，好学深思的习性，使郭世英在同龄人里显得异乎寻常。
1968年4月，郭世英被农大造反派扣押，几天后从作为牢房的学生宿舍四楼房间的窗口坠落，落地时双臂仍被反捆，自杀或他杀至今成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