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福三（1887～1925），乳名路福，排行第三，后来改名福三，花东镇九湖村人，革命烈士。
王福三生于暹罗（泰国）董里埠华侨家庭，父亲王五有，在暹罗种植橡胶、胡椒为生，母亲是土著，傣族人，王福三9岁时回国，10岁，在村中的塾馆中当杂役，半工半读4年。14岁时到天和墟一家中药店当雇工。后转营小贩，肩挑货担走四圩。宣统二年（1910），到南海县平地乡乐善堂药店当药工。当时，王福三在维新派的《时务报》上学到一些革新的道理。他常回乡探亲，目睹乡亲屡受地主豪绅的压迫，愤然不平。民国9年（1920），王福三结识阮啸仙，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教育。同年底，他毅然回乡组织“九湖乡自治会”和“九湖乡自卫农团”，提出打倒-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等主张，王福三便被选为自治会会长。
民国12年（1923）初，阮啸仙到花县九湖、莲塘、元田等乡村进行农-动的宣传发动工作。民国13年初，彭湃等来花县指导农-动。王福三和共产党员陈道周等在彭湃、阮啸仙的指导下，积极从事农运工作。九湖、元田、宝珠岗等乡村，成立了农民协会，王福三领导会员与乡村反动势力作斗争，收回村里的公枪和公尝产业管理权，抗交各种苛捐杂税，紧接着在天和墟设立花县农民协会筹备处。10月19日，花县农民协会成立，会员约6000人，王福三被推选为县农会副执行委员长兼第二区农民协会执行委员长。
县农会成立后，各地会员纷纷起来没收反动势力的0，把地主豪绅所把持的“猪屎会”收归农会所有，取消“田信鸡”、“自卫谷”、“保长谷”等苛捐杂税，实行“二五减租”，深得广大农民拥护。但江耀中、刘寿朋等地主豪绅则组织“花县田主业权维持会”（人称“地主会”）与农民协会相对抗，并收罗土匪流氓组成武装民团，企图摧毁农民协会组织。以王福三为首的县农民协会，迅速建立农民自卫军，保护农-动的开展。
同年10月，广州发生商团叛乱事件，江耀中、刘寿朋等与商团呼应，企图在粤汉铁路新街站附近毁坏路轨，阻挠北伐军回师广州平叛。王福三探悉此情，立即向当时在花县检查农运工作的彭湃汇报，彭马上写信报告中共广东区委及广东革命政府。王福三还派出农军保卫新街站附近铁路，在花县张贴布告，揭露江、刘一伙的阴谋，同时派员要求花县县长下令缉捕江、刘两人，解散“田主业权维持会”。由于王福三先发制人，终于粉碎了敌人阴谋，“消弭危局”。王福三为平息商团叛乱、挽救全省危局作出了重要贡献，受到当时在中共两广区委工作的周恩来的表扬。“地主会”头目对王福三更恨之入骨，便四处扬言：“捕杀王福三者，赏900（元）银子。”各地劣绅又蠢蠢欲动，洛场、李溪、推广等乡村，都先后纠集了地主武装民团，准备袭击县农会。王福三闻讯，不但没被敌人吓倒，还针锋相对地说：“打倒坪山大地主。晤（不）忧无米煮；打倒洛场地主楼，唔忧无地求（住宿）。”鼓励农民的斗志，并迅速向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及省政府汇报情况和研究对策。
民国14年（1925）1月18日，王福三和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黄学增、何友逖带领几十名农军在九湖乡执行任务。江耀中、刘寿明等唆使凶手纠集民团100多人，把王福三等包围在九湖乡庙坳处。王福三立即指挥农军回击，但寡不敌众。有人建议退入元田村，王福三坚决反对，认为退避元田，该村农会被摧残，唯有决一死战。他越战越勇，一枪打中一匪首左耳，使敌人为之丧胆。但敌我力量悬殊，王福三即下令掩护黄学增撤退，他则单枪匹马诱敌，掩护其他同志撤退。当王福三且战且退至九湖横枝沥的灰砂山边时，中弹身受重伤，不能行走，被民团杀害。
事件发生后，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廖仲恺和彭湃、阮啸仙等亲自处理王福三被害事件，印发《花县惨案专号》，揭露国民党右派阴谋。同年5月，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及省政府派员前来，责成花县民团赔偿王福三的安家费2000元（白银），交回被缴去的驳壳枪一支，并做好善后工作。但杀害王福三的凶手仍逍遥法外。9月26日，在九湖乡召开公葬王福三烈士大会上，由阮啸仙主祭，参加大会的有省港-委员会宣传队、省农协会人员，连同各乡农友代表共2000多人。会后，农会会员抬着烈士的灵柩，由农民自卫军护送--，送葬者一万余人，队伍长达6华里，绕道各村庄、圩场，群众沿途散发传单、张贴标语，高呼口号，历行程40余里到达花县城东文笔岭（纱帽岭），将烈士遗骸安葬。烈士墓碑刻有“为农民利益而牺牲者王福三烈士之墓”，另一石碑刻有《王福三烈士史略》。民国16年（1927）蒋介石叛变革命后，花县反动派将墓掘毁。建国初期，花县人民政府重修王福三墓，还在墓地附近挖出原来的墓碑，重新竖起，以缅怀先烈，教育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