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僧孺（465—522年），东海郯（今山东郯城县）人。南朝梁文学家、书法家，兼善谱牒之学。
王僧孺祖上，为南徙的王姓望族，从魏至晋历世显奕。可是到了王僧孺的父亲王延年，家道中落，生活清苦。为了维持生计，王僧孺的母亲不得不“鬻纱以自业”，王僧孺也不得不“佣书以养母”（《南史》本传）。王延年在世的时候，王僧孺五岁就开始读书，6岁就能写文章。王延年的逝去，王僧孺虽然失去了场屋之学和严师训练的条件，但他却有着强烈的求知欲。他排除窘迫生活的侵扰，边抄书边诵习，从而不仅使他博览了三坟五典、五经六艺，还旁涉多种杂家著作，为成为一个渊博的学者奠定了基础。之后的整理《百家谱》，撰成的《十八州谱》、《东南谱》均有赖于此。
虽然王僧孺为当时的饱学之士，然而于宦途多不顺遂。在齐，是曾参与了萧子良主持编撰的《四部要略》，但“俱为学士”而已；萧长懋慕其名，曾召为“官僚”，而萧长懋的死又堵塞了上升的门户；终于齐，出为晋安郡丞，“仍除候门令”（《南史》本传）。人生的不尽得意，发言为诗，铸成了“万行朝泪泻，千里夜织愁”（《夜愁示诸宾》）的名句；泼洒为乐府，积成“不许跨天山，何由报皇德”（《白马篇》）的哀怨。任昉的慧识，曾造成处于泥途挣扎的王僧孺的转机，除尚书议曹郎，迁治书侍御史，后来出为钱塘令。但齐不久崩溃，一时的葳蕤顿时凋谢。
梁建，王僧孺被召为临川王后军记室参军，“待诏文德省，寻迁南海郡”。王僧孺受宠若惊，并期冀于南海有所作为。南海为梁的对外门户，过去的郡守只不过是坐地官商，从转手中谋取私利，中饱宦囊。王僧孺有睹于此，不胜感慨地说：“昔人为蜀郭长史，终身无蜀物。吾欲遗子孙者，不在越装。”并着手扭转吏风，颁布了《南海郡求士教》，以寻求贤材的佐助。因此王僧孺在南海视事才“朞月”，就取得了人民的爱戴。当他被征调回京的时候，“郡民道俗六百人诣阙请留”。回京，“拜中书侍郎，领著作，复直文德省，撰《中表记》及《起居注》，再迁为少卿，出监吴郡”，后回京“参大选，请谒不行”（《梁书》本传）。当时梁的吏治腐败，以至“天下宰少”“罕有廉白者”（《梁书·贺琛传》）。于此境下，似王僧孺可谓凤毛麟角。
天监七年（508年），任昉于新安任所死去，这时的复古势力猛烈地朝任昉扑去。任昉与王僧孺为忘年之交，也是当时文学战线上新声的中坚力量；王僧孺为实行自己的文学主张，还写作了“不独新声善变，更多达言深意”（张溥：王右丞集题辞》）的《为韦雍州表》。不论是从私谊，还是从志趣所好，王僧孺都不能保持沉默，于是迅即写成《太常敬子任府君传》，以传述任昉平生回答那些毁诋者的攻击。王僧孺认为：前一代有影响的作家有所短，重要的是在变新中以扬长避短。任昉的“亹亹之功”就在于：他以苦志于学的精神，使其具有了渊博的才华，改变新的文学创作“若闻金石，似注河海”，其中“笔记尤为典实”。从而肯定了任昉的文学地位及在文学变革中的作用，给袭古派以沉重打击。
在任昉逝去的后一年，王僧孺出为南康王萧绩的长史，“行府、州、国事”；天监十年，王僧孺又随萧绩转徙至南徐州。就在这一年，王僧孺却遭受到沉重打击，并且“逮诣南司”（《梁书》本传），王僧孺还不得不诚惶诚恐地的写作《逮诣南司辞府笺》，请求萧绩“借其从容之辞，假以宽和之色”予以斡旋。关于这次事件，《南史》与《梁书》记载不同。《南史》说养妾，《梁书》则认为是弹劾者汤道愍报复；后人则一般认为纯系诬陷。这时王僧孺已行年50，又患有“癫眩屡动，消温频增”之病，处在“委仕任期，故不复呼医饮病”的境地。然而他仍然在挣扎着，写成致友人《与何炯书》以自明心迹，并喷射出对破孩他的-势力的愤怒火焰。该书如泣如诉，有着裂人肺腑的感染力，系全梁文中少见的佳什。另外，王僧孺还在“忧患之余”，写成多篇“文辞危恻”（张溥：《王左丞集题辞》）的诗文如《送殷何两记室》、《答江琰书》等，不只繁富了他自己的创作，还与时尚的绮靡文风分庭抗礼。
王僧孺在被搁置很久之后，起用为安西成王参军，累迁镇右始兴王中记室，北中郎南康王咨议参军，最后入直西省，依据《晋籍》改定《百家谱》，于普通三年病死，时年58岁。
一般认为，王僧孺为谱学的拓荒者，但他“文用新事，人多未见。今集中诸篇，抒转云霞，激越钟管，新声代变，于此称极“（张溥：《王左丞集题辞》），在促使声律学及其在诗歌创作方面的应用，起到了扬波助澜的作用。王僧孺亦擅长书法，《南史》本传说他“善楷、隶”，《书小史》同时认为他善楷、隶。王僧孺实是一位多才多艺、操洁志高的古代文人。王僧孺诗文，《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集30卷，已佚。明人辑有《王左丞集》。另撰《两台弹事》、《乐宫新记》、《十八州谱》、《百家谱集》等700余卷，皆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