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越崎(1893～1995)，原名毓麒，绍兴平水铜坑(现平江镇同康村)人。宣统元年(1909)考入山会初级师范简易科，毕业后义务教书一年。民国二年(1913)，入上海复旦公学，毕业后考入天津北洋大学矿冶科。从青年时代起，就投身反帝、反封建爱国-。“五四”运动期间，作为北洋大学学生会会长，满怀爱国热情，积极参与发动组织天津学生--，被校方开除。经蔡元培帮助，转入北京大学矿冶系学习，十年毕业。十三年应聘创办北满穆棱煤矿。十八年至二十一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深造，并到英、法、德、苏联等国考察油矿、煤矿。回国后，任国防设计委员会专员兼矿室主任。二十三年，任陕北油矿探勘处处长，带领工程技术人员在陕北延长、延川一带勘探石油，打出中国第一口油井。11月，与翁文灏去焦作整理中福煤矿，任总工程师。二十六年，“七?七事变”后，力排中外董事众议，冒生命危险组织中福煤矿员工将大部分设备拆除抢运至四川，与民生公司、资源委员会、盐务总局、四川银行界分别合办天府、嘉阳、威远、石燕四个煤矿，兼任四矿总经理，对抗战后方工业和民用煤炭供应，贡献很大。三十年，兼任甘肃油矿局总经理，在高寒戈壁，与工人和技术人员一起，建成我国第一座石油基地——玉门油矿，其产量几乎是后方产油之全部，被誉为“煤、油大王”，是我国现代能源工业创办人和奠基人之一。三十一年8月在中国工程师学会第十一届年会上，被授予金质奖章。抗日战争胜利后，由经济部派往沈阳为东北区特派员，接收东北重工业，同时兼任河北平津敌伪产业处理局局长。三十五年任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副委员长，后任委员长。面对蒋介石坚持内战、-和国民党-腐败，以民族大义为重，毅然站到共产党、人民革命一边。三十七年10月，以资源委员会委员长身份，于南京召开重要工矿企业和部门负责人秘密会议，确定“坚守岗位，保护财产，迎接解放，办理移交”之方针。在中共地下党帮助下，冒着生命危险，组织员工开展护厂、护矿斗争，拒绝执行蒋介石关于拆迁资源委员会所属工厂设备去台湾之命令，将所属近千个大、中型厂矿企业及三万科技、管理人员完整地移交给共产党。三十八年5月，其爱国行动被国民党察觉，即辞去在国民党政府中所任职务去香港，公开与国民党决裂。到香港后，发动资源委员会驻港国外贸易事务所员工开展斗争，组织“保护矿产品委员会”，并于1949年11月14日通电全国宣告起义，保护大量稀有矿产，得到毛泽东主席复电嘉勉。1949年11月携眷回到北京，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计划局副局长，后任开滦煤矿总管理处副主任、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河北省政协副主席、煤炭工业部顾问等职。是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1950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历任民革河北省主委、中央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中央名誉主席。还应聘担任欧美同学会名誉会长、中国辛亥革命研究会名誉理事长等多种社会职务。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已届耄耋高龄，仍壮心不已，奔走于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积极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献计出力，提出许多真知灼见，为国家和人民奋斗到最后一息。其忠贞不渝之爱国思想、脚踏实地之敬业精神、清廉朴素之生活作风，堪称典范。1995年12月9日，病逝北京，终年103岁。 孙越崎(1893～1995)，原名毓麒，绍兴平水铜坑(现平江镇同康村)人。宣统元年(1909)考入山会初级师范简易科，毕业后义务教书一年。民国二年(1913)，入上海复旦公学，毕业后考入天津北洋大学矿冶科。从青年时代起，就投身反帝、反封建爱国-。“五四”运动期间，作为北洋大学学生会会长，满怀爱国热情，积极参与发动组织天津学生--，被校方开除。经蔡元培帮助，转入北京大学矿冶系学习，十年毕业。十三年应聘创办北满穆棱煤矿。十八年至二十一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深造，并到英、法、德、苏联等国考察油矿、煤矿。回国后，任国防设计委员会专员兼矿室主任。二十三年，任陕北油矿探勘处处长，带领工程技术人员在陕北延长、延川一带勘探石油，打出中国第一口油井。11月，与翁文灏去焦作整理中福煤矿，任总工程师。二十六年，“七?七事变”后，力排中外董事众议，冒生命危险组织中福煤矿员工将大部分设备拆除抢运至四川，与民生公司、资源委员会、盐务总局、四川银行界分别合办天府、嘉阳、威远、石燕四个煤矿，兼任四矿总经理，对抗战后方工业和民用煤炭供应，贡献很大。三十年，兼任甘肃油矿局总经理，在高寒戈壁，与工人和技术人员一起，建成我国第一座石油基地——玉门油矿，其产量几乎是后方产油之全部，被誉为“煤、油大王”，是我国现代能源工业创办人和奠基人之一。三十一年8月在中国工程师学会第十一届年会上，被授予金质奖章。抗日战争胜利后，由经济部派往沈阳为东北区特派员，接收东北重工业，同时兼任河北平津敌伪产业处理局局长。三十五年任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副委员长，后任委员长。面对蒋介石坚持内战、-和国民党-腐败，以民族大义为重，毅然站到共产党、人民革命一边。三十七年10月，以资源委员会委员长身份，于南京召开重要工矿企业和部门负责人秘密会议，确定“坚守岗位，保护财产，迎接解放，办理移交”之方针。在中共地下党帮助下，冒着生命危险，组织员工开展护厂、护矿斗争，拒绝执行蒋介石关于拆迁资源委员会所属工厂设备去台湾之命令，将所属近千个大、中型厂矿企业及三万科技、管理人员完整地移交给共产党。三十八年5月，其爱国行动被国民党察觉，即辞去在国民党政府中所任职务去香港，公开与国民党决裂。到香港后，发动资源委员会驻港国外贸易事务所员工开展斗争，组织“保护矿产品委员会”，并于1949年11月14日通电全国宣告起义，保护大量稀有矿产，得到毛泽东主席复电嘉勉。1949年11月携眷回到北京，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计划局副局长，后任开滦煤矿总管理处副主任、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河北省政协副主席、煤炭工业部顾问等职。是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1950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历任民革河北省主委、中央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中央名誉主席。还应聘担任欧美同学会名誉会长、中国辛亥革命研究会名誉理事长等多种社会职务。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已届耄耋高龄，仍壮心不已，奔走于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积极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献计出力，提出许多真知灼见，为国家和人民奋斗到最后一息。其忠贞不渝之爱国思想、脚踏实地之敬业精神、清廉朴素之生活作风，堪称典范。1995年12月9日，病逝北京，终年103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