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东丽，1954年8月出生于北京市丰台区一个革命军人家庭。高东丽从小就喜欢听叔叔、阿姨们讲打仗的故事。上学后，她买了一本《英雄谱》，上面汇集有张思德、刘胡兰、董存瑞、雷锋等几十位英雄事迹。那些为革命献身的英雄形象，深深地印在她那幼小的心灵里。
1970年，高东丽初中毕业了，多数同学分配到工厂工作，她却被分配到副食品商店当售货员。高东丽二话没说，愉快地走上了工作岗位。
刚刚工作的高东丽，郑重地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支部书记看着高东丽那庄重而稚嫩的面孔和申请书上那工整秀丽的字迹，觉得手中接过的是一颗火热的心。
1972年12月，高东丽光荣地参加了人民解放军，被分配到通信连当守机员。“革命需要做的工作我都爱，对人民有利的事我就干。”
紧张的技术训练开始了，高东丽刻苦地钻研技术，机上机下苦练基本功。由于她的技术提高很快，在新战士中，她是第一个参加战备值班的。为了适应未来战争的需要，她努力做到一专多能。本来架线是外线排的任务，可高东丽却利用休息时间，学习登杆作业。第一次爬杆时，就从几米高的电线杆上滑了下来，两手扎了好多根带沥青的黑木刺。有的同志风趣地对她说：“你还想坐‘电梯’?”高东丽却说：“怕摔，还能练出过硬功夫?”很快，她就掌握了登杆作业的要领。在一次战备训练考核中，她取得了优秀成绩。
1976年春，高东丽和部分战友调到唐山空军某部工作。
在她负责的总机面板上，有180个号孔，有几十条迂回线路，还有-姓名和部队代号、番号等几百个勤务符号。高东丽只五六天就熟悉了守机勤务，参加了值班。不久，部队召开了守机班长工作经验交流会，高东丽被特邀在会上介绍了经验。同志们赞扬说：“小高真是党叫干啥就干啥，干一行爱一行，干一行专一行。”
高东丽身体较弱。一次，部队进行长途拉练，她正在生病，连里不让她去，她三番五次地请求，领导只好让步。拉练回来她瘦了许多，在家的同志吓了一跳。她不顾同志们的劝阻，拖着病弱的身子，仍然坚持战备值班。一天，由于太累了，她昏倒在机房里。同志们把她送进了医院，经检查，她患了十二指肠溃疡。
“东丽住院一个月，好事做了满病房。”这是医护人员和病友对她的称赞。尽管高东丽身体虚弱，但她却把病房的卫生包了。照顾病号，打水送饭，一天到晚忙个不停。-一位大娘，手术后不能下床，她就为大娘梳头、洗脸、端屎、端尿，还把战友送给她的红糖拿给大娘吃。一位同志治病需要用三磷酸腺苷，医院暂缺，她就把家里寄给她治病的这种药，送给了那位同志。
1976年6月，已是高东丽当兵的第4个年头了，领导打了招呼，要她准备探家。高东丽抽空上街，给哥哥买了结婚礼物，给妹妹买了课外读物，晚上给爸爸妈妈写了信。信中说：“再过几天，女儿就回去看望你们了。”就在这个时候，营里通知二连，派两名女战士暂时到农场去帮助喂猪。高东丽听到这消息立即找到指导员，请求说：“我是干部子女，在城里长大，缺乏锻炼，应该让我去。”指导员见她决心这样大，同意了她的请求。
第二天早晨，高东丽打起背包，带领新战士小张，高高兴兴地来到养猪场。经过她们辛勤的劳动，猪场里各项工作搞得井井有条。在农场的黑板报上，她们受到了表扬。
营、连领导来农场看望她们，检查工作，走到猪圈，只见猪娃活蹦乱跳，个个喂养得滚瓜溜圆。可是高东丽却晒黑了，人也累瘦了，身上溅满饲料，鞋上沾满猪粪。教导员高兴地夸赞道：“好啊，你们这个头带得好，证明女战士完全可以把猪喂好。”不久，高东丽回到了连队。
1976年7月27日凌晨，万籁俱寂。总机房里，灯光明亮，高东丽正在全神贯注接转电话。墙上的时针，指到了3点42分。突然，一道耀眼的白光，划过唐山市的夜空，闷雷似的响声“轰隆隆”地传来。
“啊!地震!”
地震!百年不遇的大地震!大地在剧烈地颤抖，高楼在摇晃。机敏的高东丽对这突然的情况，迅速采取对策。她以最快速度抓起三副塞子，疾速插向指挥所、作战部门的号孔里，并向作战值班-、航行调度和气象值班室按铃报警。
强烈的震波，猛烈地冲击着大地。总机房里悬吊着的日光灯急速摆动，桌子上的电扇和茶杯滚落在地。机房总机台被震得剧烈颠簸，高东丽的座椅也随着一起一落。她镇静自若，紧靠机台，迅速接通了4个部队-、一个陆军单位和空军机场。当她最后抓起一副塞子，插进通往北京的号孔时，轰隆一声巨响，机房大楼倒塌了……
“小高!小高!”刚刚脱险的战友呼叫着。他们冲到倒塌的机房下，用双手拼命地扒开碎砖残瓦，掀开一块大水泥板，终于找到了高东丽，可她已经停止了呼吸，光荣地牺牲了!
1976年9月，部队党委根据高东丽生前的申请和一贯表现，追认她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追记一等功。空军党委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分别授予高东丽为“雷锋式的女战士”的称号和批准她为革命烈士，并号召空军广大指战员和人民群众向她学习。
(任小兵王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