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礼培（1864—1943），字佩初，号南公，晚号潜虚老人，湖南湘乡人1864年出生于湘乡厚丰（今属山枣镇飞链村）。王礼培的叔祖王鑫是湘军创立人之一，到了他这一代，弃武从文。他在十岁时，随伯父寓居长沙，曾就读于思贤讲社，后又读书于致远楼，并曾求教于湘潭名文人王闿运。1893年，中乡试举人。次年赴京应试不第。
1905年8月，清政府下令：“废科举、兴学校”。湘乡县也开始办去了新式学校，即湘乡中学堂，设有师范、中学、小学三班，合二百余人，王礼培出任学监。此时，他与湘乡著名革命党人禹之谟交往密切，受禹之谟影响倾向革命，并秘密加入了华兴会。1906年，禹之谟因主持了陈天华、姚宏业二烈士归葬岳麓山之事，为清政府所注意。湖南巡抚为扑灭-，下令长沙各学校提前放暑假。禹之谟于假期中和湘乡学生一起返乡。此时湘乡学界中发生了抗争盐捐浮收风潮，所谓盐捐浮收，即食盐附加学捐，向来由-及地方劣绅伙同经收盐税的畅远盐行经手，他们狼狈为奸，化公为私，共同分赃。而教育经费又由旧派把持，旧派以程希洛为首，以劝学所为中心，新派以王礼培等首以湘乡中学及师范学堂为中心，两派斗争激烈。新派查出盐捐浮收背后的黑幕，组织力量进行清算。恰值禹之谟和省城学生返乡。于是，在6月30日（农历五月初九）由禹之谟、王礼培率领学生至县衙门-，要求追回赃款、承办-犯。他们向知县陶福曾提出：“食盐加税，已违人道，浮收巨款，民命更危，倘不能根本撤销，亦应将浮收支款，移充学堂经费，免入私囊。”在交涉中激于义愤，砸烂了县衙的“明镜高悬”匾额。知县陶福曾恐事态扩大，采用两面派手法，一方面拘留畅远盐行行伙高岳峰收押追赃，责令出具结算票据，陶福曾亦当众保证所追赃款全数移作教育经费。学生散去后，陶福曾即密报湖南巡抚庞鸿书，要求逮捕禹之谟等，而清政府正想抓禹之谟却无恰当口实，至此，即决定以“哄堂塞署”罪名逮捕禹之谟。禹由湘乡返长后，即感到了危险。也有人劝其他往，稍避毒锋，但禹并不畏惧，并抱定牺牲决心，而对同志则表现了他的关心。当时，王礼培在湘乡盐案发生后也到了长沙，禹在黄泥塅（今黄泥街）遇到王的家人单俊杰，要单俊杰转告王礼培，速离长沙。王礼培得讯后，即和其六弟筹资乘船去汉口，并由汉口乘船至上海，泛海至日本。禹之谟则不幸于八月十日（农历六月初二）被捕，移解至靖州，由酷吏金蓉镜严刑拷掠，虽惨受酷刑，始终未透露一个字，最后壮烈牺牲。
禹案在湖南成为大案，王礼培亡命日本，先住东京-之九段坂，补习日文，后入帝国大学学习法政，在留日期间，加入了同盟会，并于1910年得见孙中山先生，得到中山先生赠送的亲署“礼培同志存，孙文”字样的八寸大照片。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成功后，十一月，留日学生开全体大会，决议一齐回国，王礼培于这年冬由日本回国，曾到湖南省铜元局任职。湖南虽是首先响应武昌起义的省份，但起义后，政局较乱，王礼培产生了退隐思想，在铜元局不到半年即辞去，与亲友数人赴城隍庙起誓，不入仕途，不担任任何官职，有诗说：“迳须埋名小招隐”，“引退江湖只自吟”。所以，他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小照隐馆”，又名“扫尘斋”、“紫竹荆舍”。
此后的十几年内，他来往于平、津、沪、宁等地，访求古籍，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异书一时获，外物更何求？”他家原有藏书并不丰富，但经过他后半生近三十年的搜集、收藏，蔚然可观，收集了相当多的珍本、善本。为搜集、整理、校订古籍，他付出了极大的精力和有限的财力。他没有多少财产，不象叶德辉那样，亦绅亦商，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且靠印书赚钱。他变卖了祖上的有限的遗产用来购书，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在上海经营古玩字画，一个担任小官吏，也不能在经济上给予他以多大的支持。他无钱购置昂贵的宋版书，便去坊间收集散页、单页，花不多的钱买回来，自己亲手整理、裱装，订成《宋元留真谱》两侧（现藏湖南图书馆），保存了古代珍贵的出版、印刷史料。后来，三十年代寓居长沙时，他常去玉泉街的旧书店浏览，买回一部古籍，加以整理评注，又卖出再买另一部，他便是采用这样的穷办法来从事古籍研究工作的。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他对中国文化古籍的收藏，在当时湖南书贾界仍有“叶氏藏书第一，王氏藏书第二”的称誉。
他生平爱书如命，二十年代，溥仪大量抛售清宫文物时，他为文物的散失深表惋惜，在《废帝欲售内廷古物、奸商多窃天禄官书，事有同嘅》一诗中发出了“铜仙金鞦智愚哀”的感叹。他以有限的经济力量在他的藏书中就收藏了散入民间的盖有“乾隆嘉庆御览之宝”的宫廷古籍。二十年代末，他曾到南京次子传麟处小住，当时的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谭延闿曾亲自上门，请他去国民政府的国史馆任职，又动员他将藏书捐献出来，均被他拒绝，为避免他们纠缠，他即避居上海。商务印书馆经理王云五亦曾登门拜访，愿出高价借阅他在上海的部分藏书并拍照，他虽在经济困难的条件下，也拒绝了这个要求。
1931年，他应河南大学之聘，任文学院教授，主讲目录学、版本学。在河大任教一年，后该校任命牛津大学毕业的许君武卫文学院长，他因学术思想与之不合，乃去。
从河南返湘后，寓居长沙，继续从事古籍之收集、研究工作。1933年，他被湖南船山学社选为副董事长，1934年被选为董事长，任职到1938年止。他与船山学社关系很深，早年曾就读于船山学社前身思贤讲社，王船山民族思想曾给予他以很大影响，在他的诗中，就有赞颂船山先生的篇章。他主持船山学社工作期间，除社务外，还作学术讲演，他的著作《谈艺录》一书即是此时讲学的若干记录。1935年至1937年间，船山学社址被国民党宪兵三营占用，他多方奔走交涉，达三年之久，对国民党政府摧残学术文化事业深表愤慨。
抗日战争开始后，日军轰炸长沙。1938年，船山学社迁往湘潭，他辞去了董事长职务，回湘乡洙津渡旧宅，从此居乡，未再外出。他在家整理藏书，并和居乡的王季范、郑家溉（清末翰林）、萧仲祁、胡子靖、胡子清（均系清朝举人、留日学生）、凌敏刚（原保定军校教官）等交往。晚年，他的书房内藏有十大柜珍本、善本书，其中有珍贵的孤本、手抄本。在旧宅大厅内，另有三十六个黑漆书柜，柜子系从广东用优质木材定制，内壁用绸子裱好，以防虫蛀。这些书柜系用秦代三十六郡郡名编号，柜门上由他亲笔篆书三十六郡郡名，并由木工雕刻。他的藏书曾三度被毁，一次是二十年代初，旧宅为兵所据，藏书散失，大半被驻军当了柴火，另一次是“一·二八”事变，他在上海收购的书籍全毁于战火，第三次是他去世后，1944年日军陷湘乡，藏书虽由家人转移了一部份，但多数还来不及搬走，日军驻扎在他的旧宅，走时，一把火烧掉了这所老屋，藏书一并焚毁。劫余部份，于解放后土改时送到了湖南省图书馆，他的藏书目录《复壁书目》（亦藏湖南图书馆），著录了古籍一百余种。珍本、善本书除前所举《宋元留真谱》外，有明刊本《独断》二卷（汉蔡邕著）一册，系清翰林院藏书。《后汉书》有两种明刊本，一种是明万历四十七年钱塘钟人杰刻本，一百二十卷，二十册，先后经嘉禾谢东墅、枫谿谢墉等人收藏，一种有唐朝李贤的注，只存列传八十卷，此书为袁氏卧雪楼故物，书首有王礼培得此书的经过题记；明刊本《仪礼》十七卷，二册，亦为袁氏卧雪楼故物。此外有明镜陵派大师《钟伯敬先生遗稿》四卷和《续钟伯敬先生遗稿》。后者一成为海内秘籍孤本。以上几种现均藏湖南图书馆。明版书《宋六十名家词》、《昭明文选》等，清版书《全唐诗》均有王礼培亲笔批注，手抄本《西汉文》、《文文山全集》等由亲属保存至“文革”时期，后被抄下落不明。所藏字画中，如近人尹金易（别号和白）费时四十天精工绘制的《白云红树图》、张大千赠送他家的四幅画，均有王礼培的题跋，亦于“文革”中被抄失散。王礼培的主要著作，有诗集《前甲子诗篇》、《后甲子诗篇》，文艺论著《谈艺录》，散文《扫尘斋文集》、《雨思集》、《家传》等。在他生前出版的只有《后甲子诗篇》、《谈艺录》两种。《后甲子诗篇》收的是他六十至七十岁的创作。
他的诗属晚清“同光体”诗派，主张学宋涛，宗法黄山谷，诗风古朴、清雅、奥衍。陈三立说他的诗“奥邃精严，志深而味隐，能收拾涪翁堕绪，益自振拔，蔚成气象者，寥廓天壤，此为照影独步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