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伯棠(1900—1950年)，又名荫垣，临高县附城镇(今临城镇)洋勋村(已废)人。伯棠天资聪颖，勤奋好学。从小跟随父亲在县立第一高小学读书，毕业后考上琼崖中学。1918年，响应孙中山号召，参加护法斗争，担任琼崖国民义勇军第四支队司令王贻堃的秘书。曾参与驱逐盘踞临高和府城的桂系军阀蔡炳寰部的战斗。
1924年1月，伯棠到了广州。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审计处上尉科员。同年12月，调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二师少校秘书，在师长叶剑英领导下，参加北伐战争。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与叶剑英失掉联系，在江西先后担任国民党新淦县、永修县和峡江县县长。但由于他同情革命，遭到国民党右派的排斥，仅一年多的时间，三次调动工作。在峡江县只当了一个月县长就被解职。
1930年6月，他回到广东，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行营政训处中校股长；1931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部政训处中校二级股长；1933年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部上校咨议。不久，陈济棠派他往日本政法大学深造。
抗日战争爆发后，伯棠回国，曾任广东省第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荐任科长；三青团广东团部筹备处荐任组长；第四战区经济委员会荐任课长；广东省合作社物品供销处经理，财政部广东税务管理局荐任督察；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中国电影制片厂上校秘书等职。
抗战胜利后，谭伯棠回琼。1946年2月，代理定安县长。因遭到当地国民党的排斥和诬告。1947年2月，被迫离职。这时，他看到国民党内部的腐败，人民革命势力的壮大，便决心离开国民党，参加民主革命运动。
1948年，伯棠到香港，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1949年6月26日，他和林荟材(原国民党广东省保六团团长，解放后在广东省参事室工作)、张仁川(原海南大学教授)、韩玲(张仁川的爱人)，在香港民盟南方总支委员会云应霖的引导下，找到了中共华南分局-部的负责人饶彰风、罗理实。饶、罗经过研究，决定派他们回琼搞秘密策反工作。云应霖宣布他们四人为民盟“高级盟员”，谭伯棠为民盟海南特派员兼民政组长，林荟材为军事组长，张仁川、韩玲为文教组正副组长，统由谭伯棠领导，回海南利用合法身份作掩护，开展秘密策反工作。
同年8月，谭伯棠回到海南，国民党海南特区行政长官陈济棠任命他为民政处主任秘书。他设法与海南共产党组织接上关系，刚好不久，琼崖区党委书记冯白驹接到中共华南分局的电示，说已派谭伯棠等返琼工作，请设法联系。冯白驹派府海特委书记祝菊芬与他联系。9月，谭伯棠与祝菊芬接上了关系。在党的领导下，他们在海口、文昌、加积、临高、定安、榆林等地，先后发展了沈廷芳、周济民、林方焕、黄守伯、陈书瑜、李英才、林剑波、云大鹏、张英等一批盟员。潜入海南特区警备司令部任少将高参的民盟军事组长林荟材，把自己参加制定的海南防守和清剿作战计划报给谭伯棠，由伯棠转报中共琼崖区委员会和香港民盟南方总支部，使上级党组织了解国民党的防守部署，为解放海南提供了重要的情报。
1950年4月3日，海南民盟文教组长张仁川及副组长韩玲先后被捕。祝菊芬在羊山地区约见谭伯棠。祝菊芬同意谭伯棠回临高对沈廷芳、黎元成2个营做策反工作。伯棠回到临高后，他的行动被国民党临高县党部书记长薛道瑄发觉告密；加上他回到海口后，看到信箱内有他的代号“王明瑞”(这是他与共产党及民盟南方总支部联络的代号)的信件，便随手收取，被监视的特务发现。4月11日，伯棠被捕，22日被害于五公祠附近。
解放后，根据叶剑英同志指示，经过多方反复调查，终于确认谭伯棠为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