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龙，男，1954年11月出生，贵州省镇远县青溪镇青溪村人，医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奖励计划”特聘教授，主要从事人类基因组学和肿瘤分子遗传研究。现任复旦大学遗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兼任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副主任，学术兼职是中国遗传学会人类基因组学组副组长，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从战士到模范军医
1969年11月，刚从中学毕业的余龙应征入伍，走进了人民解放军的大学皎里，刻苦锻炼，努力学习，受到部队指战员的一致好评，历任战士、文书、班长。1974年9月，经过部队的逐级推荐和考试选拔，进入第―军医大学学习。1976年10月光荣加人中国共产党。1978年3月，余龙经过三年半的严格、全面系统的临床医学学习之后，毕业分配回原部队团卫生所工作。他一回到部队，马上就投入到当时正在进行的唐山抗震救灾后的恢复建设中。三个月之后，由于其所在团在抗震救灾中和灾后的恢复建设过程中功勋显著，被基建工程兵兵部选中，派到新疆执行新疆钢铁生产基地建设任务。在距乌鲁木齐市40公里的戈壁滩上，余龙不顾路途劳累，带领卫生员当夜就搭好了帐篷，第二天立即投工作，开始接待病员，部队由于旅途劳累和气候的不适应，初到之时发病率骤升，门诊小组不得不白天看病，夜晚出诊，有时白天要完成70―80人的就诊，一个晚上得出诊3―4次。由于所在部队慢性病患者较多，余龙利用休息时间，―个班―个班地做体检，并且建立起健康档案。之后蔓焰谴建设了防蝇厨房和食堂，建起了标准的卫生厕所，给战士们讲授防病知识，组织卫生检查评比等，有效地降低了部队的伤病发生率。对于难治的疾病，余龙就带上一批病员到乌鲁木齐市各家医院求医以帮助确诊，买不到的药就托人去内地买。自己则把在学校的课本翻出来，结合上课和实习时的笔记，在十分简陋的条件下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好了不少老战士多年来未愈的疾病，看到战友们康复后的喜悦，自己也感到由衷的高兴。他一边为战士治病，一边开办卫生员培训班，培养了10名合格的部队卫生员。1979年，由于成绩突出，他所在卫生所被评为兵部先进单位，受到通令嘉奖，余龙个人被授予“模范军医”称号，荣立三等功。
我国自行培养的医学博士
尽管余龙倾尽所学的知识为战士们服务，但他对很多的疾病仍然是搞不懂，反复治疗也未见效，感到非常有必要外出再次学习。由于部队任务重工作繁忙，他一次次的外出进修申请都被搁置了下来，1980年9月，其所在部队已经完成了在新疆的任务，奉命出疆调往南京军区，驻防在安徽省马鞍山市。1982年初所在部队进行缩编调整。团党委在他的多次情求下，经请示师部同意之后，他报考了研究生。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1982年9月进入中山医科大学，主修神经遗传病学，大学研究生阶段，科研工作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其成果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1986年3月毕业后，因原部队在大裁军中已集体转业地方，在导师刘焯霖教授和医院领导的极力挽留下，他从广州军区政治部以副营职军官身份转业进入中山医科大学工作。1987年3月考入中山医科大学神经病学专业博士点，受中山医科大学派遣前往复旦大学遗传所完成博士论文，从而成为中山医科大学和复旦大学联合培养的博士研究生，师从刘焯霖、刘祖洞和柴建华三位教授。其成绩作为科研成果的主要组成部分，获国家卫生部科技二等奖。1990年10月取得医学博士学位。
敢于向人类基因挑战的贵州人
1990年10月，余龙进入复旦大学生物博士后流动站，在著名遗传学家谈家桢院士和赵寿元教授的指导下学习。1991年恰好是美国科学界启动“人类基因组计划”研究项目的第二年，由于这一研究方向极其重要，在谈家桢院士和赵寿元教授的授意下，余龙开始创建复旦大学人类新基因研究室。
创建之初，仅有约20平方米的半间实验室和非常有限的博士后经费。此时，他本可以像其他博士后一样选择出国继续深造，日后为国效力。但面对导师给予的任务，作为一名有过16年军龄的转业军人，他感到留在国内从无到有创建一个高水平的科研团队更具有挑战性，更能锻炼自己独立承担科研任务的能力。“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不敢为就不算巧妇”，虽然这是他经常用于激励自己的铭言，但真要开始实践这句铭言时，他才开始感到这句话的份量。首先他必须把实验设施装备起来，分配给他的实验室内没有实验桌，他就把别人淘汰的桌椅修好，搬回实验室用。离心机是做分子生物学实验的必需仪器，但他买不起，于是就利用别的课题组下班后不用时，再去借用。在查阅文献后，他初步理解了人类基因组计划的目的和重大意义，于是就将自己博士论文关于杜氏肌营养不良症基因的研究作为楔入人类基因研究的起点，把国际最新的研究方向与自己可以做到的事情结合起来，将这个巨大基因的若干特征的研究和人类基因组若干技术的研究结合起来。他白天查资料，晚上做实验，并向可能申请到经费资助的地方和机构里选课题申请书。一年下来，先后申请到了复旦大学遗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联合开放实验室课题、中国博士后基金课题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除了自己单独申请课题之外，他还积极主动地寻求合作伙伴，以联络更多的人投入到人类基因组计划相关的研究中来。由于这一选题正好切合了我国许多科学家希望中国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研究的愿望，因而所到之处，都得到了支持。他和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陈竺教授(现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联合申报的课题还得到了上海市科委和国家863高技术计划的资助。这些课题经费不仅保障了这个新建课题组的生存，而且使实验条件得到了很大改善。虽然该研究小组只有余龙教授和他的几个学生，但他们在杜氏肌营养不良基因点区(XP21―22)和多发性神经纤维瘤基因位点区(17q11一12)的结构研究中取得多项有价值的新发现，并在《中国科学》、《科学通报》等国内权威刊物上发表10多篇学术论文，在国内同行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因而，在1995年遴选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奖获得者的过程中，专家们对他在人类基因组方面的研究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使他从众多的竞争者中脱颖而出，获得了国家杰出青年基金的资助。
在初期的研究工作获得国内同行们认可之后，余龙教授即开始考虑参与人类新基因克隆的国际竞争的问题。当时，国内外许多学者都认为生物技术产业将是21世纪各国竞争的主要热点之一，而生物技术产业中的生物制药、物种改良、基因诊断和基因治疗都离不开核心材料――具有重要功能的基因和基因片段。余龙教授感到如果我们不能拥有对这些核心材料(至少占有一定的分额)的知识产权，则我国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就严重受制于外国公司。于是他开始把研究小组的研究方向聚焦于“分离和克隆人类新的重要功能基因”，为了使我国能在新基因的分离和鉴定的激烈竞争中先于他人发现和克隆出有生物制药前景或医学应用价值的新基因，他带领本课题小组的师生们日夜攻关，反复摸索，终于建立了一种“低成本高效率”克隆新基因的方法，并进一步完善为“四级同源筛选人类基因”的方位体系。使用这一方法，他们几年来在分离克隆方面得到了人类新基因400余条(全部在GenBank登录)，还将其中那些可能有开发应用前景的基因申报了中国发明专利100多项，其中人类分化生长因子Ⅲ等基因及其研究结果还申报了国际PCT专利6项，获得美国专利3项。这些工作成绩使他们成为在国内非公司参与克隆基因的课题组中，克隆新基因最多，申报基因专利最多的课题组。这些有潜在开发应用价值的基因对于发展我国的生物技术产业，是一份非常重要的贡献。
从1999年开始，他们在克隆人类基因的同时，积极推进新基因的功能研究。他们鉴定出了69条与肝癌发生和转移机制相关的基因，为揭示肝癌发生的分子机制、诊断和治疗提供了新的线索。有关新基因克隆、结构及功能研究的实验结果已被整顿成多篇学术论文发表，其中以余龙教授为联系作者在Journal or Bi．plogy Chenistry Biochenical Houmal Genomics Cene等国外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达34篇，课题组在新基因研究方面的工作不仅走在国内同行的前列，而且开始受到国际同行的关注，所发表的论文不仅被国外同行们大量引用，而且美、英、法、意、日等许多国家的同行都来信索取论文单行本或提出实质性项目合作研究的邀请。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人类新基因研究室也由最初的2人发展到今天50余人的规模，lO年来，该课题组先后培养博士后5人、博士17人、硕士生16人，高级访问学者4人，形成了一个能够胜任重大科研项目的团体，2000年病，余龙教授领导的这个课题组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遴选为“创新研究群体”，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陈佳洱主任率专家组亲临该课题组，用两天时间听取工作汇报，并给予详细的工作指导。2002年7月，陈佳洱主任再次带队到余龙课题组进行工作检查，并对他们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
由于上述的教学和科研成绩，余龙教授被复旦大学聘为特聘教授，并被任命为遗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兼任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副主任等职。他们课题组的前期工作曾先后获国家卫生部医药卫生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福建省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上海市科技进步三等奖l项。他本人还获得了国家人事部颁发的中国优秀博士后奖，上海市政府授予的模范军队-称号，全国-办评选的全国军队-创业先进个人，并入选国家教育部第三批长江奖励计划特聘教授。据2002年5月份《科学时报》报道，我国现有412名“长江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其中完全由我国自己培养的只有12名，余龙教授便是其中一位。基于他在科学上做出的成就，他的母校第一军医大学在建校50周年庆典之际，将他评为五位“杰出校友”之一，并邀请他回校作事迹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