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廷和记载文献

　　

杨廷和（1459——1529），汉族。字介夫号石斋，四川新都人。年十二，举于乡，宪宗成化十四年（1478），年十九，进士及第。孝宗弘治二年（1489）进修撰。历官左春坊大学士，典诰敕。以指斥佞幸忤刘瑾，谪官。瑾诛后，拜华盖殿大学士，总朝政。武宗死，无子，以从弟朱厚熜继位，是为世宗嘉靖。除去中间居忧三年，杨廷和身仕两朝，前后担任宰辅十四年，其中首辅九年。他为官清正，多有建树，因争登基大典忤帝意，谪官，致仕。后削职为民。嘉靖八年（1529）卒年七十一。
　　子杨慎字用修，号升庵，武宗正德六年（1511）辛未科状元亦以争大典，杖谪云南，废弃终身。
　　大明王朝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在洪、宣时期达到了极盛。然而就在此时，明王朝已开始走下坡路。明中叶百余年间，社会危机不断出现，但都没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究其原因，统治阶级内部有识之士的改革确实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正德、嘉靖之际，杨廷和的改革就是其中著名的一次。
　　一、“镇静持重”，“补苴匡救”
　　《明史。孝宗本纪赞》：“明有天下，传世十六，太祖、成祖而外，可称者仁宗、孝宗而已。”然而，就是这个被捧为“恭俭有制，勤政爱民”的孝宗皇帝，却培养出了一个“耽乐嬉游，昵近群小”的不肖之子——明武宗。武宗君临天下伊始，即重用自己东宫时旧竖刘瑾。武宗怠于政事，刘瑾得以乘机擅权。当时内外章奏，都要先具红揭投瑾，人称“站皇帝”。东厂、西厂掌印太监，皆其私党；又设内行厂，“躬自领之，军国大柄，尽归其手”。⑴更有一些无耻官僚，如焦芳、张彩之流，附炎趋势，卖身投靠。《明史》立《阉党传》，阉以党名，盖始于此。一般文武大臣，也不敢与之向抗，“见刘瑾而跪者十之八”⑵，其权势可谓炙手可热。正德五年，刘瑾伏诛。武宗又宠幸江彬、钱宁、许泰等佞幸小人，赐以国姓，收为义子，出入豹房同卧起，游猎巡幸无时日。“武宗之昏狂无道，方古齐东昏、隋炀帝之流，并无逊色”⑶。在他的统治下，朝政日非，内忧迭起，外患频仍，社会矛盾十分尖锐。刘六、刘七起于河北，蓝廷瑞、鄢本恕起于四川，农民起义连绵不断；安化王寊鐇反于宁夏，宁王宸濠反于江西，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因武宗失德而更加尖锐。蒙古贵族也乘机连年侵扰。大明天下，很不安宁。
　　在这种纷乱的局势下，杨廷和身为宰辅，“颇以镇静持重，为中外所折服”。史载，他居忧期间，梁储为首辅，“惧不克任”，“屡请召之”。他还朝后，“储遂让而处其下”。可见他在阁臣们心目中地位之高。
　　武宗失德，杨廷和多次上疏规谏，俱不听。他虽“邑邑不自得”，但仍勤于政事，忠于职守。安化王寊鐇反，他“草赦诏，请擢边将仇钺，以离贼党。钺果执寊鐇”⑹。刘六、刘七起义，他建策献言，调兵遣将，终于镇压了这次起义。刘瑾专权时，无耻官僚趋之若鹜。刘瑾败后，“中官谷大用、魏彬、张雄，义子钱宁、江彬辈，恣横甚。”杨廷和为官清正，绝不与之为伍。但武宗童昏愚顽，杨廷和身为宰辅，言不听，计不从，处境十分困难，很难施展抱负，只能“委曲其间，小有剂救而已”。为此，他曾遭到一些人的非难。史载，杨廷和“久入阁，漫无所建白，人易之。武皇南巡，天下汹汹，幸臣窃国柄。有狂生-数其过，公延礼生，泣下曰：‘久当不负良意’”。当时，他的心情是很苦闷的。
　　武宗统治十六年，失道不可胜计。杨廷和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主持政务，“镇静持重”，“补苴匡救”，“灾赈蠲贷犹如故事，百司多守法”，使国家机器照常运转。封建史家对此歌颂备至。《明史。杨廷和传。赞》：“武宗之季，君德日荒，嬖幸盘结左右。廷和为相，虽无能改于其德，然流贼炽而无土崩之虞，宗藩叛而无瓦解之患者，固赖庙堂有经济之远略也。”明末文人陈子龙也指出：“武皇穆骏西驰，而天下晏然者，以任相得人也。”
　　二、“安危定倾，功在社稷”
　　正德十六年三月，武宗崩于豹房。这个荒淫无耻的皇帝，一生“耽乐嬉游，昵近群小”，视军国大事如儿戏，死时却留下了一大堆棘手的问题，大明王朝“安危俄顷”。杨廷和身为首辅，面对纷繁的国事，调度区画，指挥若定，表现了非凡的才干。
　　1、 定大策，迎立新君
　　择立新君，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是头等大事，搞得不好，就会发生内乱，尤其是在“大行皇帝”无嗣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武宗荒淫无嗣，孝宗亦无他皇子在者，皇太后命大臣议所当立者。杨廷和举《皇明祖训》，主张立兴献王长子（世宗），得到了阁臣们的赞同。太后“一如廷和请，事乃定”⑿。使这一颇为敏感的问题，得到了顺利的解决。
　　2、 擒江彬，消除隐患
　　江彬，原为大同游击，正德七年，被武宗召入京师。他以“机警，善迎人意”，得武宗欢心，被“留侍左右，升左都督，冒国姓为义儿”⒀，后冒应州功，封平虏伯。他对武宗，“诱导以离宫之欢，恣情于驰骋之乐”⒁。正德十六年，武宗临死前，“江彬益骄横，其所部边卒，桀骜不可制”，“犹改团营为威武团练，自提督军民，中外虑彬旦夕反”⒂。江彬党李琮也“劝彬乘间以其家众反，不胜则北走塞外。彬犹豫不决”⒃。武宗死，杨廷和“密与太监张永谋，启太后请旨勑彬。先传令军士，扈从南巡者就通州给赏，于是边兵尽出”⒄用以剪其羽翼。“彬觉，顾瞻无人，遂就擒”⒅。接着，“皇太后下制暴彬罪恶，厚赏彬所部诸边卒，散遣归镇”⒆。“安危俄顷”之际，杨廷和临危不乱，指挥若定，粉碎了这场一触即发的叛乱阴谋。
　　三、革弊政，朝野称颂
　　世宗未至京师，“杨廷和总朝政者三十七日”⒇。这一个多月及其后的一段时期，杨廷和不很受最高统治者——皇帝的掣肘，得以施展自己的抱负，是他几十年宦海生涯中最有光辉的时期。他以革除武宗时弊政为己任，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他办事勤勉，讲求效率，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才干。史载：“其调度区画，取办俄顷，命中书十余人操牍以进，石斋（杨廷和）一一口授，动中几宣，略无舛错”（21），“中外倚以为安”（22）。
　　正德、嘉靖之际的遗诏、登极诏都出自杨廷和之手，他的很多兴利除弊的改革措施都是通过诏书的形式颁布的。
　　正德七年，武宗不顾阁臣们的反对，调边兵入卫京师，“边卒纵横骄悍，都人苦之”（23），边防力量也大为削弱。武宗死，杨廷和“传遗命罢威武团练诸军，各边兵俱重赉散归镇”（24），解决了这一问题。
　　武宗荒淫无道，建豹房、开皇店，掠民间美女，取诸府乐户，营行宫于宣府，兴土木于京师，致使天下骚然，民不堪命。武宗死，杨廷和以遗诏“革皇店及军门办事官校悉还卫，……豹房番僧及少林僧、教坊乐人、南京快马船，诸非常例者，一切罢遣。又以遗诏释南京系囚，放遣四方进献女子，停京师不急工务，归宣府行宫金宝归诸内库。中外大悦“（25）。
　　杨廷和在所拟登极诏中，还“赐天下明年田租之半，自正德十五年以前逋赋尽免之”（26），以缓和阶级矛盾，恢复发展农业生产。
　　世宗即位，杨廷和草上登极诏书。“已而诏下，正德中蠹政厘抉且尽。所裁汰锦衣诸卫、内监局旗校工役为数十四万八千五百，减漕粮百五十三万二千余石，其中贵、义子、传升、乞升一切恩悻得官者大半皆斥去”（27）。在裁汰冗官、冗兵的同时，杨廷和还注意拨乱反正、平反冤案。在它所拟的登极诏书中规定：“正德十四年文武-人等，因谏上巡游、跪门责打降级改除为民充军者，该部具奏起取复称，酌量升用。打死者，追赠谕祭，仍荫子入监读书。充军故绝者，一体追赠谕祭，复养亲属”（28）。而且，“廷和益欲有所发嘘，引用正人，布列在位”（29）。注意选拔人才，以推行新政。
　　杨廷和的改革措施，受到朝野上下的普遍称颂。同时，也受到一些人的嫉恨。史载，“诸失职之徒衔廷和次骨”。他们散布谣言：“终日想，想出一张杀人榜”（31），有人甚至想趁杨廷和入朝时刺杀他。但杨廷和无所畏惧，“出入护以卫士”(32),照常理事，表现了一个政治家的胆略。
　　杨廷和的改革虽然时间不长，但还是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嘉靖初年，政府财政状况大有好转，阶级矛盾也相对缓和，“天下翕然称治”（33）。
　　封建史家对杨廷和在正德、嘉靖之际的活动给予很高的评价。《明史》的作者称他：“扶危定顷，功在社稷，即周勃、韩琦殆无以过”（34）。焦竑称他：“有宰相之才，虽姚崇何以过之？”（35）对杨廷和的功绩，连明世宗也无法否认。杨廷和死后，明世宗曾向大学士李时问起太仓积粟情况，李时回答：“可支数年，由陛下初年诏书裁革冗员所致。”明世宗很有感慨，说：“此杨廷和功，不可没也。”（36）
　　四、 大礼议起，晚境凄凉
　　世宗即位，杨廷和对他抱有很大希望，“自信可辅太平”（37），重振大明王朝。杨廷和办事勇于负责，敢于坚持己见，“事事有所持诤”（38）。他多次上疏，劝世宗：“……务民义，勤学问，慎命令，明赏罚，专委任，纳谏诤，亲善人，节财用。语多剀切”（39）。但是，一场在今天看来毫无意义的争论却断送了他的政治生命，他的宏伟抱负也顿时化为泡影。
　　武宗无子，世宗以外藩入嗣大统，按封建礼教，应尊孝宗为皇考。但世宗尊崇私亲，横生枝节，始则坚持尊本生父母为帝后，既而又欲改称孝宗为皇伯考。杨廷和等阁臣则引经据典，力言不可。“君之所争为孝思，臣之所执为礼教”（40），开始了持续数年的“大礼议”之争。“当是时，廷和先后封还御批者四，执奏凡三十疏”，“持论益不挠，卒以是忤帝意”，“帝常忽忽有所恨”（41）。杨廷和-“累疏乞休”，嘉靖三年二月致仕，结束了自己几十年的宦海生涯。以后，大礼仪之争愈演愈烈。嘉靖七年，“《明伦大典》成，诏定议礼诸臣罪”（42），已退居林泉之下的杨廷和也没能幸免，被削职为民。第二年，在寂寞中死去。
　　大礼仪之争，在今天看来毫无意义。但杨廷和等人持论不挠，敢于和皇帝抗争，罢官廷杖在所不惜，身家性命置之度外，明代士气之昌，于此可见一斑。
　　杨廷和失宠于世宗，倡大礼之仪固然是主要原因，但还有一个因素值得注意，即世宗的猜忌。史载：“帝颇事斋醮，廷和力言不可……江左比岁不登，中官请遣官督织造”，世宗“趣内阁撰敕”。“廷和等不奉命，因极言民困财竭，请毋遣。帝趣愈急，……且戒毋渎扰执拗。廷和力争，……不能止也。”（43）作为封建帝王，当然不愿臣下多嘴多舌。更有甚者，杨廷和以倡大礼仪忤世宗意，“左右因乘间言廷和恣无人臣礼”（44），世宗意遂内移。明朝中叶以后诸帝多是昏聩无能之辈，-皇权却丝毫不容侵犯。嘉靖七年，《明伦大典》成，世宗降敕称杨廷和“以定策国老自居，门生天子视朕”（45），身为人臣而目无君上，恐怕是杨廷和生遭贬窜且戮及身后的更深刻的原因。对此，杨廷和身居庙堂之时或许即有所察觉。史载，“杨石斋当国日，一弟为京卿，二弟为方面，诸子姓布列中外甚众。子慎复举进士第一人，贺者皆至，公颦蹙曰：‘君知为傀儡者乎？方奏伎时，次第陈举，至曲终，必尽出之场。此亦吾曲终时已，何贺为？’”（46）伴君如伴虎，信然！
　　纵观杨廷和一生，觉得他不失为封建官僚中的杰出人物。武宗童昏，宦竖擅权，佞悻横行，他身为宰辅，在处境困难的情况下，“镇静持重”，“补苴匡救”，兢兢业业，支撑危局。正、嘉之际，他锐意改革，力除武宗时弊政。改革虽然因他-致仕而没能继续下去，但还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以后的几次改革开了先河。他为官清正，虽“位及人臣，而居处同于寒素”（47）；他关心民间疾苦，为家乡“通水利”，“修县城”，“置义田”，作了不少好事，很受时人称道（48）。作为明代中叶著名的改革家，杨廷和是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
　　杨廷和少聪慧，读书用功，十二岁举于乡，十九岁中进士。于明弘治二年(489)进修撰，参修《宪宗实录》和《会典》。正德二年(1507)初由詹事人东阁，专典诰赦，因与宦党相抗，得罪司礼监大太监刘瑾，改官南京户部尚书；不久因修书功成召还，授文渊阁大学士参理机务，迁吏部尚书。及至刘瑾伏诛，于正德七年(1512)进谨身殿大学士；继李东阳出任首辅。曾屡向武宗帝奏以去0，正朝纲之计。奈宦官恶势力如瘟疫一般迷弥充蔽，诱导皇帝日事荒淫。既然无心振作，自不会认真采纳。但杨廷和认定目标，镇静持重以待发展，表现了政治家的气度。十六年(1521)武宗朱厚燳崩，无子，杨廷和引《皇明祖训》“兄终弟及”为据，请立武宗从弟兴献王长子朱厚熜继统、得到皇太后准许，由其拟发“遗诏”，迎候朱厚熜自驻守地安陆（今湖化应山县）回京继位。于新皇帝尚未抵京的一月之余，杨廷和借遗诏行事，励行新政，革除武宗朝所留弊政；打击宦官秉政当权恶势力，遗散平虏伯江彬矫旨改建的威武营、资遣锦衣卫擅调用的各边兵及其进献的美女、取消“皇庄”、“皇店”并9多余的工程。收纳宜府（河北宜化县）行宫金银珠宝，入于内库、释放南京大狱冤囚等。最后并说服皇太后，计擒欲拥兵反叛的0倍将领江彬，于世宗即位后当众处决，榜示天下，同时将其死党一一缉拿，分别惩办。杨廷和总理朝政三十七日，改革之举，意义深远，恶势力遭到打击，正派力量得以增长，人心大快，国家从危弱转臻初治，史称“中外倚以为安”。世宗朱厚熜即位时，杨廷和奏准颁发拟定的新政纲领，借以精兵简政，减免税赋，清理盐政、漕运等，谨慎刑审、广开言路，举荐人才，使“天下翕然称治”，朝野大悦，皆称颂新天子圣明并杨廷和之功德。因此进为左柱国，兼《武宗实录》总裁、“大礼”议起，杨廷和受到排诉。所谓“大礼”即议论世宗朱厚熜父亲的主祀与尊号，世宗帝意欲舍去原有宗法制度抬高本支身价，尊自己父母为帝为后，杨廷和以首辅之位据理规劝，以为应“继统继嗣”，尊武宗之父孝宗为皇考，与世宗议想不合。帝终按已意强行确定新帝系，重新培植亲信，进而打击阁臣，废除“新政”，恢复原来革除之弊政，旧势力重新抬头，“皇庄”、“官庄”重新发展。杨廷和痛心疾首，全力抗争，上奏章约三十道，然世宗无视，乃于嘉靖三年(1524)二月将其罢归故里新都。杨廷和去位后，世宗用大狱、廷杖、罢黜等-了二百多位朝臣，勉强定了“大礼”。七年(1528)世宗《明伦大典》成，重定议礼诸臣之罪，杨廷和被定为罪魁，籍为民。世宗八年(1529)杨廷和病故于四川新都县，享年七十一岁。于穆宗隆庆初年得以复官，赠太保，谥文忠。生平著有《杨文忠公三录》、《石斋集》传世。亦善书，笔法工整。清魏坤《倚晴阁杂钞》谓：“明《昌运宫碑》，大学士李东阳撰，杨廷和书。”
　　杨廷和一生博学鸿毅，光明正大，积极倡导励行“新政”，对明朝之中衰起到一定振治作用，不愧为一位有胆识卓见的政治改革家。诚如李东阳说：“吾于文翰，颇有一日之长，若经济（经邦济国）事，须归介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