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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从民国6年（1917年）1月至民国38年7月，中国现代文学从发生到发展经历了30多年的历史，在每个时期，都有皖籍作家跃动的身影。 民国6年1月，胡适（绩溪人）在当时国内最有影响的杂志《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2月，陈独秀（怀宁人）发表了《文学革命论》，文学由“改良”到“革命”，揭开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序幕。 其间有胡适创作的白话诗文。民国8年独幕话剧《终身大事》的刊发，民国9年诗集《尝试集》的出版，为话剧和新诗的滥觞，领风气之先，显示了新文学的实绩。在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刘大白、刘半农、沈尹默等先行者带动下，创作白话诗文的作者逐渐增多，除了《新青年》作者群外，较突出的还有《新潮》、《少年中国》、《学灯》、《觉悟》等刊物的作者群。黄仲苏（舒城人）是《少年中国》作者群中一员，民国9年赴美后，向国内读者介绍泰戈尔，并且创作多篇富有哲理的诗章，成为《少年中国》诗人群中突出的一位。 新文学创作日趋繁荣，新文学运动遂与一般文化运动剥离，文学社团和流派也应运而生，一个遍及全国的文学活动到来。据茅盾统计，仅《小说月报》记载的，从民国11年至14年间成立的文学团体不下百余个，实际还要多1倍（《现代小说导论（一）》）。安徽的青年学子到北京、上海、杭州等地求学时，也有参与其中活动的，如汪静之（绩溪人）参与杭州晨光社（民国10年9月成立）和尔后的湖畔诗社（民国11年4月成立）；朱湘（太湖人）参与文学研究会（民国10年1月成立）；蒋光慈（六安人）参与春雷社（民国13年成立）；章衣萍（绩溪人）参与莽原社（民国14年4月）；韦素园（霍邱人）、李霁野（霍邱人）、台静农（霍邱人）和韦丛芜（霍邱人）参与莽原社及创办未名社（民国14年8月成立），都各自做出了贡献。汪静之和朱湘的诗歌是引人注目的，韦素园等4人“并没有什么雄心大志，但愿切切实实，点点滴滴做下去”（鲁迅《忆韦素园君》），他们在鲁迅的指导下，工作的重心是外国文学的译述，其次是诗歌和小说创作。韦素园译的《黄花集》和《外套》，韦丛芜译的《穷人》和创作诗集《君山》、《冰块》，李霁野译的《往星中》、《黑假面人》，台静农的小说集《地之子》和《建塔者》，都是相当可看的作品。 民国14年“五卅”运动后，特别是民国16年大革命失败后，“整个中国历史涂上了另一种颜色，文学运动也转变了另一个方面”（郑振铎《五四以来文学上的争论》），即由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文学更多地融合了社会的和阶级的要求。蒋光慈的诗歌和小说，钱杏邨（阿英，芜湖人）的诗歌和吴组缃（泾县人）的小说，显示出左翼文学前后期创作的风貌。与革命文学并行还有其他文学流派和作家。朱湘和、方令孺（桐城人）、方玮德（桐城人）是新月派的前后期的代表诗人，朱光潜（桐城人）是京派的美学代表，他们的创作和理论与革命文学形成对峙互补的结构。 抗战爆发后，民族自强的呐喊，自立的沉思和抗战胜利后民族振兴的追求以及工农兵文学的确立，形成这一阶段文学的总体格局。田间（无为人）是从战火中走出来的诗人；周而复（旌德人）是一位多产而有影响的报告文学作家。他们创作代表了工农兵文学的新的作风。在国统区，阿英转向历史剧的创作，《碧血花》、《海国英雄》和《杨娥传》都是写南明历史中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作者精研历史，谙熟戏剧，作品既有丰富的历史氛围，又有尖锐的冲突，把现代人的感情活跃在历史事件中。姚克（歙县人）的历史剧多描写历史事件中女性的命运，戏剧情节流畅，具有浓郁的悲剧色彩，其中著名的是《清宫怨》（作于民国30年，民国37年改编为电影《清宫秘史》）。方令孺的散文、丁易（桐城人）的杂文、朱光潜的《诗论》、吕荧（天长人）的《人的花朵》和以群（歙县人）的《文学底基本原理》等著作，与解放区文学相呼应、相融汇，形成多元而趋一的文学态势。 民国38年7月，全国第一届文代会召开，皖籍现代作家会师北京，迎接如朝日升起的新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