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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理论研究
民国6年至16年期间，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是倡导新文学运动的宣言书。胡适提出的“八事”，陈独秀提出的“三大主义”，都明确要求建设一种有新思想、有新情感，反映今日中国的写实的白话文学。嗣后，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4卷第4号，民国7年4月）一文中把文学革命的宗旨归结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认为要做到这个根本的主张，进行次序约有三步：（一）工具，（二）方法，（三）创造，目前只能努力做第一、二步预备的工夫。把文学革命的范围不适当地拘囿于语言形式方面，并对其发展作了保守的估计。“五四”以后，陈独秀向政治方面发展，胡适仍然执着于文化领域。与提倡新文学运动联系在一起的，是他在诗歌理论方面的探讨和对于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他在长篇论文《谈新诗》（《星期评论》）中，鼓吹只有诗体大解放，白话诗才能登上诗坛。该文和他的白话诗《尝试集》，对新诗产生很大的影响，朱自清称誉该文为“新诗的创造和批评的金科玉律”。于文学史方面，他撰写了《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和《白话文学史》，用无可辩白的事实，为新文学运动作历史的证明。 民国16年至26年期间，随着文学革命的深入，遂有革命文学的兴起。革命文学强调文学的功利性，要求文学直接成为革命的工具。早在民国14年1月，蒋光慈发表了论文《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国民日报》副刊《觉悟》），认为“现在中国的社会真是制造革命文学家之一个好场所”，呼唤“革命文学家”的出现。民国16年底，他和钱杏邨等人成立太阳社，提倡无产阶级文学。接着发表《关于革命文学》，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已经不是单纯的民主或民权革命”，过高估计国内资本主义因素，否认或削弱反封建的重要性。在具体论述中，要求革命文学“反个人主义”，“它的主人翁应当是群众，而不是个人”，忽视文学的自身规律。钱杏邨的论文《死去了的阿Q时代》，割裂“五四”文学和革命文学之间联系，认为“五四”时期的代表作《阿Q正传》时代已经过去，“没有现代意味”。他在评论蒋光慈的小说《鸭绿江上》和《短裤党》的论文中，认同苏联早期拉普派的文学思潮：“艺术不是认识生活的方法，而是创造生活的方法”，“反对写实，提倡宣传”，“除消内容，换上主张，除削形式，换上目的”。随着文学革命的深入发展，这种革命罗曼蒂克的偏激，也得到校正。蒋光慈突出表现在他的创作中。钱杏邨在理论上也走向丰厚和坚实，他的《现代十六家小品序》、《小说闲谈》和《晚清小说史》，显示出这一特点。与革命文学理论并行的还有朱光潜的美学理论。《谈美》、《文艺心理学》阐述的虽然是从康德到克罗齐一线的西方美学思想，但他把批评原理生发为一种实用美学，重视美感经验分析，把直觉说、距离说、移情说等美学问题放在知、情、意之间，分析心和物是如何处理和把握其界限的，则是他的贡献。他的美学理论不旁涉学院派的规范和缜密，因而影响较大。方孝岳（桐城人）的《中国文学批评》，以史的线索为经，以横推历代名家批评思想义蕴为纬，运用中国古代文论范畴，对中国文学批评作了开拓性的研究。他的圆融通达和雍容华贵的审美情趣，虽然偏离了当时文学批评主潮，但也不失为一种批评格调，丰腴了中国现代文艺学的理论。 40年代朱光潜的《诗论》的出版，这是他的美学理论在诗歌领域中的运用。作者在中西诗学比较中，把心理学、人类社会学、哲学、音乐、美术诸学科作论诗的参照，揭示诗的本质、创作和欣赏的规律，阐释了中国诗歌形式的特征，是一部努力将诗学科学化的著作。吕荧（天长人）的《人的花朵》侧重于对艾青、田间、鲁迅、曹禺等现代文学作家的研究，并从美学理论层面给予阐释。与朱光潜面向历史，吕荧面向现代作家创作不同，以群（歙县人）注意文艺理论自身研究。30年代，他的研究多与左翼文学“大众化”倾向相联系。40年代，侧重于文学原理本身的研究，他的《文学底基本原理》对于文学原理作了科学简明的解释。40年代后期论文，如《新的现实和新的主题》、《论文学艺术创作中的迎合倾向》、《略论接受文学遗产》等，则直逼文学运动和文学方向。同期，七月派理论家舒芜（桐城人）发表《论主观》（《希望》民国34年第一期）等论文，支持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的文艺思想，对于建国前后关于胡风文艺思想的讨论增添了重要内容。 作品选介： 一、《文学改良刍议》 论文，胡适著。发表于民国8年1月《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作者从建设新文学的立场出发，提出改革旧文学、建立新文学应从“八事”入手，即：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究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主张“文学以有思想而益贵”，“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讲求文法结构”，“自己铸词”。作者认为此八事皆文学的根本问题，一一有研究的价值。从历史进化眼光来看，“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作者后来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将“八事”改称为“八不主义”，并认为在当时单从“破坏的一方面着想”。该文是“五四”时期倡导新文学运动的第一篇论文，尽管较多着眼于语言形式方面的改革，较少触及文学革命内容，但对于倡导文学革命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文学革命论》 论文，陈独秀著，发表于民国6年2月《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作者高举“文学革命”的大旗，提出著名的“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主诚的写实文学；推到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表达了反对封建主义旧文学，建设现实主义新文学的历史要求。论文不仅反对旧文学形式上的“雕琢”等弊病，而且着重反对“垢污深积”的封建思想内容，并向“桐城派”、“骈体文者”、“江西诗派”等代表的“十八妖魔”宣战。论文以欧洲19世纪资产阶级文学为楷模，要求新文学能“赤裸裸的抒情写世”，并明确肯定新文学以白话文为正宗，“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作者认为文学革命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是改造国民性、进行政治革命的利器。论文旗帜鲜明，态度坚决，是文学革命初期的一篇纲领性文献，对于文学革命的兴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三、《李义山恋爱事迹考》 专著，苏雪林著，北新书局民国16年出版，民国33年由著者易名《玉溪诗谜》，改归商务印书馆发行。《李义山恋爱事迹考》是作者第一本学术专著。专著的内容是研究、考证晚唐诗人李商隐（字义山，号玉溪生）与女道士、宫嫔的恋爱史。李义山的诗，瑰丽精严，意遥境深，音韵和谐，但由于诗人爱用冷僻的典故，故其内容晦涩而难以索解，千余年来，注家林林总总，始终未能探得李诗真正意旨。苏雪林研读李义山600余首诗后，又据《唐书》、《通鉴》、《唐才子传》史料，考证诗人年谱、宦历、交游、作诗背景等，根据寻觅到诗人恋爱的蛛丝马迹，认为诗集中那些为数甚多的《无题》诗和《可叹》、《一片》虽有题等于无题的诗，都是缠绵的情诗，曲折委婉地写其一生奇遇和恋爱事迹。现代学者指出，因为苏雪林是对隐约朦胧的诗句推衍假设，其可信度不高。该书的价值不在对李义山具体诗篇的诠释上，而是把爱情诗只当作爱情诗来读，显示出思想解放、研究观念的更新和研究视角的变化，这对于后来的研究者，是有启示作用的。 四、《中国文艺论战》 论文集，李何林编，北新书局民国19年出版。全书分5个部分，“创造社及其他”、“语丝派及其他”、“小说月报及其他”、“新月”、“现代文化及其他”，收录革命文学论争双方的论文41篇，其中包括《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成仿吾）、《桌子的跳舞》（麦克昂）、《“醉眼”的朦胧》（鲁迅）、《从牯岭到东京》（茅盾）、《新月的态度》（徐志摩）、《文学与革命》（梁实秋）等主要文章，内容丰富，史料翔实，是关于革命文学问题较全面的论文集。 五、《鲁迅论》 论文集，李何林编，上海北新书局民国19年出版，全书选收民国12～19年近7年内评论鲁迅作品及其思想的论文23篇，代表了“语丝派”、“新月派”、“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等社团的意见。其中选入的有《读〈呐喊〉》（雁冰）、《〈呐喊〉的评论》（成仿吾）、《鲁迅先生》（张定璜）、《致志摩》（陈源）、《呐喊》（西谛），《死去了的阿Q时代》（钱杏邨）和《革命与知识阶级》（画室）等论文，反映20年代文艺界各种不同人对鲁迅的不同的认识、评价，是研究鲁迅的最早的论文集之一。 六、《谈美》 专著，朱光潜著，开明书店民国31年出版。该书着重论述了有关美感和艺术创造诸问题，目的是要提倡一种审美的艺术的人生态度。作者认为美感起于形象的直觉，是欣赏者在无所为而为的观赏中，聚精会神于一个孤立绝缘的意象，达到的物我两忘的状态。美感不是快感，不带意志欲念，和实际人生保持一种距离。美感也不涉及任何概念、理解、联想、考证、评价等思维活动，它们虽有助于美感的形成，却不是美感本身。美不是物所固有的，也不是单纯的心灵的产物，它产生于物与心的关系上，是心借物的形象表现出的情趣。艺术是想象、联想在情感的驱遣下，凭借一定的形式创造出的情感饱和的意象。艺术创造起源游戏，和游戏一样具有意像性、假定性的特点，是不带实用目的的自由活动；但它所具有的社会性、审美性又把它和游戏区别开来。艺术创造需要一定的天资和长期刻苦的训练，同时更需要有一个完善健全的人格，因为艺术创造不同于一般的创造，投入其中的不仅仅是知识和技巧，还有情趣，乃至全部人生。因此“人生的艺术化”，既是谈美的起点，也是谈美的落脚点，其意旨是和谐完美的人格和真诚坦率、严肃豁达的人生态度。《谈美》体现了朱光潜早期主要的美学思想，作者自称该书是其早期美学代表作《文艺心理学》的“通俗”“缩写本”。作者以书信的形式，明白晓畅的文笔，引导读者由艺术进入人生，又将人生纳入艺术，以期培养读者完成伟大事业的“宏远眼界的豁达胸襟”。 七、《中国文学批评》 专著，方孝岳著，世界书局民国23年5月出版，为《中国文学丛书》之一种。全书3卷45节，以史的线索为经，以横推名家的义蕴为纬，论及中国古代36位批评家。作者不追求史的全面，只选择有影响的最有特色的批评家来研究，不落窠臼。本书为各家批评理论的提要，于杨雄，突出“法度”，于《典论》标出“文气”说，于《文赋》，强调“文心”修养，杜甫的别裁为体，习空图的味外之味，晏殊对于“富贵风趣”的批评，李东阳的“格调”，王船山的“兴观群怨”，等等，在阐述中，既注意批评家异同相互比较，更推崇批评家独特的贡献。作者运用中国传统文论中的范畴，精心撰写中国文学批评的“总相”，对于中国文学批评的研究具有开拓性的意义。作者在本书中提倡圆融通达的批评标准，审美上倾向于和平愉乐、雍容华贵的情趣，与写作的30年代的批评主潮虽相距甚远，但不失为一种批评格调。 八、《现代十六家小品序》 论文，阿英著，为作者编选的《现代十六家小品》一书的序文，该书由光明书局民国24年出版。作者写了卷首的总序和入选的16家小品的16篇小序。卷首略述民国8年至30年中国现代散文发展的历史道路。他把散文发展划分为：1．从“五四”到“五卅”；2．从“五卅”到“九·一八”；3．“九·一八”之后。作者认为中国现代散文总的趋向是从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分化为战斗性和消遣性两种不同态势。16篇小序，分别对周作人、俞平伯、朱自清、钟敬文、谢冰心、苏绿漪、叶绍钧、茅盾、落华生、王统照、郭沫若、郁达夫、徐志摩、鲁迅、陈西滢、林语堂等16位作家的小品的题材、思想倾向、艺术特色以及社会影响等方面，作了简要而精到的评述。对中国现代散文的风格流派，也作了深入的研究。“序言”丰富了中国现代散文理论，全书是研究现代散文中的较为重要的史料。 九、《文艺心理学》 专著，朱光潜著，开明书店民国25年出版，为朱光潜早期美学思想的代表作。该书从心理学的角度研究文艺的创作和欣赏，以美感即形象的直觉为核心，融会西方美学，引申己见，从中衍生出他对美学全部重大问题的基本观点和态度。他以克罗奇的“直觉表现说”为基础，吸收了布洛的“心理距离说”、立普斯的“移情说”、谷鲁斯的“内模仿说”，认为美感起于形象的直觉，是欣赏者在无所为而为的观赏中，聚精会神于一个孤立绝缘的意象，达到的物我两忘的状态。美感不是日常快感，不带意志欲望，和实际人生保有一定距离。美感也不涉及任何概念、理解、联想、考证、评价等思维活动，它们虽有助于美感的形成，却不是美感本身。美体现在心与物的关系上，是心借物的形象表现出的情趣，美是心灵的创造。美的价值是相对的，“丑”和“美”都是美感范围以内的价值，相对于“恰到好处”这个标准，只有程度的而非绝对的不同。作者对崇高（刚性美）与优美（柔性美）、悲剧与喜剧等不同的美感心理特征也进行了细致分析。作者把美感经验说应用于艺术创造和欣赏，从事实中归纳出一些可运用于文艺批评的原理。他认为文艺也是“无所为而为”的自由活动，不应把道德作为文艺的目的；但美感之前之后有人生观念和伦理观念的渗入，因此应承认和肯定道德对文艺的影响；文艺能伸展同情，扩充想象，增加对人情物理的知识，这正是一切道德借以维系的基础。艺术创造起源于游戏，和游戏一样具有意像性、假定性的特点，是不带实用目的的自由活动；但它所具有的社会性、审美性又把它和游戏区别开来。作者分析了艺术创造中想象、灵感的心理状态、天才产生的条件和后天人为的重要性，强调艺术家既要有诗人的心灵，又须有匠人的手腕。该书是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和阐述文艺心理学的专门著作，对于以后的美学研究有较大的影响。 十、《民元前的鲁迅先生》 专著，王冶秋著，峨嵋出版社民国36年出版，1956年易名《辛亥革命前的鲁迅先生》，由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全书共4章：一、故乡与童年；二、由困顿转入“异途”；三、海外八年；四、归来与出走。为鲁迅早期生活（青少年时期）的传论，开鲁迅传记研究的先河。该书资料翔实，精审，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丰富的学术内涵。鲁迅的老友许寿裳对全书作了校读，并书写了《序言》，回忆了民元前的鲁迅。作者在该书缀有《后记》，介绍自己成书的经过。 十一、《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 专著，李何林编著，生活书店民国28年版。该书评述了民国6～26年中国文艺思想发展的历史，史料的引述重于作者的论证。作者认为，这20年的文艺思想的发展，如果从“阶级性”来讲，实在只有两种思想作为主要潮流，民国6～16年是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占据优势和无产阶级文艺思想萌芽的时代，民国17～26年是无产阶级文艺思想发展的时代。在具体描述这一时期的文艺思想史时，作者更注重这一时期中国文化思想及文学的变化，将内容划分为三编：第一编“五四前后的文学革命运动”，论述从民国6年文学革命的倡导起，到民国14年“五卅”前后“革命文学”思想的萌芽这一时期中国文艺思想的发展状况。作者认为，在文学思想方面，“五四”新文化运动主要是以“历史的观念”和进化论思想、“写实主义”的文学主张和朦胧的社会思想以及人道主义的思想来反对“文以载道”的封建思想；第二编“大革命时代前后的革命文学问题”，论述从民国15年倡导“革命文学”到民国20年“九·一八”事变之前，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理论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建立这一时期文学思想；第三编“从‘九·一八’到‘八·一五’的文艺思潮”。作者以民国24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运动”为界，将这一时期文艺思潮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左翼文艺思想与反对派艰苦斗争并建立自己的时期，第二阶段是以左翼文艺思想成果为先导，发动进行“国防文学”、“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运动，并清算了自己的“宗派主义”的时期。该书是研究现代文学思潮的开山之作。 十二、《诗论》 专著，朱光潜著，国民图书出版社民国32年出版。民国37年正中书局出版增订本，增收了《中国诗歌何以走上“律”的路》（上、下篇）和《陶渊明》2篇。作者力图突破中国传统诗话、偶感、随笔零乱琐碎缺乏科学的精神和方法的弊病，“用西方诗论来解释中国古典诗歌，由中国诗论来印证西方诗论”，寻找中国诗歌在创作和理论上的优长，以求有助于正在兴起的新诗运动的发展。作者从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了诗歌的起源，分析了诗歌的境界，认为诗、乐、舞同源，皆以人类天性为基础，与人类起源一样久远。认为诗的境界必须是直觉的、独立的意象，意象与情趣应契合无间。诗的境界可分为“同物之境”与“超物之境”。并归纳出中国古诗演进的三个步骤。作者分析了诗中文字技巧——“谐”和“隐”在诗歌创作中的地位；语言表达与情感思想互相联贯，不能彼此独立的关系；诗与散文、绘画的异同；诗的节奏、声韵、格律等的特点和作用，探索了中国古典诗歌格律化的成因。最后一章把讨论全部集中于陶渊明，作者认为陶渊明既富热情又近人情，兼具高超的胸襟和深广的同情，其诗和平静穆，作诗与做人都达到理想的境界，具体体现了作者的审美思想，含括了《诗论》的思想精髓。作者自称《诗论》一书“用功较多，比较有点独到见解”。该书对中国现代诗学的建立有开创之功，影响甚广。 十三、《中国散文概论》 专著，方孝岳著，世界书局民国33年出版，为《中国文学丛书》之一种。全书分为“本体论”和“方法论”两个部分，共15节。在“本体论”中，作者认为，散文“论其本体，即是不受一切句调声律之羁束，而散行以达意的文章”。散文之学，显于唐、宋之后，而明、清才有经可循。在“方法论”中，作者从字句的格律、篇章的体裁、议论（儒家、纵横家、名家）的体裁、叙事的体裁等方面入手，思考中国古代散文的基本艺术特点。作者认为，“文从字顺各识职”即是字句唯一的格律；凡做一篇文章，剪裁分配，要做到一副很合式的体式，这就是篇章之学；议论文的体裁分散体和赋体，又因儒家、纵横家和名家各异，但凡是风骨质健，条理完密，而无枝叶的文章，正是散文家所归心的。叙事文体裁有三要素：信，有序和动观感。作者以现代哲学眼光，运用中国传统的文学范畴，条分缕析，为中国散文理论建构初步的框架，具有开拓性的学术价值。 十四、《谈文学》 论文集，朱光潜著，上海开明书店民国35年出版。收集了作者在抗战后期发表在不同刊物上的有关文学的论文19篇。作者从研习文学的切身体会出发，认真严谨地论述了有关文学创作、作品、功用、作家修养等诸多基本问题。在《文学与人生》中，作者肯定了文学的社会价值，认为文学出于表现人生的需要，可以怡情养性。文学的崇高追求是帮助人们透彻了解人生世相，超脱小我利害，培养起豁达严肃的人生态度和真挚广泛的同情心。在《作文与运思》、《文学与语文》等篇章中，作者强调形式、技巧对文学创作的重要，认为语言形式与思想密切相联，形式妥当精炼，思想才不致错乱，“文章之精妙不出字句声色之间”。他对行文运思、材料选择、布局安排、遣词造句、声韵节奏、白话与文言、欧化等形式技巧问题进行了细致分析，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在创作构思上，他主张避抽象求具体，写实与想象并行不悖、相需为用。在《资禀与修养》、《文学的趣味》等文中，作者认为文学创作不可纯任天资，必须循序渐进，苦练基本功。他注重文学家的学识积累和人格修养，肯定“风格即人格”，反对文学中的低级趣味，主张对读者既不逢迎也不蔑视，而是尊重并帮助他们培养高尚纯正的趣味。在《谈翻译》中，作者还分析了文学翻译中的诸多难点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该书虽不是面面俱到，但已初具一部文学理论的构架。内容深入浅出，切合实际，文笔流畅亲切，既为初学者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法指导，又显示出较高的理论水平。 十五、《人的花朵》 论文集，吕荧著，新新出版社民国37年出版，共包括《人的花朵》、《鲁迅的艺术方法》、《曹禺的道路》、《论〈战争与和平〉的艺术·历史·哲学》和《普列汉诺夫的“普式庚为艺术而艺术论”的辩证》等5篇文章。《人的花朵》由“诗人——人的花朵”、“艾青论”、“田间论”和“总结”4部分组成。作者认为，诗人通过诗的抒写手法、格律和语言，用生命和诗结合；诗中的感情、理念和形象，体现着现实的“真”与“纯”，其中现实的契机是诗人个性的风格的根源；诗中抒写的个人的感情和事象，正反映着某一时代某一社会某一阶层的智慧者的情感与理智，诗人因此永生在诗的世界和人的世界里，在此意义上，诗人是人的花朵。《鲁迅的艺术方法》写于民国29年12月，作者以“艺术的本质”、“作品内在的社会意识性”、“小说的形态·结构·风格”、“小说的人物和写景”、“杂文手法的参涉”和“世界的作家”6小节对此作了分析。作者认为，鲁迅首先是一个战士，其创作根源于爱与憎、根源于战斗，这决定了其作品从小说到杂文形式的变迁，决定了他的小说主题的社会意识性与暴露性，决定了他的散记体的形态和风格的特征、规律和发展方向，也说明了鲁迅是第一个中国人民的作家。另外其他3篇对曹禺、《战争与和平》和普列汉诺夫都有精到的分析。该书是一本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理论著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