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30年6月，活动于淮南、津浦路西两侧的新四军二师和广大抗日军民打退了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的两次反共高潮，把国民党部队赶到淮南路以西，取得了反磨擦、反“扫荡”的伟大胜利，开辟了北起淮河，南至长江，东靠高邮湖，西达淮南路纵横八、九百里的游击区，创立了以藕塘为中心的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
合肥地处淮南抗日根据地的西南部，位于淮南铁路中段，是日、伪、顽与抗日根据地的结合部，是三方争夺的重要地区。为了保卫抗日根据地的前哨，中共淮南区党委和新四军二师先后派廖成美、杨效椿、宣济民、程明远等同志率部在合肥地区开创了三块敌后抗日根据地，并建立了定合县、寿合县、巢合县抗日民主政权。三县抗日民主政府设立的保安科、公安局是抗日民主政权维护治安的机关。其主要任务是：“保卫抗日民主政权，保障一切公民的民主权利，在保障各地抗日党派的合法民主自由的原则下，坚持镇压敌特、汉奸等少数阴谋破坏分子，达到维护社会治安，巩固抗日根据地之目的”。合肥地区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各级公安机关，按照中央社会部制定的《公安局组织纲要》、华中局关于《陆区公安局组织条例》精神，开展各项公安保卫工作，维护根据地社会治安。
侦察和锄奸
随着合肥地区抗日根据地的日益巩固，锄奸反特斗争逐步公开化、群众化。定合县委、县公安局把动员民众，组织民众，广泛进行锄奸运动和教育指导作为一项重要任务。除正面宣传教育外，经常利用乡、镇逢集机会召开群众大会，宣判汉奸、特务，揭露他们的阴谋破坏活动，教育群众提高警惕性。民国32年7月，定合县保安科的张道回家探亲时，杜集日本汉奸联络站的霍世九等人企图拉拢利用他，保安科长江屏根据张的报告，布置张道按约到霍世九家接头，一举破获这个联络站，公审枪决了幕后指使的汉奸特务霍宴亭。
民国33年，下塘乡伪乡长朱伯犀，指派特务班长李仲学将家安到陈田埠，由其老婆四出活动，秘密搜集情报。有一天，李仲学带着匪兵窜入徐岗村，与其老婆约会传递情报，锄奸小组的陈方平得知消息后，报告了区委书记孙祝华，孙当即带领民兵将这伙人捕获，经公安局审讯后，将李镇压。
国民党定远邮政局长涂惠卿伪装进步，多方接近地方绅士、知名人士和抗日民主政府的干部，当上了参议。当时，定合县公安局发现涂的邮政局与敌人情报机关有来往，遂派侦察员几次化装土匪潜伏在敌占区，拆看邮包，发现涂向古河国民党特务机关送的情报。同时，趁邮政局招收邮差的机会，派地下党员杜××以灰色面貌当了涂的邮差，暗中控制涂的情报活动。民国34年，淮南专署公安局长郑从政到定合县指挥破案，涂在自己几年来报给特务机关的情报原件面前，只得承认自己是军统情报组长，一再表示要立功赎罪，后让他继续当邮政局长，为定合县公安局搜集敌人情报和做统一战线工作。
在定远县与肥东毗邻地区的谢家圩子，是合肥县霸匪谢黑头(名谢少成)的窠穴。谢修筑圩寨，拥有千余人的土匪武装，投靠日军后，谢氏兄弟明日张胆抢劫，设寨“绑票”，每绑架一批人，就派出爪牙“下票”(通知被害人家属，限期交出他们要的钱)，如果3天不来付清钱款，就将人活埋、活剁。先后有10多名儿童因家里没钱，绑架后被杀害。同时，他们还牵走农户耕畜，要畜主定期花钱去赎。谢家还向过往商人以纳税为名，强要“买路钱”，纳税后不给税票，有时索取的税款比货款还多几倍。凡商贩在谢黑头所辖范围内，即使绕道也得去圩子交税，否则一经发现，就要被加上“新四军密探”的罪名而被活埋。在肥东白龙曾有10多名小贩被勒索后活活打死。谢黑头还勾结日伪军。搜捕抗日根据地干部，抓去者被施以酷刑，最后活埋。一次反扫荡战斗，2名新四军通讯员被谢匪截住，当即活埋了。谢还偷袭定合县边缘地区的吴家圩子、站家岗和张桥一带，将抓住的20多人活埋掉。为此，1944年春，路西军分区独立五团谢禄先团长奉命拔掉谢家这个反动钉子。在新四军二师四旅配合下，利用一个漆黑的午夜，里应外合，一举攻下了谢家圩子。谢黑头以及几个打手窜进碉堡中顽抗，到天亮时，炮楼被炸塌大半，谢黑头仍躲在楼角里不肯投降，被冲进炮楼的战士擒获。
交通情报
民国30年6月15日，淮南行署保安处在布置交通工作指示中，明确要求：情报要敏捷，确定，有系统，有时间性，在任何变动和紧张的情况下，能起到与战争不误，作战斗前哨的情报工作之活动，以求灵活我军耳目，知己知彼。合肥地区各游击根据地民主政府和社会科、保安科，以及以后的公安局，根据各地的斗争环境和条件，分别建立了情报、交通网。
民国31年6月，淮西抗日游击根据地设立社会科，由方正任科长。社会科建立了敌工站和情报总站。敌工站的主要任务是协助党委做好统一战线和伪军工作。社会科为了及时搜集和掌握敌人情报，先后建立了枣林铺、曹庵、史院、庄墓、下塘、吴山、长岗店、义井等十几个情报站，主要任务是搜集日伪军政治、军事、经济等情报。
民国32年，淮西抗日根据地基本形成一个情报网。从三和一直到现在的肥西县长岗集，每数十里路有一个情报站，共30多情报站，凡有伪军据点的地方都设有秘密情报站或情报员。社会科还向水家湖、下塘等地的日军据点派去了“炊事员”、“翻译”等，还有经过长期的宣传、教育后，愿意为我们搜集、传递情报的伪保长和驻军的头目，基本达到了凡是日、伪、顽军的调防、装备、物资运送时间、地点、以及日军出动等都能敌动我知。同年仲夏，庄墓桥附近，经常发生土匪假冒新四军抢老百姓的耕牛、物资等，区治安员杜益群根据群众提供的情报，抓获了姓吴的头目和其他匪徒。为了保障游击根据地内的治安，县委批准就地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处决了为首的匪徒。
抗日时期，新四军二师驻扎津浦路东和路西，七师驻在巢南无为县，沟通二、七师交通线，对加强部队联系，方便军队干部来往，传递文件信件、报刊，运输物资，建设抗日根据地，发展人民抗日武装等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1941年，开辟了从藕塘经王子城、石塘桥、马集、王铁地到周家町的巢合交通线。在这条线上，国民党陆军一七一师、一三八师把守较严。同年9月15日，新四军七师政委曾希圣同志带领七、八十名干部，在一排兵力护送下去二师，到了马集受到阻击，没有通过。在这种情况下，巢北支队根据二、七师和军部首长关于要迅速打开二、七师交通线的指示，于民国32年春，又开辟了从青龙厂经磨店、店埠、西山驿、山王集到周家町，长约150华里的交通线。
巢合交通线，主要是转运文件、信件、武装护送干部、军需物资，搜集情报，并定期编印《敌情动态》等。巢合办事处为了确保交通线的安全，在沿线的西山驿、青龙厂、元瞳集、磨店等地成立5个区的人民政权。区委除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外，还具体领导交通情报工作，由撮镇火车站售票的李昌炳、孙宏金收集淮南线敌人情报，撮镇油行孙宏建、杜玉山及其爱人靳克芳，主要分发和传递文件、信件，周家町的周兴抚、杨蔼亭主要负责接送过往巢湖的干部和军需物资等，磨店西岗头的周四老头兄弟俩，晓星集的陆再纯，合肥鱼花塘附近的余化龙，梁园、石塘桥附近的刘七爷等，都以各种职业为掩护，从事交通情报工作，有的还被安插到敌人营垒。如伪军团长李道传的清乡大队，伪团长陈××部队等均有我方打进去的情报人员，他们采用各种巧妙的方法，搜集敌伪顽的兵力部署，武器装备和动向，并对伪军开展政治攻势，分化瓦解敌人。夏浩帆利用伪军司令刘子清的内讧争取一个营的部队起义，壮大了抗日武装力量。徐子祥勾结日军占据马家集，横行乡里，威胁交通线的安全，巢合支队于民国34年冬拔掉了这个据点，俘获了一个中队的人枪。还在交通情报人员配合下，先后消灭了梁园狗子城的特工行动队、高塘集的特务情报站、朱巷杜学玉、阮怀友的谍报队等特务武装，斩断了他们伸向游击根据地的黑手，消除了隐患。
群众治保
合肥地区各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乡村群众性治安组织较多。一是锄奸委员会，这是按照各个群众团体、各种不同的抗敌协会的组织系统建立的，是清除干探内奸，以保障广大群众抗敌言论、结社、出版、集会之自由的群众性组织。锄奸委员会分若干锄奸小组，有公开的，也有秘密的。他们通过各种关系，利用同情抗日的伪顽中上层人物、绅士、商人等搜集情报，掌握敌人动向。如寿县二区尹家户地主尹干臣、尹培璜，向群众反攻倒算，破坏减租减息。公安机关就是利用同情抗日的伪顽人士配合调查、搜集证据，后报经县委批准，将两尹押至徐庙(现长丰县)召开群众大会，公判枪决，在当时震动很大。二是治安委员会。其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锄奸反特，协助查办抢劫、绑票、拉牛等危害根据地治安的案件，监视不法分子。同时，配合民兵在主要交通要道交叉路口，设立盘查哨，及时盘查和发现敌特奸细和可疑人员，建立递步哨，负责传递战地情报和联络工作；在敌人据点附近的制高点上设立了望哨，监视敌人的行动。三是青抗、妇抗、农抗、商抗、民兵、儿童团等群众团体。他们以宣传抗日为主，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组织巡逻队，看更放哨，保卫区乡人民政权机关的安全。
沛桥乡距汉奸杜学玉的绥靖大队部拓塘30华里。由于日军和伪军经常三、五成群下乡派捐抢粮，扰乱治安，区公安特派员领导该乡设立30多人(枪)的民兵武装，设立岗哨，下地劳动带着枪支，一有情况就投入战斗。日伪军对这支在眼皮底下设立的抗日游击武装视为眼中钉，多次来到沛桥乡“扫荡”、偷袭。为了抵御敌人的袭扰，大部分村庄都修建了更楼和围墙，轮流站岗，监视敌人的动静。同时在流经沛桥乡南部的沛河下游筑起堤坝，增高沛河的水位，又在河坝上布满地雷。如果发觉敌人就鸣锣集中，视敌多少，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走，退至河北，以河为屏障，阻击敌人，以赢得时间，争取部队增援击退敌人骚扰。民国32年春天的一个早晨，杜学玉带着50多名日军和伪军，到汪家圩南边的大树黄抢东西。汪家圩民兵中队长汪瑞良立即带领民兵，分两路声东击西阻击敌人，当场击毙鬼子1人、伤1人。因敌人搞不清情况，只好撤退。后来杜学玉多次带领日伪军“扫荡”，都受到重创，迫使其不敢轻举妄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