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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刑事检察
一、侦查监督
〔批捕〕1952年，市检察署初建，多参加党的中心工作，亦参与公安机关少数案件的调查，同时，受理上级交办的个别案件。1954年7月，试行办理公安机关呈捕已拘留的案犯。审查完毕，提出捕与不捕的意见，报告市委决定。1955年1月，市检察院正式担负对公安机关已拘人犯的审查批捕工作。
1955～1957年，检察机关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同反革命和其他刑事犯罪进行不懈斗争。3年受理呈捕案件1397人（其中反革命713人，占51%），批捕1080人，批捕率为77.31%。对犯罪情节轻微或坦白自首，被宽大处理后又没有新的犯罪，决定不批捕的144人。
1958年，积案渐增。市检察院派员参加市委组织的公检法联合办公室，突击办案，重点打击地富反坏右和其他刑事犯罪。联合办公室实行个人审查、集体讨论的办案方法，直接向审批委员会报告审批，公安、检察、法院分别办理法律手续。
1960～1962年，实行“一长代三长，一员代三员，一竿子插到底”的办法，即：公检法每一长可以代行其他两长的职权，预审员、检察员、审判员，其中每一员可以代行其他两员的职权，案件可以一办到底。
1963年，公、检、法三家重申各管一道工序的制度。批捕的程序为：个人审查，集体讨论，检察长签署意见，向市委审批委员会汇报审批。至1966年，一直如此办理。
“文化大革命”开始，检察职能停止，审查批捕的职权由军管会行使。
1979年4月，检察机关重建后，受理公安机关呈捕案件。对呈捕的案件，经过登记，专人审查，填写案件呈批表集体讨论，检察长决定。重大复杂的案件，经检察委员会讨论后由检察长决定。
1982年，检察机关协同公安、法院一起贯彻执行从重从快方针。重大案件，三家联合办理，各司其职，实行“三同”，即同勘察现场、同预审、同提讯被告，以求加快办案速度。
1985年，取消公检法联合办案组，实行公检法党内联合办公。逮捕人犯按案件管辖范围办理报批手续，对报捕和重大案件，检察机关指派专人提前介入，掌握案情，加速批捕。
1989年，市检察机关对自行侦查的案件实行侦查、预审与决定逮捕起诉分开，内部制约得到加强。
〔起诉〕1952～1954年，起诉工作主要由公安部门承担。检察机关只对少数自行侦查的案件审查起诉。1955年上半年，市检察院开始有重点地承办公安机关移送案件的审查起诉工作；10月，市检察院全部承担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移送案件的审查起诉工作。
1958年，公、检、法三家由市委组织，办理重大案件实行“联合办公”，强调配合，密切协作。审理案件，一览多卷，集中起诉，不填写案件登记卡，不搞案情摘录，亦不填写《案件审查意见表》，每人每日办结3～5件，多至8件，每人每月办结35～40件，最多可达至45件。由于审查材料粗放，其间出现了遗漏犯罪事实，张冠李戴以及错写姓名等问题。
1961年，检察机关要求按“三道工序”办案，鉴于干部下放，人手少，三家仍然是联合办公。承办案件，根据干部的政策、业务水平和案件情况，合理分工，分别阅卷，认定鉴别证据材料的客观可靠性、犯罪动机和造成后果。阅卷中，通过全卷阅览，重点摘录，核准事实，弄清性质，对照党的政策和国家法令，提出个人意见，联合办公室集体讨论。凡决定起诉的案件，承办人拟好起诉书送检察长签发；对不起诉或作其他处理的案件，由“三长”审批，党委决定。1966年下半年，市检察机关停止行使起诉职能。
1979年4月，市检察院重新承担审查起诉工作。案件由市公安局向市检察院移诉，受案后即登记交专人承办，经集体讨论后，制作起诉书，检察长签发。属各区的一审案件，市检察院向市中级法院起诉，中级法院再转至各区法院。检察过程中主要审查犯罪事实、情节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凿、充分，定性是否准确，有无漏罪或漏诉的被告，是否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侦查活动中有无违法情况，边审查边提讯被告，做好阅卷记录。
1980年至1983年8月，审查起诉实行专人承办、集体研究、检察长决定的制度。
1980年3月，开始执行“从重从快”的方针，重大案件，提前介入公安侦查预审工作，掌握证据，熟悉案情，迅速起诉。是年，余泳杀人淫尸、王保春一次杀两人的重大案件，市检察院只用13天时间即完成起诉。
1981年，审查起诉工作配合整顿社会治安，贯彻执行“从重从快”的原则，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把好事实、定性关。把首犯与从犯、罪轻与罪重、态度好坏、愿意改悔与拒不认罪区别对待。对已捕的团伙从犯，只要罪行较轻、愿意改悔，由公安部门作其他处理，意在分化瓦解和敦促其他犯罪分子认罪服法。
1985年，市检察院向各级刑事检察部门提出要求，审查起诉工作转入正轨，独立行使检察权。其程序为：个人承办、科内讨论、向检察长汇报，做出决定后再制作法律文书逐级签核。
1988年起，杀人、伤害、强奸、抢劫、流氓、盗窃等恶性案件时有发生。1989年发生被告陈宏忠杀死邻居女童卫涛而食其肉的重大案件，为建国以来所罕见。市检察院对此案提前介入，及时将案犯起诉到法院。到1990年，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方针继续执行。
〔追捕、追诉〕1966年前，检察机关在审查批捕，审查起诉过程中，遇到公安机关漏报捕、漏移诉或漏罪的案件依法提起追捕追诉，此类问题多见于团伙或共同犯罪的案件。
1979～1982年，检察机关遇有漏罪的案件，采取退回补充侦查的办法，请公安机关补报、补诉漏犯或补查漏罪。期间，检察机关对漏犯采取决定逮捕的方法，交公安机关执行，对漏移诉的人犯自己决定起诉，对漏罪，尽力采取自行补查，深挖余罪。1982年自行决定逮捕16人，自行决定起诉18人。
1983年，“严打”中的团伙案和共同犯罪案大量出现，漏犯余罪的问题亦随之增多。检察机关在审批起诉过程中，深追细查，正式把追捕追诉工作贯串在整个审批起诉过程中。全年追捕104人，追诉45人。1984年，针对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过程中，由企事业单位保卫部门承办案件的材料粗糙、证据不全等问题，均自行补充侦查。谢家集区检察院在6个月内，追捕19人，追诉24人，各占批捕、起诉案的8.5%和12.6%。1985年，全市追捕27人，追诉11人。
1986年起在依法追捕、追诉的基础上，发展完善为侦查监督。当年，向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提出检察建议10次，依法追捕人犯46人，追诉11人。1987年，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发出违法通知书1份，口头纠正违法10次。当年和次年分别依法追捕31人、46人，追诉9人、19人。1989年共追捕人犯53人，追诉31人，改变公安机关定性21件64人，口头纠正公安机关违法23次。1990年追捕23人，追诉10人。
二、审判监督
1953年开始审判监督工作（当时叫司法监督），主要是检查错案，检查被诬告造成的冤案，指定专人审查材料，核实证据，平反冤狱，逮捕诬告者。反革命分子马绍山、姚正彦诬陷共产党员、基层干部姚济民、马维连有人命血债，致使二人被判刑。在查核事实证据后，姚济民、马维连冤案得到平反，马绍山、姚正彦被依法逮捕。
1955年，市检察院正式实施审判监督工作。一是详细校正自侦、起诉的案件材料和审阅法院判决书，发现判决不当即提出抗诉。二是开始试行出庭支持公诉工作。
1958年，市检察院除对自己起诉的案件全部出庭外，对法院起诉的重要案件，也出庭支持公诉。出庭人员在法庭上协助审判员查明案情，对教育意义大的案件，发表公诉意见或公诉词。同时注意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判决是否恰当。
1959年，案情简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案件，均做为法院自诉案件，检察院免予出庭公诉，其他案件均实行就地公诉公判。此法一直沿用至1966年。
1979年4月，检察机关恢复审判监督工作，出庭支持公诉，审查判决书（附本），发现错判或畸轻畸重案件，依法抗诉。1980年，抗诉7人，法院审结3人，改判2人。1981年，抗诉10人，法院改判7件。1981年，提起抗诉5件，法院均作改判。
1983年8月至1985年，因集中精力于“严打”工作，检察机关无力认真开展审判监督工作。
1986年以后，审判监督工作得到加强，在出庭支持公诉的同时，对判决裁定失当依法抗诉。1986年、1988年分别提出抗诉4件。1989年，对法院审判违法提出口头纠正5次，依法抗诉5件。1990年，对法院一审判决提出抗诉3件9人。大通区法院一审判决王立共7人重大抢劫案，量刑畸轻，区检察院依法抗诉，经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依法予以纠正。
三、自身监督
1953年，市检察署开始受理党委交办的复查案件。当年复查出4件错案。
1955年11月，在执行逮捕部分人犯前，与公安机关共同组织力量，对已批捕的案件进行复查，发现材料不全，证据不足的6件，退请公安机关补充侦查。12月复查时仍发现有少数错批捕案件。
1956年，结合清理未决犯，分别组织专人对1955年和1956年批捕、起诉判刑的案件进行复查。结果表明，批捕正确率为91%，判刑正确率为80.6%，判刑畸轻畸重的占2.3%。
1958年，整风反右时，把一些人民内部问题当成敌我矛盾，人民群众的一些错误言论被当作反革命造谣破坏，采取专政手段，伤害了一些人。此后，市检察院制定措施坚持每月把批捕的案件复查一次，称作“回头看”。
1959年，市检察院三次进行清案复查工作。公检法机关抽人组成联合办公室，边清理边复查。“三员”（预审员、检察员、审判员）一组，以老带新，分工负责，案件包干，先易后难，先重点后一般，全面复查与重点抽查相结合，分别阅卷，集体研究，“三员”汇报，“三长”（公安局长、检察长、法院院长）决定，一次审批，各办手续。凡是报案单位有意见，“三员”意见有分歧，起诉后法院不判决的案件均列为重点复查对象。
1959年和1960年，国家遭受自然灾害和“五风”的影响，一些不正常的社会现象，均被当作敌我矛盾，其结果是把有一般政治问题的错误言行，当成现行破坏；把群众不满或落后言论，抑或是抵制“五风”和反映情况当作造谣破坏；把小偷小摸，偷青吃青当作盗窃；把群众生活困难杀食牲畜当作破坏生产等等。1960年3月市检察院抽查12月份案件27件，其中19件盗窃案中，有14件是农民生活困难流入城市小偷小摸，被定为盗窃罪的。这种复查方法，谓之“一案一回头”。
1962年3月下旬，市检察院开始复查1958～1962年第一季度所有批捕未决案件。涉案123人（占同期被捕人数的8.44%），经过复查，批捕正确的68人，占55%，错捕55人，占45%。其中，1960年市委政法部决定逮捕的48名人犯中，错捕19人（占40%），市委负责人个人决定逮捕4人，全是错案。
1963年，检察机关基本上恢复正常办案程序，全年边办案边复查，批捕正确率达99.2%。
1965年初，市检察院检查办案质量，纠偏防错，对1964年的案件全面组织复查，重点是阶级报复、投机倒把、强奸妇女三类案件。其中1964年12月份批捕81人中，错捕8人，可捕可不捕7人，占18.5%。
1980年，市检察院制定了每半年复查一次案件的制度，复查的方法因时因案而异。5～12月份改变了免诉不当的2人，对法院免刑不当提出抗诉的2人。
1983年8月，复查1～5月份批捕起诉案件，批捕正确率为98.3%。起诉案件法院作有罪判决的占起诉数的95.5%。1983年秋至1985年，检察机关投入“严打”斗争，案件复查制度基本没有坚持。此后，案件复查工作始终贯穿在日常工作中，由于制度健全，办案人员执法水平提高，批捕、起诉正确率均在99%以上。
〔批捕〕1952年，市检察署初建，多参加党的中心工作，亦参与公安机关少数案件的调查，同时，受理上级交办的个别案件。1954年7月，试行办理公安机关呈捕已拘留的案犯。审查完毕，提出捕与不捕的意见，报告市委决定。1955年1月，市检察院正式担负对公安机关已拘人犯的审查批捕工作。
1955～1957年，检察机关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同反革命和其他刑事犯罪进行不懈斗争。3年受理呈捕案件1397人（其中反革命713人，占51%），批捕1080人，批捕率为77.31%。对犯罪情节轻微或坦白自首，被宽大处理后又没有新的犯罪，决定不批捕的144人。
1958年，积案渐增。市检察院派员参加市委组织的公检法联合办公室，突击办案，重点打击地富反坏右和其他刑事犯罪。联合办公室实行个人审查、集体讨论的办案方法，直接向审批委员会报告审批，公安、检察、法院分别办理法律手续。
1960～1962年，实行“一长代三长，一员代三员，一竿子插到底”的办法，即：公检法每一长可以代行其他两长的职权，预审员、检察员、审判员，其中每一员可以代行其他两员的职权，案件可以一办到底。
1963年，公、检、法三家重申各管一道工序的制度。批捕的程序为：个人审查，集体讨论，检察长签署意见，向市委审批委员会汇报审批。至1966年，一直如此办理。
“文化大革命”开始，检察职能停止，审查批捕的职权由军管会行使。
1979年4月，检察机关重建后，受理公安机关呈捕案件。对呈捕的案件，经过登记，专人审查，填写案件呈批表集体讨论，检察长决定。重大复杂的案件，经检察委员会讨论后由检察长决定。
1982年，检察机关协同公安、法院一起贯彻执行从重从快方针。重大案件，三家联合办理，各司其职，实行“三同”，即同勘察现场、同预审、同提讯被告，以求加快办案速度。
1985年，取消公检法联合办案组，实行公检法党内联合办公。逮捕人犯按案件管辖范围办理报批手续，对报捕和重大案件，检察机关指派专人提前介入，掌握案情，加速批捕。
1989年，市检察机关对自行侦查的案件实行侦查、预审与决定逮捕起诉分开，内部制约得到加强。
〔起诉〕1952～1954年，起诉工作主要由公安部门承担。检察机关只对少数自行侦查的案件审查起诉。1955年上半年，市检察院开始有重点地承办公安机关移送案件的审查起诉工作；10月，市检察院全部承担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移送案件的审查起诉工作。
1958年，公、检、法三家由市委组织，办理重大案件实行“联合办公”，强调配合，密切协作。审理案件，一览多卷，集中起诉，不填写案件登记卡，不搞案情摘录，亦不填写《案件审查意见表》，每人每日办结3～5件，多至8件，每人每月办结35～40件，最多可达至45件。由于审查材料粗放，其间出现了遗漏犯罪事实，张冠李戴以及错写姓名等问题。
1961年，检察机关要求按“三道工序”办案，鉴于干部下放，人手少，三家仍然是联合办公。承办案件，根据干部的政策、业务水平和案件情况，合理分工，分别阅卷，认定鉴别证据材料的客观可靠性、犯罪动机和造成后果。阅卷中，通过全卷阅览，重点摘录，核准事实，弄清性质，对照党的政策和国家法令，提出个人意见，联合办公室集体讨论。凡决定起诉的案件，承办人拟好起诉书送检察长签发；对不起诉或作其他处理的案件，由“三长”审批，党委决定。1966年下半年，市检察机关停止行使起诉职能。
1979年4月，市检察院重新承担审查起诉工作。案件由市公安局向市检察院移诉，受案后即登记交专人承办，经集体讨论后，制作起诉书，检察长签发。属各区的一审案件，市检察院向市中级法院起诉，中级法院再转至各区法院。检察过程中主要审查犯罪事实、情节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凿、充分，定性是否准确，有无漏罪或漏诉的被告，是否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侦查活动中有无违法情况，边审查边提讯被告，做好阅卷记录。
1980年至1983年8月，审查起诉实行专人承办、集体研究、检察长决定的制度。
1980年3月，开始执行“从重从快”的方针，重大案件，提前介入公安侦查预审工作，掌握证据，熟悉案情，迅速起诉。是年，余泳杀人淫尸、王保春一次杀两人的重大案件，市检察院只用13天时间即完成起诉。
1981年，审查起诉工作配合整顿社会治安，贯彻执行“从重从快”的原则，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把好事实、定性关。把首犯与从犯、罪轻与罪重、态度好坏、愿意改悔与拒不认罪区别对待。对已捕的团伙从犯，只要罪行较轻、愿意改悔，由公安部门作其他处理，意在分化瓦解和敦促其他犯罪分子认罪服法。
1985年，市检察院向各级刑事检察部门提出要求，审查起诉工作转入正轨，独立行使检察权。其程序为：个人承办、科内讨论、向检察长汇报，做出决定后再制作法律文书逐级签核。
1988年起，杀人、伤害、强奸、抢劫、流氓、盗窃等恶性案件时有发生。1989年发生被告陈宏忠杀死邻居女童卫涛而食其肉的重大案件，为建国以来所罕见。市检察院对此案提前介入，及时将案犯起诉到法院。到1990年，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方针继续执行。
〔追捕、追诉〕1966年前，检察机关在审查批捕，审查起诉过程中，遇到公安机关漏报捕、漏移诉或漏罪的案件依法提起追捕追诉，此类问题多见于团伙或共同犯罪的案件。
1979～1982年，检察机关遇有漏罪的案件，采取退回补充侦查的办法，请公安机关补报、补诉漏犯或补查漏罪。期间，检察机关对漏犯采取决定逮捕的方法，交公安机关执行，对漏移诉的人犯自己决定起诉，对漏罪，尽力采取自行补查，深挖余罪。1982年自行决定逮捕16人，自行决定起诉18人。
1983年，“严打”中的团伙案和共同犯罪案大量出现，漏犯余罪的问题亦随之增多。检察机关在审批起诉过程中，深追细查，正式把追捕追诉工作贯串在整个审批起诉过程中。全年追捕104人，追诉45人。1984年，针对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过程中，由企事业单位保卫部门承办案件的材料粗糙、证据不全等问题，均自行补充侦查。谢家集区检察院在6个月内，追捕19人，追诉24人，各占批捕、起诉案的8.5%和12.6%。1985年，全市追捕27人，追诉11人。
1986年起在依法追捕、追诉的基础上，发展完善为侦查监督。当年，向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提出检察建议10次，依法追捕人犯46人，追诉11人。1987年，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发出违法通知书1份，口头纠正违法10次。当年和次年分别依法追捕31人、46人，追诉9人、19人。1989年共追捕人犯53人，追诉31人，改变公安机关定性21件64人，口头纠正公安机关违法23次。1990年追捕23人，追诉10人。
二、审判监督
1953年开始审判监督工作（当时叫司法监督），主要是检查错案，检查被诬告造成的冤案，指定专人审查材料，核实证据，平反冤狱，逮捕诬告者。反革命分子马绍山、姚正彦诬陷共产党员、基层干部姚济民、马维连有人命血债，致使二人被判刑。在查核事实证据后，姚济民、马维连冤案得到平反，马绍山、姚正彦被依法逮捕。
1955年，市检察院正式实施审判监督工作。一是详细校正自侦、起诉的案件材料和审阅法院判决书，发现判决不当即提出抗诉。二是开始试行出庭支持公诉工作。
1958年，市检察院除对自己起诉的案件全部出庭外，对法院起诉的重要案件，也出庭支持公诉。出庭人员在法庭上协助审判员查明案情，对教育意义大的案件，发表公诉意见或公诉词。同时注意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判决是否恰当。
1959年，案情简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案件，均做为法院自诉案件，检察院免予出庭公诉，其他案件均实行就地公诉公判。此法一直沿用至1966年。
1979年4月，检察机关恢复审判监督工作，出庭支持公诉，审查判决书（附本），发现错判或畸轻畸重案件，依法抗诉。1980年，抗诉7人，法院审结3人，改判2人。1981年，抗诉10人，法院改判7件。1981年，提起抗诉5件，法院均作改判。
1983年8月至1985年，因集中精力于“严打”工作，检察机关无力认真开展审判监督工作。
1986年以后，审判监督工作得到加强，在出庭支持公诉的同时，对判决裁定失当依法抗诉。1986年、1988年分别提出抗诉4件。1989年，对法院审判违法提出口头纠正5次，依法抗诉5件。1990年，对法院一审判决提出抗诉3件9人。大通区法院一审判决王立共7人重大抢劫案，量刑畸轻，区检察院依法抗诉，经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依法予以纠正。
三、自身监督
1953年，市检察署开始受理党委交办的复查案件。当年复查出4件错案。
1955年11月，在执行逮捕部分人犯前，与公安机关共同组织力量，对已批捕的案件进行复查，发现材料不全，证据不足的6件，退请公安机关补充侦查。12月复查时仍发现有少数错批捕案件。
1956年，结合清理未决犯，分别组织专人对1955年和1956年批捕、起诉判刑的案件进行复查。结果表明，批捕正确率为91%，判刑正确率为80.6%，判刑畸轻畸重的占2.3%。
1958年，整风反右时，把一些人民内部问题当成敌我矛盾，人民群众的一些错误言论被当作反革命造谣破坏，采取专政手段，伤害了一些人。此后，市检察院制定措施坚持每月把批捕的案件复查一次，称作“回头看”。
1959年，市检察院三次进行清案复查工作。公检法机关抽人组成联合办公室，边清理边复查。“三员”（预审员、检察员、审判员）一组，以老带新，分工负责，案件包干，先易后难，先重点后一般，全面复查与重点抽查相结合，分别阅卷，集体研究，“三员”汇报，“三长”（公安局长、检察长、法院院长）决定，一次审批，各办手续。凡是报案单位有意见，“三员”意见有分歧，起诉后法院不判决的案件均列为重点复查对象。
1959年和1960年，国家遭受自然灾害和“五风”的影响，一些不正常的社会现象，均被当作敌我矛盾，其结果是把有一般政治问题的错误言行，当成现行破坏；把群众不满或落后言论，抑或是抵制“五风”和反映情况当作造谣破坏；把小偷小摸，偷青吃青当作盗窃；把群众生活困难杀食牲畜当作破坏生产等等。1960年3月市检察院抽查12月份案件27件，其中19件盗窃案中，有14件是农民生活困难流入城市小偷小摸，被定为盗窃罪的。这种复查方法，谓之“一案一回头”。
1962年3月下旬，市检察院开始复查1958～1962年第一季度所有批捕未决案件。涉案123人（占同期被捕人数的8.44%），经过复查，批捕正确的68人，占55%，错捕55人，占45%。其中，1960年市委政法部决定逮捕的48名人犯中，错捕19人（占40%），市委负责人个人决定逮捕4人，全是错案。
1963年，检察机关基本上恢复正常办案程序，全年边办案边复查，批捕正确率达99.2%。
1965年初，市检察院检查办案质量，纠偏防错，对1964年的案件全面组织复查，重点是阶级报复、投机倒把、强奸妇女三类案件。其中1964年12月份批捕81人中，错捕8人，可捕可不捕7人，占18.5%。
1980年，市检察院制定了每半年复查一次案件的制度，复查的方法因时因案而异。5～12月份改变了免诉不当的2人，对法院免刑不当提出抗诉的2人。
1983年8月，复查1～5月份批捕起诉案件，批捕正确率为98.3%。起诉案件法院作有罪判决的占起诉数的95.5%。1983年秋至1985年，检察机关投入“严打”斗争，案件复查制度基本没有坚持。此后，案件复查工作始终贯穿在日常工作中，由于制度健全，办案人员执法水平提高，批捕、起诉正确率均在99%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