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反革命案件
解放初期，淮南一度匪患四起，朝鲜战争爆发之后，少数残余的反革命分子，疯狂地进行破坏和捣乱，纵火放毒，行凶杀人，抢劫民财，破坏生产，纠集残匪，组织暴动，严重地危害人民的生命财产和社会治安，威胁着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为巩固人民政权，稳定社会秩序，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遵照党中央镇压反革命指示，淮南城乡从1950年秋季开始，与土改结合，同步开展了第一次镇压反革命运动。打击重点是匪首、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头等5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庭，广泛发动和依靠群众，判处了一批罪行累累、怙恶不悛的反革命分子。1952年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全市共惩办了1691名反革命分子。1955年夏季开始，根据中央统一部署开展了内部肃反和社会镇反运动，其间共审判反革命和其他刑事案件1405件（内有反革命案件192件）。在肃反运动中受到严厉惩治的反革命分子中，有罪恶昭彰的淮南日本“宪兵队”队长蔡济生；还有伪装巧妙，钻入内部，混进党内，骗得“劳模”称号，隐藏很深的逃亡反革命分子傅宿停等等。由于人民司法机关坚决贯彻执行了“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有力地分化瓦解了敌人。当时，有142名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感召下，向政府坦白交待罪行，并检举其他反革命分子，受到了人民政府的宽大处理。
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到1965年底为止，共审理了反革命案件882件。其中，1958年审判583件，占同期全部反革命案件总数的66%以上。由于指导思想上发生“左”的偏差，一度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界限，扩大了打击面。
“文化大革命”期间，“左”倾错误指导了审判工作，导致相当多的冤假错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淮南两级法院，一方面遵照党中央指示，消除极“左”流毒，拨乱反正，平反纠正冤、假、错案；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审判机关的职能作用，依法相继审理了刘俊昌“三佛道”复辟案和以张飞龙为首组织的“大光天朝”反革命集团以及台湾“国民党军事情报局”特务郑志英等40件特务、反革命案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阶级斗争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反革命犯罪案件大幅度下降，特别是1980年《刑法》颁布施行后，反革命犯罪在定罪和适用刑罚上都较为严格，1986～1990年仅受理反革命案2件3人。
二、其它刑事案件
1949～1957年，司法机关重点惩办了一批贪污、盗窃、拐卖人口和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等刑事犯罪分子。此间，在审判的5757件刑事案件中贪污、盗窃案件最多，共1115件，占同期全部刑事案件总数的19.36%；暴力干涉婚姻自由严重，共1087件，占18.88%；拐卖人口犯罪为数不少，共256件。嗣后，在三年困难期间，一直占据刑事案件首位的盗窃案件更为突出，凶杀严重。据1960～1962年统计，在审判的1704件刑事案件中，盗窃案占23.53%。凶杀案虽仅14件，但多为谋财而杀人。后经大力整顿社会治安，严厉惩办一批惯盗、惯窃和杀人罪犯，基本上控制住了恶性案件不断上升的势头。此后的1964、1965两年，比前两年刑事案件发案率减少47%，社会治安开始好转。
“文化大革命”期间，1974～1976年统计，全市审判了流氓、强奸、投毒、纵火、抢劫、杀人等恶性案件达654件。
“文化大革命”之后的几年内，社会治安仍不安宁。1977～1982年，拦路强奸、拦路抢劫、捅刀子、杀人等重大恶性案件大幅度上升。1982年上半年受理的189件刑事案件中，杀人、抢劫、强奸等重大案件占35.4%，比1981年同期上升71.8%。其中强奸、轮奸、奸淫幼女恶性案件尤为突出，比1981年同期上升87.5%。在受理的7件杀人案、34件重大伤害案件中，被杀死16人，致残8人，致伤16人。而这些恶性案件70%以上属于青少年犯罪，社会治安秩序处于非正常状态。
1983年8月22日凌晨起，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全市依法“从重从快”，严惩了一大批流氓集团、杀人、抢劫、强奸等7个方面的严重刑事犯罪分子。经过这场卓有成效的斗争，使社会治安情况较“严打”斗争前有了明显好转。
自1983年“严打”之后，1984～1986年又进行了“严打”的第一、二、三战役，社会治安形势较为平稳。1988年、1989年杀人、伤害、强奸等刑事案又趋突出，1990年两级法院受理的刑事案又趋上升。
三、经济犯罪案件
1952年12月，按照中共中央和政务院统一部署，在党政机关、厂矿企事业内部开展大规模的“三反”、“五反”运动，人民法院依法惩处了一批贪污、盗窃分子。1953年，根据第二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精神，市人民法院成立了经济保护庭，任务是打击经济犯罪，审理了一批贪污、盗窃国家财产的犯罪分子。1970年初，开展了“一打三反”运动，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通过这次运动，又挖出并惩治了一批破坏社会经济秩序的犯罪分子。
1983～1985年，全市两级人民法院继续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规定，把破坏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贪污、受贿、盗窃公共财物和投机倒把、诈骗公共财物等严重经济犯罪作为打击的重点，共判处贪污、盗窃、诈骗等经济犯罪分子203名，挽回经济损失22317.13元。
1986～1990年，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经济建设的发展，出现了建国后又一经济犯罪高峰。全市两级法院5年间共判处贪污、受贿、诈骗、盗窃公共财物等经济犯罪案件320件，其中贪污案件84件104人，占26.3%；受贿案件14件18人，占4.4%，挽回经济损失85.4万元。针对1986年以来经济犯罪案件所表现的犯罪金额大、审理难度大、案件数量多、情况复杂、社会危害性严重的特点，认真贯彻执行了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中共中央《关于打击严重经济犯罪的紧急通知》和五届全国人大通过的《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惩处了一批严重破坏社会经济秩序的犯罪分子。同时，为扩大影响，震慑犯罪，使人民群众看到党和政府惩治腐败的决心，市法院还适时召开专项公判大会。1986年4月，市中级人民法院及田家庵、谢家集区法院联合在化三建礼堂召开“严厉打击严重经济犯罪分子宣判处理大会”，对5案6名经济犯罪分子进行公开宣判，其中正县级干部1名。1990年1月，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洞山饭店礼堂举行“打击经济犯罪宣判及新闻发布会”，依法对2案4名经济犯罪分子进行了宣判，其中正县级干部1名、副县级干部1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