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第三节 民事审判
一、婚姻家庭纠纷案件
〔离婚案件〕离婚案件居民事案件之首。1950～1953年共审理离婚案件3565件，占同期民事案件总数的70.79%，而且呈现出直线上升的态势。其中1950年为495件，1951年为671件，1952年为1228件，1953年达到1416件。此间，年平均审结952.5件。这一阶段离婚案件大都是属于反对封建婚姻性质，占57.3%。1954～1965年离婚案件较前下降，12年共审结4367件。虽然离婚案件较前下降62%以上，但离婚原因却发生了复杂变化，除10%以上仍属于反抗包办、买卖婚姻外，而近70%属于喜新厌旧，贪图享乐，草率结婚或因家务琐事发生争吵，造成感情破裂，提出离婚。其中，1958年由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造成配偶一方处于政治上的压力或因生活所迫，违心提出离婚相当突出，占受理离婚案件总数的50%。在三年困难期间，夫妻、婆媳之间常因生活困难发生矛盾导致家庭不和，或夫妻感情破裂，甚至因外流逃荒期间与人重婚引起的离婚案件增多，1961年、1962年分别占23.1%和24.6%。“文化大革命”期间办理的离婚案件，不少是为了与“反动”配偶“划清政治界限”，或怕其子女受株连而离婚。1973年法院恢复后，一些婚姻基础差，婚后又未建立起真正夫妻感情者，陆续向法院提起离婚。到1976年底，共审理离婚案件488件。
1977～1985年共受理离婚案5476件，占民事案件总数的76.42%。1980年为295件，1981年上升到418件，1982年为548件，1983年为851件，1984年为997件，1985年达到1127件。这一时期，由于草率结婚或第三者插足所引起的离婚案增多。1984年审结的787件离婚案件中，因草率结婚而离婚的占13.4%，因第三者插足导致夫妻感情破裂而提出离婚的占13%以上。1986～1990年离婚案件仍持续上升。1986年全市法院共审结一审离婚案件1156件，1987年为1391件，1988年为1770件，1989年为2235件，1990年为2294件，平均每年上升15.4%，5年间共审结离婚案件8846件，占审结一审民事案件的59.6%，此为法院恢复后的另一个离婚高峰期。
〔抚养、扶养、赡养及继承案件〕1950～1985年，市法院追索抚养费、扶养费、赡养费案件964件。自1983年开始，“三养”案件逐年增多，尤其是赡养案件上升幅度大。1982年之前，年平均办理赡养案件8件左右，而1983～1985年间年平均办理77.66件。1986～1990年，全市两级法院共审结“三养”案件755件，占这一时期审结民事案件的5.1%，相当于1983年之前“三养”案件的总和。这类案件增多的主要原因是离婚案件增多，子女起诉要求父（母）增加抚养费的案件增多。
建国至1990年共审结86件继承纠纷案件。1982年之前，受理此类案件不多，年平均只处理1.34件。1983年以后呈逐年上升趋势，1983～1985年共受理62件，大大超过了前32年受理继承纠纷案件数总和，年办理继承案件20.7件。1986～1990年，全市两级法院共审结继承案件99件，年平均审结19.8件。纠纷当事人多为丧偶的儿媳与公婆的继承纠纷。
二、财产权益纠纷案件
〔房屋、宅基纠纷案件〕1950～1956年共审理167件，多为房屋典当、买卖、租赁、迁让和宅基地使用权等纠纷。1956年城市私房实行改造和1958年人民公社化实行“一大二公”，产权界限出现模糊，1957～1961年这类案件基本消失。此后，人民生活开始好转，要地皮，翻旧房，盖新房，由此引起少数宅基纠纷。1962～1965年共受理9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进行一系列的拨乱反正，落实各项政策，特别是落实私房政策，加之工业迅猛发展，城市大搞基本建设，群众生活水平提高，要求改善居住条件，因盖房引起的宅基纠纷较前大幅度地上升，房屋所有人要求返还在历次运动中被错改、占用或被非法没收的房屋产权。1982年以前的10年中受理房屋、宅基案件只有70件，而1983～1985年3年中就受理167件。1986～1990年，全市法院共审理此类案件155件，占审结民事案件总数的1%，比例呈下降趋势。
〔债务纠纷案件〕1950～1954年审理债务纠纷案402件，多系解放前公民之间的旧债。1955年以后，这类纠纷逐渐减少，至1982年为止，仅受理117件。随着改革开放以后经济活动的日趋活跃，因借贷买卖，代购代销，劳动报酬和其他纠纷引起的债务案件逐年增加。1983～1985年，共审理此类案件335件，占同期审结民事案件总数的10.06%。其中，1983年占5.64%，1984年比1983年上升2.6%，1985年又比1984年上升5%以上。
1986～1990年间，经济活动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的因素越来越多，加之《民法通则》的颁布施行，依法调整债权债务关系的因素也越来越多，全市法院受理的债务案件呈大幅度上升趋势。1986～1990年，全市法院共受理债务纠纷案件3323件，占这一时期所审结民事案件的22.4%，跃居为仅次于离婚案件的第二大类民事案件。其中以买卖、借贷、合伙经营所形成的债权债务纠纷最为突出。
〔民事赔偿纠纷案件〕1980年前民事赔偿纠纷案件不多，80年代初因琐事引起的打架斗殴，造成一方或双方财物或人身损害，要求对方给予赔偿案件开始增多。1982年之前，年平均审理此类案件3件，1983～1985年平均审理近百件，占同期审理民事案件的2%左右。从1986年开始，由于公民法律意识的增强，加之民法通则的颁布，诉讼时效原则的确立，损害赔偿案件大幅度增加。1986～1990年，全市法院共审理损害赔偿案件731件，年均办理146.2件，占同期审理民事案件的4.9%，成为民事案件的三大类案件之一。这一时期的损害赔偿案件由过去单纯的因打架斗殴引起的损害赔偿，发展为多种原因引起的损害赔偿。如医疗事故引起的损害赔偿、因假冒伪劣商品特别是假种子、假化肥等引起的损害赔偿以及无过错责任赔偿（因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饲养的动物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从事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窨井盖被盗、施工挖掘致人损害的）案件等。
〔离婚案件〕离婚案件居民事案件之首。1950～1953年共审理离婚案件3565件，占同期民事案件总数的70.79%，而且呈现出直线上升的态势。其中1950年为495件，1951年为671件，1952年为1228件，1953年达到1416件。此间，年平均审结952.5件。这一阶段离婚案件大都是属于反对封建婚姻性质，占57.3%。1954～1965年离婚案件较前下降，12年共审结4367件。虽然离婚案件较前下降62%以上，但离婚原因却发生了复杂变化，除10%以上仍属于反抗包办、买卖婚姻外，而近70%属于喜新厌旧，贪图享乐，草率结婚或因家务琐事发生争吵，造成感情破裂，提出离婚。其中，1958年由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造成配偶一方处于政治上的压力或因生活所迫，违心提出离婚相当突出，占受理离婚案件总数的50%。在三年困难期间，夫妻、婆媳之间常因生活困难发生矛盾导致家庭不和，或夫妻感情破裂，甚至因外流逃荒期间与人重婚引起的离婚案件增多，1961年、1962年分别占23.1%和24.6%。“文化大革命”期间办理的离婚案件，不少是为了与“反动”配偶“划清政治界限”，或怕其子女受株连而离婚。1973年法院恢复后，一些婚姻基础差，婚后又未建立起真正夫妻感情者，陆续向法院提起离婚。到1976年底，共审理离婚案件488件。
1977～1985年共受理离婚案5476件，占民事案件总数的76.42%。1980年为295件，1981年上升到418件，1982年为548件，1983年为851件，1984年为997件，1985年达到1127件。这一时期，由于草率结婚或第三者插足所引起的离婚案增多。1984年审结的787件离婚案件中，因草率结婚而离婚的占13.4%，因第三者插足导致夫妻感情破裂而提出离婚的占13%以上。1986～1990年离婚案件仍持续上升。1986年全市法院共审结一审离婚案件1156件，1987年为1391件，1988年为1770件，1989年为2235件，1990年为2294件，平均每年上升15.4%，5年间共审结离婚案件8846件，占审结一审民事案件的59.6%，此为法院恢复后的另一个离婚高峰期。
〔抚养、扶养、赡养及继承案件〕1950～1985年，市法院追索抚养费、扶养费、赡养费案件964件。自1983年开始，“三养”案件逐年增多，尤其是赡养案件上升幅度大。1982年之前，年平均办理赡养案件8件左右，而1983～1985年间年平均办理77.66件。1986～1990年，全市两级法院共审结“三养”案件755件，占这一时期审结民事案件的5.1%，相当于1983年之前“三养”案件的总和。这类案件增多的主要原因是离婚案件增多，子女起诉要求父（母）增加抚养费的案件增多。
建国至1990年共审结86件继承纠纷案件。1982年之前，受理此类案件不多，年平均只处理1.34件。1983年以后呈逐年上升趋势，1983～1985年共受理62件，大大超过了前32年受理继承纠纷案件数总和，年办理继承案件20.7件。1986～1990年，全市两级法院共审结继承案件99件，年平均审结19.8件。纠纷当事人多为丧偶的儿媳与公婆的继承纠纷。
二、财产权益纠纷案件
〔房屋、宅基纠纷案件〕1950～1956年共审理167件，多为房屋典当、买卖、租赁、迁让和宅基地使用权等纠纷。1956年城市私房实行改造和1958年人民公社化实行“一大二公”，产权界限出现模糊，1957～1961年这类案件基本消失。此后，人民生活开始好转，要地皮，翻旧房，盖新房，由此引起少数宅基纠纷。1962～1965年共受理9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进行一系列的拨乱反正，落实各项政策，特别是落实私房政策，加之工业迅猛发展，城市大搞基本建设，群众生活水平提高，要求改善居住条件，因盖房引起的宅基纠纷较前大幅度地上升，房屋所有人要求返还在历次运动中被错改、占用或被非法没收的房屋产权。1982年以前的10年中受理房屋、宅基案件只有70件，而1983～1985年3年中就受理167件。1986～1990年，全市法院共审理此类案件155件，占审结民事案件总数的1%，比例呈下降趋势。
〔债务纠纷案件〕1950～1954年审理债务纠纷案402件，多系解放前公民之间的旧债。1955年以后，这类纠纷逐渐减少，至1982年为止，仅受理117件。随着改革开放以后经济活动的日趋活跃，因借贷买卖，代购代销，劳动报酬和其他纠纷引起的债务案件逐年增加。1983～1985年，共审理此类案件335件，占同期审结民事案件总数的10.06%。其中，1983年占5.64%，1984年比1983年上升2.6%，1985年又比1984年上升5%以上。
1986～1990年间，经济活动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的因素越来越多，加之《民法通则》的颁布施行，依法调整债权债务关系的因素也越来越多，全市法院受理的债务案件呈大幅度上升趋势。1986～1990年，全市法院共受理债务纠纷案件3323件，占这一时期所审结民事案件的22.4%，跃居为仅次于离婚案件的第二大类民事案件。其中以买卖、借贷、合伙经营所形成的债权债务纠纷最为突出。
〔民事赔偿纠纷案件〕1980年前民事赔偿纠纷案件不多，80年代初因琐事引起的打架斗殴，造成一方或双方财物或人身损害，要求对方给予赔偿案件开始增多。1982年之前，年平均审理此类案件3件，1983～1985年平均审理近百件，占同期审理民事案件的2%左右。从1986年开始，由于公民法律意识的增强，加之民法通则的颁布，诉讼时效原则的确立，损害赔偿案件大幅度增加。1986～1990年，全市法院共审理损害赔偿案件731件，年均办理146.2件，占同期审理民事案件的4.9%，成为民事案件的三大类案件之一。这一时期的损害赔偿案件由过去单纯的因打架斗殴引起的损害赔偿，发展为多种原因引起的损害赔偿。如医疗事故引起的损害赔偿、因假冒伪劣商品特别是假种子、假化肥等引起的损害赔偿以及无过错责任赔偿（因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饲养的动物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从事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窨井盖被盗、施工挖掘致人损害的）案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