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第一节 生产关系
一、土地私有与地租剥削
民国时期，沿袭封建土地制度，除少量的学田、官地、社地、亩产外，土地一律旧私人所有。地主阶级利用其土地所有权，剥削广大贫苦农民血汗换来的劳动果实，过着不劳而食的腐朽生活，而广大贫苦农民则陷入饥寒交迫的痛苦深渊。资产阶级的旧民主革命虽然提出过“平均地权”、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但在太和境内，并未作过任何实施行动。直至土改前，太和地主阶级占有土地510875亩，人均9．1亩。贫雇农占有土地1101059亩，人均2．1亩。某些大地主人均占有的土地则是贫苦农民的几十倍或上百倍。城东陈锡五一家，民国时期有地一万亩。洪山高遐光一家，有地3000亩。致使很多村庄变成他们的寄庄，居民成为他们的佃户，世世代代受其剥削。太和地主剥削形式有佃耕、课租和雇工3种。
佃耕是把土地交给佃户耕种，按成分粮。佃耕又有三种类型：①大拉鞭：地主出牲畜种子、农具、肥料，佃户出劳力（包括饲养牲畜），收获分成一般是，午季3：7分（地主7成佃户3成），秋季4：6分（地主6成，佃户4成）。②小拉鞭：以湖坡地百亩为例，一般须3个劳力耕种。地主家除出牲畜、种子、肥料、农具外，再雇长工1人，佃户出劳力2人，这样分成比例是午季2：8分，秋季3：7分或3．5：6．5分。③赔牛地：地主的寄庄地多用此法。地主只出土地。牲畜、肥料、农具、种子、全由佃户负担，其分成办法多对半分，或者是午季4：6分（地主6成，佃户4成），秋季倒4：6分（地主4成，佃户6成），柴草也归佃户所有。
课租方法同佃耕，不同处是佃耕按当年实收分成，课租是固定租额，多收不加，少收不减。每亩租额，湖坡地多为一年2斗（约30公斤），麦秋各半。沙淤地多为一年4斗或6斗。租课多是地主在远方的零散土地。官地、祠堂地、庙地、学田也多用此法。
雇工有短工、长工两种。短工多是“打麦工”，即收麦时雇1劳力，麦收后即辞退。雇方管吃，工价4斗、6斗、8斗不等。长工是常年雇用，雇方管吃，工价多为1石麦或两石杂粮（1石约150公斤）。
二、土地改革
1947年4月，茨河以北解放区得到初步巩固以后，中共鹿亳太县委根据1946年中央“五四”指示精神，在河以南、茨河以北地区，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采取深入发动群众，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通过串连、诉苦、说理斗争、清算负担的方法，把地主的五大财产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地主也同样分得一份。该项工作由洪山区委书记王子健领导，先从魏寨点开始，结束后又转移到桑营、王楼、宋寨、刘寨等地进行，每1段时间为20天左右，工作做得很细致。到7月间，转为急性土改，全面开花。解放军每到一处，当即开仓救贫，把地主的牲畜、农具、粮食、房屋分给贫苦农民，帮助农民摆脱了长期黄泛造成的困境。特别是先进行的土改地区，群众的积极性大大提高，青年农民踊跃参军，仅刘胡同1村就有20多名青年自愿入伍。但这时的土地改革也产生一定副作用。由于政权不稳，许多基本群众怕“变天”，白天分到东西，夜里又给地主送回去。特别是后期的急性土改，使地主阶级望风逃窜，他们串连、勾结、组织联防与我为敌。一遇我力量转移，便乘虚而入镇压惨杀基本群众。1947年底，根据中央关于新区工作的指示，在动荡地区，尽可能保持原来秩序，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太和土地改革暂时停止。
1951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太和开展了全面土地改革运动。当时，全县有13个区，174个乡，其中已进行土改的有3个区，44个乡。未进行土改的10个区，130个乡，人口639245人，耕地1708885亩。8月中旬，太和县委先在杨油坊、刘楼、李湖、中心等4个乡进行土改典型试验，至9月2日结束，积累了经验，培训了干部。9月21日，县委又举办500人参加的土改训练班，为全面开展土改作好组织准备。
全面土改运动分两批进行，第一批40个乡，投入干部有区干40人，乡干148人，工作队527人，南京大学师生94人，共809人。10月20日正式开始，至12月3日全部结束。接着在下余86个乡全面开展，至1952年2月上旬，基本完成财产分配工作。以后又经过复查、丈量、发证和处理遗留问题，至5月下旬，全部完成土改任务，一共经历10个月零5天。这次土改工作，分四步进行，一是宣传发动，整顿农会组织。二是划分阶级，对罪恶重大或持顽抗态度的地主分子进行说理斗争。三是没收分配，以乡为单位，组织没收、征收委员会，分点（多以行政村为点）设立算帐、登记、没收、运输、保管、检查等组，进行全面没收。分配也以乡为单位，统一分配到点，由点分配到户。四是总结检查，评功表模，巩固组织，处理不法地主分子，修订爱国公约，掀起生产高潮。
对1947年进行土改的44个乡也进行一些善后工作，在承认原来土改合法的前提下，按照土地法精神作了必要的调整。对中农错划为地主的，一律订正其成份。对漏划的地主，重新补划并没收其五大财产。
土地改革结束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制度，全县共没收、征收土地576616万亩，没收房屋56753万间，耕畜11533万头，农具27029万件，粮食723万多公斤。这些地主阶级的五大财产分配给贫苦农民之后，初步改善了农民生活，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仅在1952年1至7月，全县各地修理沟河61条，修理水塘1099个，打新塘438个，打井40534眼。各乡农民还添置牲畜9738头，农具37345件，因而使1952年的粮食产量达到抗日战争前的最高水平，完成了经济恢复的任务。
附：土改前后农村各阶层占有土地情况表。
太和县土改前后各阶层占有土地情况表
三、农业合作化
土地改革前后，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精神，中共太和县委在农村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互助组。至1952年春季，全县互助组达2．2万多个，参加农户占总农户的90％以上。其中常年互助组两千多个，参加农户占总农户的17％左右。互助组是翻身农民为解决农具、牲畜不足的困难，本着自愿互利的原则组织起来的。土地、牲畜、农具仍归各农户所有，主要是“以工换工”的形式进行互助。互助组长的工作是义务性的，不取报酬。
1952年11月，在常年互助组的基础上，按照典型示范的办法，试办了池庄、于赵庄、张路口等5个初级农业合作社。至1954年7月，发展到65个，1955年春，发展到471个。初级社的特点是实行土地入股，统一经营。耕畜、农具作价入社，劳力由农业社统一安排使用。其收益分配，实行评工记分，一般采用地四劳六（土地四成，劳力六成）或地三劳七的比例进行。农业税、种子、饲料留于农业社，每年还提留少量公益金。1955年冬，对471个社进行全面调查，其中5个老社均比互助组增产3至5成，其余466个社中增产1至2成的376个，增产3至4成的46个，增产5成的1个，保产的35个，减产1至2成8个。减产社占总数的1．7％，保产的占7．4％，增产的占91％。
1955年7月，中央批评了右倾保守思想。8月下旬，中共太和县委召开区、乡干部会议，掀起“大风暴”，加快合作步伐。为加强办社力量，自1955年秋至1956年初，先后培训办社干部16800人次。1955年12月上旬开展办社运动，经过20天的时间，全县基本实现初级合作化，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88％。
在全县实现初级合作化之后，立即开始向高级社过渡。县委首先在赵集、李台、张路口3个乡试办高级农业合作社。到1956年6月，全县实现了高级合作化，参加农户173381户，占总农户的97％。高级社的耕地、牲畜、大农具等全部实行公有化。采取按劳分配的原则。在经营管理上，社为单独核算单位，下设若干生产队，对生产队实行“三定一奖”（定产、定工、定投资、超产奖励），以后又改为“三包一奖”（包产、包工、包投资、超产奖励）“四固定”（固定耕地、牲畜、劳力、农具）和“硬奖硬赔”等管理办法。
1953年至1955年创办初级合作社，步子稳健，办一个巩固一个，效果很好。1955年底实现初级合作化，没有得到巩固即转并为高级社，加之1956年大雨成灾，当年生产效益不高，粮食总产比1955年减少5300万公斤，社员没有得到增产增收。
四、人民公社
1958年8月，在“大跃进”高潮中，中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太和按照省、地规划，于9、10两月建立起14个人民公社，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下设265个大队，1630个生产队。1960年又合并为119个大队，944个生产队。
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农、工、商、学、兵合为一体。人们以为到了“共产主义”，生产资料和产品，乃至生活资料和劳动力，皆为公共所有，不分你我，随意无偿调拨。一时间，共产风、平调风盛行。为制造“大跃进”成绩，普遍争相虚报高产，“放卫星”，竟至达到超脱常识的地步。农村普遍大办食堂，一村一灶，吃大锅饭，时谓’吃饭不要钱”。“一大二公”，造成极大的浪费。1959年夏秋大旱，百日不雨。为维持“大跃进”的局面，共产风、平调风、浮夸风、瞎指挥风、违法乱纪风更加盛行，使农业生产遭受严重挫折。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指出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严重地破坏农业生产力，必须坚决反对，彻底纠正。规定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王光宇来太和住点，省委派陈作霖来任县委书记，刹住“五风”，落实中央政策，并对社员因一平二调蒙受的损失进行一些赔偿。1961年恢复12个区，建立72个乡，改为一乡一社，共72个人民公社，598个大队。此后社队不断分分合合，时大时小，但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一直没变。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大队为二级核算单位，按规定生产队提留。生产队实行按工分计酬的办法。先评出每个劳力的劳动日工分数，而后累计出工天数，每年午秋两季分配。一般男壮劳力10分，女壮劳力8分，老年人和青少年称之为半劳力，各人日工分5至8分不等。由于计工不计质量，造成出工不出力，产量上不去。从1961年至1979年，社员劳动日工分值一般在5角钱左右，最高的达到1元，最低的仅有7分钱。1979年全县农业人口人均常年收入只有28元。
1967年，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大割“资本主义尾巴”，推行大寨的“政治工分”，以“政治表现”的好坏而定工分的多少。这样的计分方法带有很大随意性，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挫伤。“大锅饭”，平均主义日益盛行，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劳动效率日趋低落。
五、家庭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
1961年至1962年，在中共安徽省委指示下，太和实行了包产到户的责任田制度。参加农户达98％以上。这一措施出现在大灾之后，极受广大农民欢迎。农民一旦有了生产自主权，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人尽其智，地尽其力，对恢复太和农业生产起了重要作用。1963年，责任田制度被批判为“资本主义”。安徽省委指示各地，取消责任田制，恢复三级所有，退回到生产队集体生产。
1978年，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县干部、社员解放思想，总结历史经验，从实际出发，探索经营管理的新方式。到1980年秋，全县8349个生产队，全部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1982年至1984年，中共中央连续下发三个1号文件，肯定了农业生产责任制。强调我国农业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的公有制长期不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长期不变。加强农业社会服务，促进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至1985年底，太和农业战线出现了巨大变化。1985年的农业总产值是1979年的4倍多。1985年农民人均收入261元，比1979年增长9．3倍。1985年人均占有粮食336公斤，比1979年增长61．5％。是建国35年来农业生产最佳时期。广大农民称“文革”时期的生活是：“红芋稀饭红芋馍，离了红芋不能活”。实行责任田以后是：“好面条子好面馒，红芋片子吃不着”。境内还流传一首歌颂农业改革的民谣：“学大寨，都说好，社员就是吃不饱。邓小平，搞改革，一亩能收五百多，不愁吃来不愁喝。”
民国时期，沿袭封建土地制度，除少量的学田、官地、社地、亩产外，土地一律旧私人所有。地主阶级利用其土地所有权，剥削广大贫苦农民血汗换来的劳动果实，过着不劳而食的腐朽生活，而广大贫苦农民则陷入饥寒交迫的痛苦深渊。资产阶级的旧民主革命虽然提出过“平均地权”、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但在太和境内，并未作过任何实施行动。直至土改前，太和地主阶级占有土地510875亩，人均9．1亩。贫雇农占有土地1101059亩，人均2．1亩。某些大地主人均占有的土地则是贫苦农民的几十倍或上百倍。城东陈锡五一家，民国时期有地一万亩。洪山高遐光一家，有地3000亩。致使很多村庄变成他们的寄庄，居民成为他们的佃户，世世代代受其剥削。太和地主剥削形式有佃耕、课租和雇工3种。
佃耕是把土地交给佃户耕种，按成分粮。佃耕又有三种类型：①大拉鞭：地主出牲畜种子、农具、肥料，佃户出劳力（包括饲养牲畜），收获分成一般是，午季3：7分（地主7成佃户3成），秋季4：6分（地主6成，佃户4成）。②小拉鞭：以湖坡地百亩为例，一般须3个劳力耕种。地主家除出牲畜、种子、肥料、农具外，再雇长工1人，佃户出劳力2人，这样分成比例是午季2：8分，秋季3：7分或3．5：6．5分。③赔牛地：地主的寄庄地多用此法。地主只出土地。牲畜、肥料、农具、种子、全由佃户负担，其分成办法多对半分，或者是午季4：6分（地主6成，佃户4成），秋季倒4：6分（地主4成，佃户6成），柴草也归佃户所有。
课租方法同佃耕，不同处是佃耕按当年实收分成，课租是固定租额，多收不加，少收不减。每亩租额，湖坡地多为一年2斗（约30公斤），麦秋各半。沙淤地多为一年4斗或6斗。租课多是地主在远方的零散土地。官地、祠堂地、庙地、学田也多用此法。
雇工有短工、长工两种。短工多是“打麦工”，即收麦时雇1劳力，麦收后即辞退。雇方管吃，工价4斗、6斗、8斗不等。长工是常年雇用，雇方管吃，工价多为1石麦或两石杂粮（1石约150公斤）。
二、土地改革
1947年4月，茨河以北解放区得到初步巩固以后，中共鹿亳太县委根据1946年中央“五四”指示精神，在河以南、茨河以北地区，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采取深入发动群众，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通过串连、诉苦、说理斗争、清算负担的方法，把地主的五大财产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地主也同样分得一份。该项工作由洪山区委书记王子健领导，先从魏寨点开始，结束后又转移到桑营、王楼、宋寨、刘寨等地进行，每1段时间为20天左右，工作做得很细致。到7月间，转为急性土改，全面开花。解放军每到一处，当即开仓救贫，把地主的牲畜、农具、粮食、房屋分给贫苦农民，帮助农民摆脱了长期黄泛造成的困境。特别是先进行的土改地区，群众的积极性大大提高，青年农民踊跃参军，仅刘胡同1村就有20多名青年自愿入伍。但这时的土地改革也产生一定副作用。由于政权不稳，许多基本群众怕“变天”，白天分到东西，夜里又给地主送回去。特别是后期的急性土改，使地主阶级望风逃窜，他们串连、勾结、组织联防与我为敌。一遇我力量转移，便乘虚而入镇压惨杀基本群众。1947年底，根据中央关于新区工作的指示，在动荡地区，尽可能保持原来秩序，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太和土地改革暂时停止。
1951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太和开展了全面土地改革运动。当时，全县有13个区，174个乡，其中已进行土改的有3个区，44个乡。未进行土改的10个区，130个乡，人口639245人，耕地1708885亩。8月中旬，太和县委先在杨油坊、刘楼、李湖、中心等4个乡进行土改典型试验，至9月2日结束，积累了经验，培训了干部。9月21日，县委又举办500人参加的土改训练班，为全面开展土改作好组织准备。
全面土改运动分两批进行，第一批40个乡，投入干部有区干40人，乡干148人，工作队527人，南京大学师生94人，共809人。10月20日正式开始，至12月3日全部结束。接着在下余86个乡全面开展，至1952年2月上旬，基本完成财产分配工作。以后又经过复查、丈量、发证和处理遗留问题，至5月下旬，全部完成土改任务，一共经历10个月零5天。这次土改工作，分四步进行，一是宣传发动，整顿农会组织。二是划分阶级，对罪恶重大或持顽抗态度的地主分子进行说理斗争。三是没收分配，以乡为单位，组织没收、征收委员会，分点（多以行政村为点）设立算帐、登记、没收、运输、保管、检查等组，进行全面没收。分配也以乡为单位，统一分配到点，由点分配到户。四是总结检查，评功表模，巩固组织，处理不法地主分子，修订爱国公约，掀起生产高潮。
对1947年进行土改的44个乡也进行一些善后工作，在承认原来土改合法的前提下，按照土地法精神作了必要的调整。对中农错划为地主的，一律订正其成份。对漏划的地主，重新补划并没收其五大财产。
土地改革结束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制度，全县共没收、征收土地576616万亩，没收房屋56753万间，耕畜11533万头，农具27029万件，粮食723万多公斤。这些地主阶级的五大财产分配给贫苦农民之后，初步改善了农民生活，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仅在1952年1至7月，全县各地修理沟河61条，修理水塘1099个，打新塘438个，打井40534眼。各乡农民还添置牲畜9738头，农具37345件，因而使1952年的粮食产量达到抗日战争前的最高水平，完成了经济恢复的任务。
附：土改前后农村各阶层占有土地情况表。
太和县土改前后各阶层占有土地情况表
三、农业合作化
土地改革前后，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精神，中共太和县委在农村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互助组。至1952年春季，全县互助组达2．2万多个，参加农户占总农户的90％以上。其中常年互助组两千多个，参加农户占总农户的17％左右。互助组是翻身农民为解决农具、牲畜不足的困难，本着自愿互利的原则组织起来的。土地、牲畜、农具仍归各农户所有，主要是“以工换工”的形式进行互助。互助组长的工作是义务性的，不取报酬。
1952年11月，在常年互助组的基础上，按照典型示范的办法，试办了池庄、于赵庄、张路口等5个初级农业合作社。至1954年7月，发展到65个，1955年春，发展到471个。初级社的特点是实行土地入股，统一经营。耕畜、农具作价入社，劳力由农业社统一安排使用。其收益分配，实行评工记分，一般采用地四劳六（土地四成，劳力六成）或地三劳七的比例进行。农业税、种子、饲料留于农业社，每年还提留少量公益金。1955年冬，对471个社进行全面调查，其中5个老社均比互助组增产3至5成，其余466个社中增产1至2成的376个，增产3至4成的46个，增产5成的1个，保产的35个，减产1至2成8个。减产社占总数的1．7％，保产的占7．4％，增产的占91％。
1955年7月，中央批评了右倾保守思想。8月下旬，中共太和县委召开区、乡干部会议，掀起“大风暴”，加快合作步伐。为加强办社力量，自1955年秋至1956年初，先后培训办社干部16800人次。1955年12月上旬开展办社运动，经过20天的时间，全县基本实现初级合作化，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88％。
在全县实现初级合作化之后，立即开始向高级社过渡。县委首先在赵集、李台、张路口3个乡试办高级农业合作社。到1956年6月，全县实现了高级合作化，参加农户173381户，占总农户的97％。高级社的耕地、牲畜、大农具等全部实行公有化。采取按劳分配的原则。在经营管理上，社为单独核算单位，下设若干生产队，对生产队实行“三定一奖”（定产、定工、定投资、超产奖励），以后又改为“三包一奖”（包产、包工、包投资、超产奖励）“四固定”（固定耕地、牲畜、劳力、农具）和“硬奖硬赔”等管理办法。
1953年至1955年创办初级合作社，步子稳健，办一个巩固一个，效果很好。1955年底实现初级合作化，没有得到巩固即转并为高级社，加之1956年大雨成灾，当年生产效益不高，粮食总产比1955年减少5300万公斤，社员没有得到增产增收。
四、人民公社
1958年8月，在“大跃进”高潮中，中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太和按照省、地规划，于9、10两月建立起14个人民公社，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下设265个大队，1630个生产队。1960年又合并为119个大队，944个生产队。
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农、工、商、学、兵合为一体。人们以为到了“共产主义”，生产资料和产品，乃至生活资料和劳动力，皆为公共所有，不分你我，随意无偿调拨。一时间，共产风、平调风盛行。为制造“大跃进”成绩，普遍争相虚报高产，“放卫星”，竟至达到超脱常识的地步。农村普遍大办食堂，一村一灶，吃大锅饭，时谓’吃饭不要钱”。“一大二公”，造成极大的浪费。1959年夏秋大旱，百日不雨。为维持“大跃进”的局面，共产风、平调风、浮夸风、瞎指挥风、违法乱纪风更加盛行，使农业生产遭受严重挫折。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指出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严重地破坏农业生产力，必须坚决反对，彻底纠正。规定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王光宇来太和住点，省委派陈作霖来任县委书记，刹住“五风”，落实中央政策，并对社员因一平二调蒙受的损失进行一些赔偿。1961年恢复12个区，建立72个乡，改为一乡一社，共72个人民公社，598个大队。此后社队不断分分合合，时大时小，但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一直没变。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大队为二级核算单位，按规定生产队提留。生产队实行按工分计酬的办法。先评出每个劳力的劳动日工分数，而后累计出工天数，每年午秋两季分配。一般男壮劳力10分，女壮劳力8分，老年人和青少年称之为半劳力，各人日工分5至8分不等。由于计工不计质量，造成出工不出力，产量上不去。从1961年至1979年，社员劳动日工分值一般在5角钱左右，最高的达到1元，最低的仅有7分钱。1979年全县农业人口人均常年收入只有28元。
1967年，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大割“资本主义尾巴”，推行大寨的“政治工分”，以“政治表现”的好坏而定工分的多少。这样的计分方法带有很大随意性，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挫伤。“大锅饭”，平均主义日益盛行，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劳动效率日趋低落。
五、家庭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
1961年至1962年，在中共安徽省委指示下，太和实行了包产到户的责任田制度。参加农户达98％以上。这一措施出现在大灾之后，极受广大农民欢迎。农民一旦有了生产自主权，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人尽其智，地尽其力，对恢复太和农业生产起了重要作用。1963年，责任田制度被批判为“资本主义”。安徽省委指示各地，取消责任田制，恢复三级所有，退回到生产队集体生产。
1978年，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县干部、社员解放思想，总结历史经验，从实际出发，探索经营管理的新方式。到1980年秋，全县8349个生产队，全部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1982年至1984年，中共中央连续下发三个1号文件，肯定了农业生产责任制。强调我国农业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的公有制长期不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长期不变。加强农业社会服务，促进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至1985年底，太和农业战线出现了巨大变化。1985年的农业总产值是1979年的4倍多。1985年农民人均收入261元，比1979年增长9．3倍。1985年人均占有粮食336公斤，比1979年增长61．5％。是建国35年来农业生产最佳时期。广大农民称“文革”时期的生活是：“红芋稀饭红芋馍，离了红芋不能活”。实行责任田以后是：“好面条子好面馒，红芋片子吃不着”。境内还流传一首歌颂农业改革的民谣：“学大寨，都说好，社员就是吃不饱。邓小平，搞改革，一亩能收五百多，不愁吃来不愁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