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组织
安清帮建国前，亳州的安清帮传到第24代。其中“大”字为21代，“通”字为22代，“悟”字为23代，“学”字为24代。在帮的多为贫家子弟，彼此重义气。如外出断了盘费，打听哪一家在安清帮，问清辈数，可直接登门拜见。若当时屋里有其他人，受拜者说：“家不受常礼，香堂口里见。”入堂拜见时，受拜者说：“沾祖师的灵光，借前人的路，老弟请起”，然后坐下谈话；吃喝罢，送给盘费。平时谁家婚事丧事办不起，祖师通知门徒，收钱给送去。其成员知道三帮的船只。9代的姓名，方可收弟子。建国后，停止活动。
理门公所亳县理门公所建国前设于打铜巷西头路北。有坛房3间：中间1间是南海大士塑像，东间是坛房，西间是三祖神位（杨祖、尹先师、玉大先师）。凡愿加入者，须经先入所的成员介绍，得到“当家的”允许后，进行拜坛。拜坛时由“当家的”教授坛词，其主要内容是：遵守“仁义礼智信”5个字，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亲邻，不吸烟，不喝酒。公所一年摆5次斋：农历正月十二，庆祝杨祖圣诞；农历二月十九、六月十七、九月十九，庆祝南海大士圣诞；腊月初八庆祝尹先师圣诞。摆斋时吃素席，每月初一、十五，成员进公所献香纸钱，多少自便。建国后停止活动。
旧派（教育派）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除科举，兴办学堂，当地学堂的堂长或监督，都是由科第出身的秀才、贡生担任。他们只会讲《四书》、《五经》和古文，做“之乎者也”的文章，教学没有新内容，人们称为“！日派”。
新派（教育界）民国初期，在学堂毕业的学生，到地方兴建学校。他们聘请从学堂和学校毕业的学生担任教师。课程有国文、外语，还有英文、数学、音乐、体育、手工等，人们称为“新派”。
青年派和老绅派在教育界新旧之争中，形成了两派。民国16年（1927），蒋逊之冤杀青年孙广勋兄弟，引起广大青年的不满。民国18年（1929），国民革命军骑二师驻亳，青年向驻军告状，逮捕了蒋逊之。在押送省府问罪的路途中，被石友三的部队截留释放。民国19年（1930），国民党县党部改组，安徽大学毕业的李同美等任委员，联合了当地青年，夺得了党、政、军大权。这时老绅亦联合起来，对付青年。牛子英接任亳县县长后，扶植老绅压制青年，制造了所谓“李同美暴动”的罪名，将其杀害，把青年派打下去。
东北派民国12年（1923），谭颂三（热河财政厅厅长）开办小学部（在僧王祠后院），第二年改为僧王祠小学，先由东北乡泥店人鲁子让任校长，而后由东北乡之张荆池在僧王祠东院创办蚕桑学校，东北派即逐渐形成。其主要成员有教育界人士，也有政界人士等。
西南派西南派在城西南角，以教育会为基地。民国18年（1929）已经形成，其政治背景为安徽省干训团（原桂系）。先后控制的机关有：青云路小学、财委会、县训所、县干训同学联络站等。其主要成员有政界人士、国大代表、参议员等。
新新派民国24（1935年）前后，本县中学毕业和在外求学毕业的学生逐年增多，他们参加当地工作，既不加入东北派，也不加入西南派。他们志同道合，感情融洽，单独形成一派，人们称为“新新派”。其主要基地有财政局、县党部、县立中学等单位。其主要成员有教育界人士、党政人士、新闻界人士等。
五区派抗日战争时期，亳县县政府迁到古城集，古城行政区为第五区，五区加入政界的人士较多。民国34年（1945年）抗战胜利后，县政府迁回县城，五区派逐渐形成，政治上颇有势力。其主要基地有临时参议会，财政科、农会、民众教育馆等。其主要成员有国大代表、政界人士等。
（二）帮派斗争
自废除科举制度、兴办学堂以来，学堂的堂长、监督、教习均为旧派的秀才、贡生担任。民国成立以后，从学堂毕业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数很少，成为旧派附庸。民国11年（1922），县开办一所“国民师范学校”（这年学堂改为学校），校长是学堂毕业的陈公权。聘请的教员（教习改为教员）也都是学堂毕业的，因而遭到旧派的反对。陈公权愤而辞职，有些教员也离去，学生也纷纷转学，年底学校停办。民国13年（1924）初，柳湖书院原有一所高等小学，又开办一所县立初级中学，由学堂毕业的黄仲营兼两校校长。他聘请的教员都是从学校毕业的，其中国立东南大学毕业的吕子原教英文、数学，上海东亚体专毕业的萧友辛教体育、音乐、手工，最得学生信仰，学校办得颇有声誉。是年冬季，旧派又反对黄仲置，黄被迫离校。第二年初，县中校长由谭颂三接任，高等小学校长由路柳门接任。是年学生纷纷转到开封、蚌埠、南京上中学。民国17年（1928年），教育界新派势力有很大发展，城乡校长、教员大联合，另外还有“旅外学会”的成员。县中的学生也站在新派方面。有一次召开群众大会，旧派有人上台讲话，台下“打倒教育界的蟊贼”口号不断喊出。那人在台上也喊“蟊贼自有蟊贼在，杨、李、黄、盖（指杨缜生、李琴舟、黄仲萱、盖洁岑，他们是新派的先进人物）”。由于群众反对，最后那人无奈下台离去。以后又有几次交锋，新派占了上风。旧派看到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只得退位。新派撤销了为旧派把持的“劝学所”，成立教育局，黄仲管任局长；又改组了教育会，学校的校长亦有调整，新派取得了胜利。
青年派和老绅派的斗争民国16年（1927年），城父蒋氏家族为争夺地方武装而产生内讧。蒋文棺在斗争中没有占到便宜，即到城里求援于蒋尚谦（字逊之）、蒋仲阜、蒋庆同。对方决定采取暗杀手段，趁蒋文缩、蒋庆同行到斗武营南头，对他们开枪。蒋文缩受重伤，蒋庆同逃跑。
当时搞民团的还有李村寺孙广勋，他倾向革命，加入了国民党，在民团中力量胜于蒋氏。蒋文缩临死时说他的仇人是孙氏，蒋逊之等认定行刺是孙文勋所为，遂勾结民团司令姜北辰，将孙广勋逮捕。孙广勋的父亲孙丹仪告到凤阳中级人民法院，因取得县长姚文谕的支持，孙广勋被宣布无罪释放。民国17年（1928），西北军石友三部驻亳，军长石友三和家属驻在蒋逊之家，蒋逊之得以和石友三勾结，于当年夏以“乱党”的名义将孙广勋及其在县中上学的弟弟孙广涵一齐逮捕杀害。孙丹仪虽多次上告，由于蒋氏与官府勾结，县府和省府也无人过问。民国18年（1929），中央军骑兵第二师张励生部羽亳，国民党县党部及孙氏结拜的十兄弟，还有苦主孙丹仪，分别向骑二师控告蒋逊之杀害孙广勋兄弟的罪行。涡、蒙、亳3县指挥赵凤普亦向省报告蒋逊之是“改组派”。骑二师随将蒋逊之逮捕，并押送省府，依法间罪。途经蚌埠，被石友三部截留释放，蒋逊之随避居开封。
民国19年（1930年），县党部改组，李同美（亳县中心寺人，字玉奇）、侯隐武（亳县人）、王定一（滁县人）为县党部委员。还有贺学尹（双沟人，字觉民，系南京大学的学生，“旅外学会”成员），他们对孙氏兄弟冤案了如指掌。到职后，为孙氏兄弟召开追悼会，学生游行示威，群情激愤，一时满城风雨，舆论哗然。他们决心为孙氏兄弟报仇。而后改选商会。李同美被选为商会主席，不久又被任命为保卫团团总；贺学尹当了财政局长。当时8个区的区长也都是青年。王定一虽不是亳县人，但是也在李同美一边。
这时“八大家”中头面人物、教育界的旧派、闲居多年的老军官等全部联合起来，对付这班青年。民国20年（1931），亳县县长了解到亳县党政军学以及财政商务都掌握在青年手中，老绅没有地位，为达到发财的目的，采取扶植老绅派的办法。老绅派自然觉察到县长的意图，遂在物质上满足他的欲望。这样，青年和县长之间矛盾日益加深。李贺授意8个区的区长总辞职，县长接到他们的辞呈，不露声色，一律慰留，但暗地里却施展诡计。那时亳县南有些村庄成立黄会，县长给省主唇陈调元打一密电，诡称亳县保卫团团总李同美企图暴动，附逆暴动的有贺学尹、袁介五、张子开等。陈调元遂密令县府逮捕李同美立即枪决，其余3人解省问罪。李同美等4人闻讯分头外逃。李于途中被捕，送蚌埠皖北清剿指挥部关押。亳县老绅派多人，自称公民团，到蚌埠控告李同美草结人命（曾杀过两个土匪），李遂被枪决。牛子英又编造贺学尹等畏罪潜逃，省府遂对贺等3人下通缉令。这时亳县局势发生很大变化，蒋席珍被选为商务会会长，李叔鸿当保卫团团总，马肃堂当了财政局长。这标志老绅派上台，青年派下野。民国20年（1931)年底，王寿炯接任县长，牛于英满载而归。
被通缉的贺学尹、袁介五、张子开3人，于民国21年（1932）夏，先后在省会安庆被捕，由安庆法院关押，不久保外候审。民国22年（1933），法院传老绅派对质。开庭时，老绅派提不出贺学尹等3人犯罪事实，法院宣判贺学尹、袁介五、张子开无罪。这时，亳县县长派秘书到省，对老绅派与青年派的争端进行和解，由迎江寺方丈月海（亳县人）备席请双方当事人见面，从此息讼。
“三合一”与西南派的斗争由于形势的变化，青年派与老绅互相渗透，利用同学关系、亲戚关系、居住地区关系、思想意识关系等，相处日久，产生了共同语言，日益亲密。在社会活动中，产生了共同利害关系，因而又形成了新的派别——西南、东北、新新、五区4派。
民国35年（1946），亳县参议会正式成立，各派拉帮竞选。而对参议会秘书之职，各派均想染指。临时参议会秘书陈嘉林，是通过安徽省干训团直接派任的。按规定秘书心须由县政府向省政府推荐后，再行派任。这时各派都向县政府推荐入选，结果县长胡志远向省政府密报薛继吾为参议会秘书。西南派得知后，立即派李少舟前往合肥活动，结果仍以临时参议会陈嘉林为秘书。由于明争暗斗，形成了东北、新新、五区3派联合。那时西南派有县训所教育长沈贯卿、税捐处处长苏逸民、亳东办事处主任李少舟、参议会秘书陈嘉林等。当时安徽省主席是李品仙，西南派与新桂系皖干团的关系，都是通过李品仙的弟李品和、皖干团训练处主席蒋义民、省人事室主任刘序功、省财督导员陈天任等人进行联系的。“三合一”看到这种形势，就联合起来对付西南派。这种局面相持不久，亳县解放，各派也无形中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