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朱元璋在起义过程中的屯田
元末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统治危机四伏。近二十年的农民起义战争，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至正四年（1344年），两淮发生灾荒，百姓大批死亡逃亡。“淮甸沃壤，尽为萧疏”。张翥在写两淮情景的诗道：“百里无几家，但见风尘起”。当朱元璋起义部队日益胜利的时候，随着部队的不断扩充，军粮越来越紧张，而能迅速有效地恢复农业生产，积贮粮食的重要手段，就是屯田垦殖。为此，首先命令起义部队开荒种田，以各种优惠的政策鼓励垦殖。实行“军士屯田自食”的“兵农合一”政策。一则为了养兵而不疲于农；二则为了辟荒野而尽地利。
至正十六年（1356年）七月，朱元璋为吴国公，他极重视农事；九月，就遣儒士，告谕父老，劝农桑，发展农业生产。至正十七年，攻克江阴，命吴良守江阴，守江阴的吴良、吴桢兄弟，兵不满五千，且与劲敌张士诚为邻。他们“大开屯田，均徭省赋。在境十年，封疆宴然”。和州（今和县）总制郭景祥因“广屯田，练士卒”所以“威望肃然”。至正十八年二月，命康茂才为营田使。至正二十年，命章溢为营田司佥事，视察江东两淮营田，分藉定册。至正二十三年二月，命将士屯田积谷。在将士们屯田积谷中，都水营田使康茂才领导的屯田成绩最大，得谷15000余石，除供给所部军饷外，还剩余7000石。这些经验增强了朱元璋对屯田的信心。他说：“兴国之本在于强兵足食”，“定伯兴王莫不由此”。“吾京师养兵百万，要令不费百姓一粒米”。从此积极在两淮发展屯田，这一年朱元璋消灭了陈友谅，并筹备进攻中，原，他对郎中孔克仁说：我想督促两淮、江南地方百姓，及时耕种，加以训练，亦兵亦农，以两淮为基地，进可攻，退可守，兵食都足，中原就可以拿下来了。
吴元年（1367年）十月，从苏州移富民到临濠（今凤阳县）屯垦；十一月克庆元（今宁波），方国珍出降；十二月移方氏官属刘庸等200余人居濠州。可见朱元璋在起义过程中，就十分重视屯田。
二、明朝开国后的屯田
明建国后，命令“天下卫所，分兵屯种”。即根据屯田的地理位置险要不同和土地肥瘠不等，把卫所军队分作守城与屯种两部分，有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又有二八、四六、一九、中半等例。明太祖对李善长谈了他对故乡发展屯田的想法。他说：濠州是吾乡里，兵革之后，人烟稀少，田土荒芜，天下无田耕种的村民尽多，于富庶处取数十万到濠州乡村居住，发给他们牛、谷、种，使之垦荒田，永为己业。数年以后，这些移民就可富裕了。随后，他派了监丞，去督办实施屯田。中书省积极贯彻屯田措施：苏、松、嘉、湖、杭五郡，地少人多，许多人没有耕作土地，“往往逐末而食不给。临濠联故乡也，田多未辟，往开种，就以所种田为业”。
明初，一系列的屯田命令和措施，主要在朱元璋的故乡凤阳及其周围地区。
洪武元年（1368年），命诸将分军屯种，于滁（州），和（州）地方开立屯所。洪武二年八月，命令刑官：“自今凡杂犯死罪者，免死，输作终身，徙流罪限年输作。官吏受赃及杂犯私（死）罪当罢职役者，谪凤阳屯种。民犯流罪者，凤阳输作一年屯种”。继而又命刑官：“凡杂犯死罪皆令输作屯种”。洪武三年六月，“徙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民无业者，田临濠，给资粮牛种，复（免税）三年”(《明史》卷2，《太祖纪二》)。当时迁移到凤阳的有4000余户，人数约3万左右。设司农司，开治河南掌其事。临濠之田，验其丁力，计亩给之，毋许兼并。洪武五年正月，命充军到两广的罪犯，改发到临濠屯田；十月，命自今杂犯死罪可矜者，免死，发临濠输作。移徙塞北的鞑靼降民5900余到临濠居住。洪武六年九月，把山西北部州县民8238户，39349口移居临濠。洪武七年十月，“徙江南富民十四万田濠州，以（李）善长经理之，留濠者数年”(《明史》卷127，《李善长传》)。命官吏监垦田亩，以吴良、周德兴等总督之。洪武八年二月，“宥杂犯死罪以下，及官犯私罪者，谪凤阳输作屯种赎罪。命蕲春侯康铎督民垦田凤阳；并将在京和在外的犯赃官吏人等“合发江北和州、无为住坐。彼处荒田甚多，每人拨与二十亩开垦，亦且得人纳粮当差”。洪武九年十一月，命山西、真定的贫民迁到凤阳屯田。又认为山西平遥“新附藉之佃民”，有通敌嫌疑，也把他们迁到凤阳屯种。洪武十三年五月，大赦在京和临濠屯田输作的人。洪武十五年九月，迁移广东番禺、东莞、增城降民22400余人到泗州（今泗县）屯田。洪武二十二年四月，命湖、杭、温、台、苏、松诸郡无田之贫民，到淮南以南滁、和等地耕垦闲田，给予一定的资金，并免税。洪武二十五年春，将苏州府崇明县的2700户无业贫民迁移到江北种田。
明成祖初年（1403年），因迁都北京，北边战事频繁，屯田重点转移到北方，对两淮屯田的注意力减弱了。
移民到安徽屯田的事例，洪武以后，未见再有记载，相反有少量移出的记载。如永乐元年（1403年）八月，命淮海、庐州、太平、宁国、安庆、徽州等府，无田粮并有钱粮不及五万殷实大户，充北京富户，附顺天府籍，优免差役五年。永乐年间（1403—1424年），为了充实和繁荣北京，还不断把罪人和富室陆续迁移进来。在徽州档案资料里便有这样的记载：吴桂芳、歙县人，于“永乐七年被里人冒名保结路引事露，问发北通州三河县真固屯为民种田”。其后代子孙吴腾蛟按曰：“成祖定鼎金台，徙天下富民以实三辅，余宗自南唐以来称巨室，故余宗在徙中耳。时已有子承宗，后复生子，南北分宗，谱牒具证，至于今越二百余年”。
宣宗以后（1435年以后），明朝统治已进入下坡路，役繁赋重，人民背井离乡，社会上出现大批流民。“凤阳、颍州（今阜阳市）一带，所见逃民动以万计，扶老携幼，风栖露宿。询其所自，皆真定、保定、山东诸处之民”。问其故，他们回答说：“累年荒歉，税粮孳收，逋负者多，不能陪纳，有司不量民情，又且责偿”。“饥窘日切，棰楚日加，若不移徙，何以自存”？凤淮一带“民逃过半”，“二千里皆成灌莽。”
明代宗接位（1450年），凤阳受灾，盗贼四起，朝廷刑部右侍郎耿九畴巡视招抚，并留英武、飞熊诸卫军耕守，招来流民7万户，境内才太平。
正德十五年（1520年），因滁、和等地屯田地势低，常遭水灾。御史成瑛建议，疏浚金城港，抵浊河故迹到达乌江，则水泄，有利于屯田。
万历五年（1577年）五月，命凤阳、淮安大力举办屯田。
三、凤阳地区的屯田
朱元璋在他的故乡凤阳，设立了大规模的军民屯田，调动了全国劳动力来凤阳周围发展屯田事业。洪武年间，迁移到凤阳地区屯田的人口，除军队屯田该地区者不计外，估计民、犯两种移民约25万人左右。这对当时全国人口来说，是相当大的比例。这些移民大多是政治上的反对派，特别是江南的移民，他们曾帮助过张士诚拒守城池，还不断说张士诚好话。为此，朱元璋对苏州、松江等地的人民特别苛刻，他学刘邦徙齐楚大族充实关中的故事，把反对派集中到他家乡屯田，以求得政治稳定，使“地无遗利，人无失业”。五河县当时属凤阳府，“增户二万八千有奇”，大多是苏州府人，“至今五河之民其始祖自苏迁者，犹十之四五”。
凤阳的民屯基本上是以民营田。凤阳营田原是以两淮诸郡归附人民各在近城地方耕种，“练则为兵、耕则为农”，使“兵农兼资”。如此则“进可以取，退可以守”。这一带的营田设置得早，且一直持续到明末。这种营田是由政府提供土地、牛具、种子，它不以旗军从事生产，实质上是民屯。万历八年（1580年）十二月，曾因淮凤营田以抛荒熟地或旧种熟地冒称新开，命革除监督营田副使邦直职，归道府官管理。
屯垦与凤阳花鼓。“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三年水淹三年旱，三年蝗虫闹灾殃。大户人家卖骡马，小户人家卖儿郎。奴家没有儿郎卖，身背花鼓走四方”。这首广泛流传的民歌与移民屯垦有关。洪武初，对凤阳及周边地区实施了优惠政策，成为明朝的政治经济管理特区，人口与经济迅速发展，为什么民歌还唾骂朱洪武呢？明初，迁移了14万江南百姓到凤阳，这些人大部分为江南富户，其中一部分还是陈友谅官员中的死硬派。平时不准他们回家乡，只有借扫墓探亲的口实。每年冬天就有下放到凤阳的男女老幼成群结队回江南，一时生活无着，于是背起自己设计制作的双条鼓，沿途说唱乞讨为生，借此发泄对朱洪武强迫他们离乡背井的不满。清乾隆时代学者顾公燮《丹午笔记》说：“明太祖念濠州为发祥之地，乱后人散地荒，徙江南富民十四万以实其中，私归者有重罪。凡民安土重迁，一旦驱之离乡，与放流何异？..相传濠州富民欲回乡省墓无策，男女扮成乞人，潜归祭扫，冬去春回，迄今沿以为例”。
凤阳的军屯，是以保卫中都皇城（今凤阳县城西乡）而设立的中都留守司所属军士进行的屯垦。早在洪武四年（1371年），凤阳就设立“临濠行大都督府”，后又改称“中立行大都督府”，“凤阳行大都督府留守司”。直到洪武十四年九月，才正式称为“中都留守司”。
中都留守司除内部设经历司、断事司和和司狱司以外，还管辖8卫1所，即：皇陵卫、留守左卫、留守中卫、凤阳中卫、凤阳右卫、怀远卫、凤阳卫、长淮卫和洪塘湖屯田千户所。8卫1所共有46000余人。这些人和他们的亲属为军户，其户藉属于军府，其子孙世袭为兵，非经放免不得脱离军籍。中都留守司及8卫1所的任务有6项，即：守城、屯种、征调、漕运、成造、马骡。
洪武（1368～1398年）、永乐（1403～1424年）年间，8卫1所全伍守城。军户下余人丁（包括家属及其他人员），3分守城、7分屯种。他们拥有屯田土地和池塘6609余顷，这些土地大部分分布在离凤阳二、三百公里以外的地方。军士和户丁们在屯田中劳动，其收获十分丰富，一般每年能收小麦、粳米67380石，另外还栽桑枣树1684960株。为管理好屯田事务，每个卫所都设有管屯官员。每年收成之后，管屯官员赴户部上报收成情况，并将粮食纳入广贮等仓贮藏。随着明朝统治者的日趋腐败，中都留守司及8卫1所渐渐衰落，屯田的收获也逐年减少。
明初，中都留守司8卫1所的军士在本地操守。永乐十三年（1415年），朱棣诏中都留守司及其他都司率部赴北京操练，称之谓“京操”。由于京操与屯田有冲突，到了宣德元年（1426年），将京操军士分成春秋两班，每年轮班调赴北京操守，故调往北京操守的军队又称“班军”。景泰年间（1450—1456年）由于边境吃紧，所有班军全部留在京都，屯田劳动力大量减少，屯田的耕牛也大量减少。洪武年间有屯牛25600头，到了弘治年间（1488～1505年）仅存10219头，减少了一半多。他们在明初种的桑枣，因不加培护，到了万历年间（1573～1619年），树木大多被人砍掉。所喂的马骡到了成化以后（1487年以后），陆续和北京卫官军换回屯种需要的耕牛。精壮的军士大多从事京操、漕运，在家屯田的军士由于劳力少而弱，供给匮乏，生活艰难，便大量逃亡。到了明末，凤阳仅存老弱军丁千余名，以致无人守城，无人操练，屯田劳动力更无着落，凤阳军屯区一遍荒芜。
四、明代的商屯
“商屯”是一种由商人出资募民垦荒屯耕的经营形式。“召商输粮而与之盐，谓之开中”，国家利用食盐的专买权以招诱牟利是图的商人，把军需的食粮输纳于边关，然后换取政府发给的“盐引”（即向盐司支盐并贩运转卖的证明）。盐引有大小之分，政府课于灶户盐丁者，大引400斤，而“折中”于商者200斤，所以“开中”也叫中盐。明代的产盐地主要有两淮等6个地区，设有6个都盐运司。当时食盐的质量以两淮为最好，商人多以淮盐牟利，所以淮引纳米中盐也就最多。商屯大致兴盛于永乐时期，正统年间宦侍专权，吏治衰败，贪污成风，边地多掠；于是商屯日渐衰落。成化时更趋于败落，到弘治五年（1492年），由户部尚书叶淇谏止，明文更改纳粟中盐之例，商屯失去了存在的现实意义，随之告终，前后达90年时间。商屯失败的原因很多，其中权要势豪“占窝”，则是重要原因之一，他们持权势索取召商盐引，转手高价出卖给商人，以获厚利。成化时，太监潘洪乞宪宗皇帝把两淮余盐积存给予其侄潘贵。“末年阉宦窃势，奏讨淮浙盐无算”，“至五百余万引，商贾壅滞”，致使“两淮两芦之间，商贾嗷嗷，怨声载道”。
五、明代的民屯
“民屯”的定义是：“其制移民就宽乡，或召募或罪徙者为民屯，皆领之有司”。“其移徙者，明初尝徙苏、松、嘉、湖、杭民之无田者四千余户，往耕临濠，给牛、种、车、粮，以资遣之，三年不征其税。..复徙江南民十四万于凤阳。..后屡徙浙西及山西民于滁、和”(《明史》卷77，《食货志一》)。民屯主要在淮凤地区，凤阳县的移民屯田最多。
移民开垦屯田，政府给予资助，除道里费用外，还给钞“使备农具”。有的直接发给农具、车辆以及盐布之类，甚至“合用种子牛具官为给付”。这是为了恢复农业生产，政府给无力开垦者必要的资助，但并非是无偿的。在征收民屯田的赋税时，加进“牛租”那一部分。洪武初，有人提出对淮北等地方的赋税征收拟定一个原则，即“凡官给牛种者请十税五，自备者十税三”，朱元璋批示：“诏且勿征，三年后亩收一斗”。这亩收一斗，主要是对用官牛农具者说的，自备者应不在其中。按屯田的一般规定，“三年后依民田起科”，其后民田大体上是：好地5升3合，次地3升3合，最后规定一律按3升3合5勺征税。民屯有“牛租”问题，自然情况就不一样了。
对民屯的管理，并无特设的专一机构。民屯最初与军屯一衙，由营田司、民兵万户府带管，后设屯田万户府，又改管军万户府，“遂撤民屯”，归之司农司。罢相改制后，牛具农器总于户部，督耕巡查五军都督府兼领，里甲征派责之守令，形成三管三不专管的局面。在民屯中，最初时有以丁为军的记载，如《明实录》太祖十一年（1378年）四月中有这样的记录：“籍凤阳屯田大军。先是徙浙西民户无田粮者，屯田凤阳，至是籍为军，发补黄州卫”。
明初开垦屯种，在迅速恢复农业生产上所起的作用和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是卓有成效的。明政府为此也付出了代价。为了移民屯田，除发给安置费外，牛畜籽种也由政府尽力提供。如洪武六年（1373年），徙山西北边之民以实凤阳，便由“官给驴、牛、车辆，户赐钱三千六百及盐布衣衾差”。当时北方荒田最多，畜力短缺，政府无力拨付时，只好发钱让屯民自己去购买。又如洪武二十二年，迁徙江南无田农民到淮南开荒，发给每户“钞三十锭，使备农具”，别无牲畜。所以到洪武二十六年，给了灵活处置办法：凡屯种合用牛只，设或不敷，即便移文索取，若官厩数多，差人发遣。若路途遥远，此间地方出产，可以收买，务在公私两便，就给官价，民间买用，其孳生数目，每岁终通报。永乐皇帝登极，在接位诏里明确提到：“淮南、淮北流移人民各还原籍复业，合用种子牛具官为给付”。
六、明代的罪屯
罪屯又称谪屯。所谓罪屯，就是发配犯罪人等到荒区屯田，这是明初“善政”之一。对囚犯来说，令其屯垦种田，既是惩罚，又是一种教养；既是标榜宽厚的用心，又是恢复农业生产的需要。所以洪武年间，除“大逆不道”者外，差不多所有罪囚，包括敌对势力的上层官吏和“叛民”，都发配到各州县及边疆去垦田屯种。
洪武和永乐两朝，发配各种罪犯到各地垦荒屯种的不少。洪武七年（1374年）十一月，在颁布赦令时，其中有一款称：“各处犯罪见屯种人数，既各按生业，不在释放之例”。据《廿二史札记》载：官吏有罪，笞以上悉谪凤阳屯田，至万人”。可见全国“犯官”谪至凤阳耕垦的人数确实很多。
罪犯屯田的管理。不管是“犯官”还是“犯民”，都是带罪之人，所以一律军管，由当地卫所来管理，或工役或屯种。对谪官也有起用的可能，明初因百废待兴，各方面需要用人，尤其是地方官吏。洪武七年十一月，曾将谪屯于凤阳的官吏，从中挑选一部分40岁以上的人，所谓“材堪任用者，复用之”，“原犯公罪及已经宥免者，亦复用之”。然而调京录用的仅是万余人中的149人而已，而年未及40岁者，或因材因故不堪中选的，“仍留屯种”。
罪犯屯田，洪武时凤阳府属最多。罪屯除满限“会赦”变为民籍而外，主要由卫所军管施行屯田耕种，既和民屯有所区别，又和军屯不完全一样，不是军事屯田的战斗性组织，最多称为军卫监管的民犯屯种的农耕形式。
七、明代的军屯
未立国之前，在各种屯田中，朱元璋首先重视军屯。元至正九年（1349年）七月，他作吴国公后，便“置营田使”或“营田司”。明代文献中的营田，主要是指军士屯田。
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朱元璋在申明将士屯田命令里，明确提出了两点“兴国之本在于强兵足食”；“若兵食尽资于民，则民力重困”，所以，“诸将宜督军士及时开垦以收地利，庶几兵食充足，国有所赖”。
两淮及江南军屯的分布分配情况大致如下：
洪武元年（1368年），命诸将分军屯种于滁州（今滁州市）、和州（今和县）、庐州（今合肥市）、凤阳（今凤阳县）地方，开立屯所。每分田50亩。在宣州（今宣州市），“凡正军给田四十亩”。洪武年间，在泗州（今泗县），“军士初下屯时，每军给田三十五亩作为一分”(《天下郡国利病书·凤宁徽》引《泗州志·屯田》)。
永乐以后（1403年后）；安庆（今安庆市）等卫，“屯军..每田三十亩”。泗州在正统年间，..于每分拨补一十五亩，共计五十亩”。宁国府（今宁国县）分地亩数为40亩。
军屯田地，特别是腹里的军屯田，多零星四散，与民田错杂。这事实给军占民田和民占军田的舞弊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在和州“军屯或侵占乎民”。屯军兼并别个屯军土地的，就是所谓豪军。泗州卫屯地少者不下100亩，多的有数百亩。在军屯中发生了富裕屯军与贫穷屯军的分化。
军屯的管理。明代卫所分军屯种，每军则派给一定亩数的屯地，一般称为“分”。“军屯则领之卫所，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每军受田五十亩为一分，给耕牛、农具，教植树”(《明史》卷77，《食货志一》)。又或百亩，或七十亩，或三十亩，二十亩不等。不等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各处土地肥瘠不同，远近不同，也由于地方缓冲不同。
军屯的管屯官有：小旗，带5人至6人；总旗，10小旗，50～60人；百户，2总旗，112人或70～80人；千户，10百户，或7百户，或3～4百户；指挥佥书（也叫屯指挥），3千户或2千户；都指挥佥书（也叫管屯都指挥），主要职责司督察。
军屯的上缴。明代的旗军分拨下屯，从事屯垦，把他所承种军屯分地的收获物上缴官府（卫所屯仓）。这项贡纳叫作“屯田籽粒”。通常称“子粒”或“屯粮”，有时也叫“税粮”。洪武初，“亩税一斗”，后“定科，则军田一分（50亩）正粮12石贮屯仓，听本军自支。余粮为本卫所官军俸粮。永乐初，定屯田官军赏罚例，岁食米12石外，余6石为率。多者赏钞，缺者罚俸。又以田肥瘠不同，法宜有别，命军官各种样田，以其岁收之数相考较”(《明史》卷77，《食货志一》)。洪武初，宣州卫凡正军，人给田40亩，岁征其半，余存自食，所征的具体数额是每亩1．5斗。
军屯的衰败。明代末期，军卫屯田的丧失十分严重。弘治年间（1488～1505年），兵部尚书马文升说：“不知始自何年，屯田政废，册藉无存”。结果，屯地“十去其五六，屯田有名无实”。腹里地区屯地丧失的程度也够惊人。“泗州卫的屯田，由4228顷有奇，降而为2576顷有奇，又降而为2038．58顷”。屯田军士，由7514名，降而为4330名，又降而为3530名，“今又降而为见在名数”。“见在名数”未记数，但肯定比3530名还少(《天下郡国利病书·凤宁徽》引《泗州志·兵制》)。
官豪势要、巨室豪族及镇守总兵等官，侵占屯田更是层出不穷。宣德六年（1431年），官豪之家对各卫所“腴田”大量占据，虽报官，但这种情况仍然发生。都督陈恭在中都留守司，“占军士田地十余顷”。泗州卫及其他卫所，屯田顷亩渐少于原额之情弊，......不过卫所之占种、旗军之侵隐、盗卖三者而已。占种之禁甚严矣，然屈指今卫所之官，何官不种军田？何官尽输子粒？侵占之弊有多至十数分者(《天下郡国利病书·凤宁徽》引《泗州志·兵制》)。宣州（今宣州市）卫的屯田亦为豪强兼并，“嘉靖中，屯田御史张鉴，以原额屯田多为豪强兼并，锐意清理”。
官僚豪强转佃、盗卖屯田事例也很多。泗州（今泗县）各卫屯地转佃的不少，结果“佃种之户，多于正军。..佃种者豪强，则旗军敛手而包贴。佃种者孱弱，则旗军借口而科攫”。竟致屯卒“流徙”，屯田多“污莱”。腹里屯田与沿边不同，地皆膏腴，子粒不多，但典卖并兼者有之。事实上典卖兼并之风更甚。滁州卫的管屯官，甚至乘军亡或孱弱，明受民赀私买卖。如有屯军索求他的屯地，则“又淆藉书诡其处”，结果屯田“至不可诘问”。泗州卫屯田典卖情况更是昭著。其中原因，据明《泗州志》纂修者的观察不外三种，旗军之“盗卖”是其中之一。“盗卖之弊，旗军见逃绝军田不成分数，相去稍远者，或虽系原额一分而势难兼并者，率货视之。始犹以帮运、帮操为名，每民（军）典当于农民，而坐收不赀之利；久则直以为已物而立券卖之。虽得半价，且甘心焉”。有的“姑留少许以备稽查，或归罪田邻以逐乾没”。这种情形，“凡所伍无不皆然，而远乡屯营，尤无忌惮”。屯田“盗卖”之风既盛，卖价又低廉，所以“泗人无论大小人户，专以买种屯田为利”。“而一买之后，视啻若世业”(《天下郡国利病书·凤宁徽》引《泗州志·屯田》)因而“埋没之弊生”。弄到这步境地，屯田既非军有，也非官有。册藉冒乱散失，变成势家豪右的私有财产了。明《滁州志》纂修者说得很清楚：“军又偷窳怠心，治不如其私”？
地方官豪私役屯田军士的状况加速了明屯田的衰败。永乐年间，全国管屯官员“岂期各卫所管屯官员，..或私役种自己田亩”。洪熙元年（1425年），武官们“多私役之习，以为常”，中都留守司左卫指挥陈鉴，私役军士，捕鱼、采木、往杭州市货物，种田3000余顷。宣德六年（1431年），中都留守司都督陈恭，“岁役军民耕种，收米麦3000余石”，“占军亦百八十余人”、“匠七十余人，更番私役”。正统六年（1441年），将领们对屯田军士役以“佃牧”、“兴贩”、“治私第”、“建祠庙”、“捕野味”、“治薪炭”。正统十三年（1448年），都司卫所官员“或私役耕艺田囿，或纵令兴贩鱼盐”。景泰元年（1450年），于谦请“饬总兵等内外官，自今不得私地利役军士，..废坏边务”。成化十七年（1481年），“迩者军官玩法，多将屯军私役妄差，乃以屯地别召人重佃图利”。当时军屯田的情况是“戍卒多役于私家，子粒不归于公廪”。
屯田的占夺，屯丁逃亡，屯田抛荒，子粒失额，给明朝带来了官军俸粮的严重缺额。滁州卫的屯粮已经不够供军粮饷。崇祯初年（1628年），毕自严奏请军屯土地，“无论军种、民种，一照民田起科”(《明史》卷256，《毕自严传》)。这是明代军屯破坏的必然归宿，军田（官田）必然变为“民田”的发展规律。军屯土地的“民田”化是封建土地制度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