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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官专权与外戚干政是怎么回事?

 发布时间:2023-07-21 08:12:46

   光武帝建立东汉王朝,中央官僚体制的运转相对西汉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所谓虽置三公,事归台阁"的状况。西汉时期的中朝官尚书,这时扩建为尚书台机构,权势日益增大,从而逐渐蚕食丞相职权。然而尚书官职位卑微,权力向更高的皇帝集中。
高度权的专制体制虽然是中国古代政治的发展趋势,但权力的过度中也为宦官和外戚干预朝政提供了条件,至东汉中期以后,政治上遂出现了宦官与外戚轮流干政的状况。
外戚群体以其家族优势,一般可以轻易地升迁至侍中、大将车、录尚书事等官职。侍中之职执掌并不明确,在特别授权的情况下,也可以干预尚书台事务。东汉中期以后,皇帝即位时多在年幼,这就为太后干预朝廷事务提供了条件,而古代的政治体制限制太后
步入朝廷前台,于是外戚以其特殊的身份,轻易通过太后控制皇帝,实现十预朝政,故外戚的干政多以家族形式体现。与此同时,东汉的宫廷内官均由宦官充任,皇帝在活动空间严重受限的情况下,宦官成为其唯一可以信赖的群体。宦官与皇权的接近成为其走上政治前台的天然优势。随着皇帝年龄的不断增长,逐渐不满于受外戚控制,利用宦官削夺乃至颠覆外戚的专权成为东汉时期的常态。外戚的执政是以皇帝的幼弱为前提,往往以皇帝的年幼无知而以孩童视之,轻视乃至忽视皇帝是东汉外戚执政的共性。这一共性也成为他们最终覆灭的决定因素。随着皇帝年龄的渐长,不甘于受外戚挟制,双方的矛盾逐步增大。为了夺回本属于自己的权力,皇帝只有依靠自己唯一可以信赖的同样被外戚忽视的另一群体宦官,随着矛盾的进一步的激化,最终演变为兵戎相见。皇帝亲政后,助其夺权的宦官作为皇帝最信赖的力量自然成为炙手可热的群体,于是又迎来了宦官专权的时期。然而皇帝死后,宦官因身份卑微,没有资格进人辅政群体,随着新帝登基,另一个外戚家族随即掌控朝政。可以看出,外戚与宦官围绕权势的争夺,均有一个先决条件,即皇帝的幼弱及其逐渐成年。这种围绕权力的争夺衍生出的外戚、宦官的交替执政,遂成为东汉中后期政治运作的一个特点。
东汉第一个干政的外戚是窦氏家族。汉和帝10岁即位,窦太后临朝,太后兄窦宪以大将军加官侍中,成为太后最得力的助手,出人宫廷,掌管机密,出宣诰命。随后开始按照自己意志任免朝廷官吏,组织自己的政治团体,如窦宪以老臣邓彪为太傅录尚书事,一旦羽毛丰满,朝廷的日常行政便摆脱了皇帝和太后,从而围绕窦宪为核心,窦太后退居幕后。随着汉和帝年龄稍长,对窦氏专权日益不满,但因身在深宫与内外官僚隔绝,且在行动上受到窦氏的很大限制,其可依赖的力量仅剩身边的贴身宦官。永元四年(92年),他利用中常侍宦官郑众掌控的禁军,将太后身边窦氏家族的党羽全部诛杀。又削除窦宪的一切权力,将其赐死,与窦氏家族过从甚密的官僚全部免官,从此掌控朝局。宦官郑众作为此次政变的核心人物,从此参与政事。
公元105年,27岁的汉和帝死。其子刘隆(殇帝)立,一年后又死。于是邓太后与其兄邓骘控制了朝政,立和帝侄子刘祜为帝,即安帝,时年13岁。邓太后鉴于此前窦氏家族前车之鉴,力图避免一门专政的局面,而是以外戚与宦官的联合主政,又起用名士杨震等人,寄希望于借此赢得士大夫支持。尽管做了如此努力,邓氏家族仍然权倾朝野。安帝成年后,在邓太后死后亲政,邓氏家族又面临灭顶之灾,其下场与窦氏惊人地相似。随后安帝重用宦官李闰、江京等人,外戚阎显等亦在朝,短时间内形成宦官、外戚共同执政的局面。
公元125年,32岁的安帝死了。太子刘保未能顺利即位,皇后与其兄阎显另立汉章帝之孙刘懿为帝,是为少帝,但未满一年即死去。这时以孙程等为首的18个宦官共斩江京等人,拥立废太子刘保即位,是为顺帝,时年1 1岁。外戚阎氏家族随着顺帝的即位也走上末路。发动政变拥立顺帝的宦官因此得到重用。安帝、顺帝时期宦官的专权几乎没有中断,他们专横跋扈,权势熏天,使东汉时期宦官权势达到了顶峰。此后顺帝亦开始扶植皇后家族,以制衡于宦官,梁氏家族借此迅速成长。顺帝死后,外戚梁氏借机掌权。梁氏家族以梁冀为首,先后选立冲帝刘炳(2岁,公元145年)、质帝刘缵(8岁,公元146年)、桓帝刘志(巧岁,公元147年),长期的执政使外戚势力达到了极盛时期。延熹二年(巧9年),梁皇后(桓帝皇后,梁冀之妹)病死。这时已步入成年的桓帝对梁氏家族的专权极为不满,于是历史的一幕再次重演,桓帝与宦官单超等人周密筹划后,除掉了梁冀,一举颠覆梁氏家族力量。梁氏被剿灭以后,宦官势力又迎来了春天。中常侍单超、徐璜、具瑗及小黄门左悺、唐衡,因在夺权过程中立功,五人同被封侯,权势达于顶点。至汉灵帝刘宏时,宦官气焰更盛,曹节等十常侍把持朝廷。太傅陈蕃与外戚窦武联合诛杀宦官的计划失败后,引发宦官对党人的仇视,直接导致了第二次党锢之祸,东汉宦官的势力发展到顶点。桓、灵时期宦官的干政,与以往有所不同,具体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干预选官制度。汉代选官采取察举制度,这本与宦官无关。桓、灵帝时期察举系统为宦官把持,成为其结党的工具。
(二)干预司法。这一群体掌握了一个特殊监狱北寺狱,因其隶属于黄门署,故又称黄门北寺狱"。宦官遂将其作为对付政敌的工具,往往在这里审理朝中大臣。
(三)典领禁军。禁军为负责皇宫乃至京城防御的军队,是皇帝亲兵,其中包括虎贲、羽林、厩驺等营。宦官典领禁军,是从桓帝消灭梁氏家族是开始的。到灵帝时,这一制度被沿袭下来,成为宦官掌控京城局势的重要工具,宦官借此维持了自己权势的长久。
(四)亲属多参与政事。随着察举制的蜕变,宦官集团打破陈规,将大量亲党充斥进官僚体系,宦官集团的势力开始膨胀,并直接渗透进朝中百官,宦官主政不再孤立。
(五)对诏书的掌控。宦官掌控了皇帝管理国家事务的工具诏书,从而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发号施令,这表明东汉的宦官权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外戚、宦官专政时期,东汉政治日益腐朽。双方在政权上不断地角逐,最初体现为皇帝与外戚在权力上的争夺,直至宦官掌控军队并掌控皇帝后,遂在与外戚的斗争中掌握了主动权。这时活跃在社会上的士大夫群体则相对孤立,他们崇尚气节,一般不参与外戚与宦官的权势争夺。但从士大夫在朝中的参政经历看,对宦官这些刑余之人他们还是排斥的,当外戚与宦官的斗争他们无法回避时,还是较多地倾向于外戚的。
出自《中国古代历史三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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