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安徽农业科技成就较突出的是若干养蚕、栽桑、种棉和畜牧兽医著作的出现。 安徽是明代蚕桑生产的主要基地之一，明政府曾在徽州、宁国二府设置织造局，为皇室生产丝织品。明末清初安徽蚕桑生产虽由于天灾人祸一度遭到破坏，但清康熙以后又得到恢复和发展。明清时期安徽的蚕桑著作有明代休宁金瑶的《蚕训》，天长陈克任的《桑蚕志》；清代桐城方观承的《看蚕词》，怀宁劳世芳的《蚕桑说》，江苏溧阳沈练在绩溪撰写的《蚕桑说》、《广蚕桑说》，歙县王宗沂的《蚕桑辑要》等10余种。其中沈练的《蚕桑说》在国内影响较大，成书后辗转翻刻，内容不断充实，成为清代流传最为广泛的蚕桑著作。 除家蚕著作外，清代山东潍县韩梦周任来安知县期间还撰写了柞蚕专著《养蚕成法》，对柞蚕制种、饲育以及柞蚕丝的捻线、织绸方法都作了通俗简明的叙述，对柞树种类、种植方法以及樗蚕饲养法，也都有梗概记载，标志着中国柞蚕养殖已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技术体系。 清代桐城方观承任职直隶期间撰写的《棉花图》，是这一时期安徽重要的棉作学和棉织学图谱。该书根据北方的棉花栽培和加工方法，结合作者的经验，绘图16幅，每图附有百字左右的文字说明和七言诗，系统地论述了棉花从播种、灌溉、耘畦到田间管理、收获、加工成线以及上浆、染色、织布的全过程。书成后，乾隆帝对每图也各赋七言诗一首，并批令摹绘刊刻，以广泛流传；嘉庆帝除再给每图作诗一首外，并将书名改为《授衣广训》。它以图画和诗文相配合，加上皇帝的提倡，在全国流行极广，影响甚大。 安徽是明王朝养马的重要基地之一，全国内地养马共设14个监所，安徽境内就有5监33群。明政府还鼓励民间养马，实行官民牧结合，安徽的养马业更得到发展。与此同时，安徽牛羊猪驴等牲畜的饲养也有较大发展。为了适应畜牧业发展的需要，明清两代安徽出现了一些兽医著作，其中以喻仁、喻杰的《元亨疗马集》、郭怀西的《注释马牛驼经大全集》影响最大。 喻仁、喻杰明代六安人，大约生活在嘉靖至万历年间，长期以兽医为业。当时江淮地区牛马瘟疫频繁，经其治疗皆“应手而愈”，而且“不矜其功，不计其利”，成为江淮间德高望重的名兽医。他们的名著《元亨疗马集》（附牛、驼经）分春、夏、秋、冬4卷，牛、驼经各一卷。该书以阴阳学说为基础，将其贯穿于病理、诊断和治疗等方面，注重整体观念，强调防重于治。该书问世后深受民间广大中兽医欢迎，一再翻刻，版本达数十种之多，至今仍为中兽医重要参考书籍。 郭怀西清代六安人，约生活在康熙至乾隆年间，长期从事兽医工作，潜心于兽医学的研究，十分推崇《元亨疗马集》，但鉴于该书相沿既久，屡经翻刻，讹谬日增，遂发奋重新考订该书。在较好版本的基础上，结合自己50年心得，完成《注释马牛驼经大全集》10卷。该书内容较《元亨疗马集》更为充实，特别是在牛病防治方面增添了大量内容，书中对各种病症都有病理分析、防治原则、针药应用等，分析论述多有独到之处。因此，该书虽本《元亨疗马集》加以注释，实为一部兽医学新著，至今仍不失其参考价值。 左光斗明代桐城人，万历年间出理直隶屯田事务时，对京畿水利特别重视，经过深思熟虑，并吸收前人经验，向明王朝呈交了《足饷无过屯田，屯田无过水利疏》，提出了“三因”、“十四议”的建议。所谓“三因”，即因天时、因地利、因人情，也就是要根据自然条件和民情来搞好水利。所谓“十四议”，包括疏浚河川、开通渠道、引流灌溉、拦河设坝、建置闸门、设置水陂、相地种植、修筑池塘，以及招徕南方农民、奖励士民垦田、选择地方官吏、选择屯田将领等，为在北方兴修水利、开垦农田提供了一整套办法。明王朝批准了他的建议，派人在天津附近主持农田水利，使这一地区水利大兴。 方观承早在乾隆十四年（1749年）以前任山东、浙江巡抚时已显露其治水才能，并于乾隆十六年撰写了《敕修两浙海塘通考》，专论保护海岸、防止海水侵蚀。乾隆十四年他任直隶总督兼理河道后，首先治理了直隶五大河中最为难治的永定河，取得了良好效果。在治理中，他既不盲目听从乾隆帝的旨意，也不固守成法，而是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调整治河措施。后来，黄河在河南长垣、东阳决口，方观承奉命前往查勘，并根据当地地势，提出在太行堤西新开引河，导水入旧引河东流，并以所起土另筑新堤的治理方案，也取得了良好效果。他还提出过治理子牙河、滹沱河、漳河的建议，也都得到乾隆帝的批准施行。在疏浚易州（今河北易县）安国河、开渠灌田时，他采取“以工代赈”的方法调动32州县民工。第二年就有大兴、宛平等22州县完成了预定的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