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阳明学在安徽 徽宣哲学思潮，在明代由于王守仁心学兴起，而渐生转折。早在南宋中叶，与朱熹同时之陆九渊心学，已在徽州发生影响。元代，休宁赵、歙县郑玉，已开始折衷于朱、陆之间。明代王守仁发扬陆学，高标“心即理”之宗旨，以“直寻本心”为功夫，而益之以“致良知”之说，以与朱学“性即理”、“格物穷理”相对立。王曾居官滁州、南京，其流嗣南中派、江右派、泰州派均密迩安徽，一时流行于安徽长江南北。全椒戚贤，于滁州亲受王守仁之教，与王心斋、黄五岳等同为当时宣扬阳明心学的著名人物。戚贤“为会于安定书院，语学者：千圣之学，不外于心。惟梏于意见，蔽于嗜欲，始有所失。一念自反，即得本心”（《明儒学案》卷二十五·南中王门学案一）。休宁程敏政著《道一编》，与王守仁关于朱陆异同之论相唱和。亳州薛蕙倡述心学，亦为早期王学人物。 王守仁殁后，弟子钱德洪、王畿等多来皖讲学，王学于是广为流行。黄宗羲《明儒学案》云：“阳明殁后，绪山（即钱德洪—引者注，下同）、龙溪（王畿）所在讲学。于是泾县有水西会，宁国有同善会，江阴有君山会，贵池有光岳会，太平有九龙会，广德有复初会，江北有南谯精舍，新安有程氏世庙会，泰州复有心斋讲堂。几乎比户可封矣！” 上文所列，除江阴、泰州外，均在安徽。由此可见，明成化至万历百年间，王学在安徽已有取代朱学之势，一时成为哲学之主流。休宁程默“负笈千里，从学阳明”。歙县程大宾、郑烛，泾县查铎、肖彦、肖良乾、张綮，宣城沈宠、梅守德、贡安国、戚衮，青阳张时高，太平周怡，全椒田鳌，桐城赵、方孔照、方大镇，怀宁颜素，太湖尚之等，或有著作，或有名字可稽，均为王学人物。 王学与朱学活动方式有所不同。朱学重读书，多在书院传授。王学重心悟，多结社开会，以讲学形式宣传，因此在劳动群众中亦颇有信从者。繁昌农人夏廷美，学有心得，四出讲学。他批评士大夫读书不过为“荣肥”，“吾人须是自心作得主宰，凡事只依本心而行，便是大丈夫”。又云：“天理、人欲，谁氏作此分别？侬反身细求，只在迷、悟间。悟，则人欲即天理；迷，则天理亦人欲也”（均见《明儒学案》卷三十二·泰州学案一）。以阳明心学，评击程朱天理、人欲之说。 二、明清之际“实学”兴起 明末东林、复社诸人，不满于王学流嗣与佛禅合流，而行为又冲破儒家伦理藩篱，因而返归程朱理学。宣城沈寿民、吴肃公，贵池吴应箕、刘城，泾县肖思似、吴尚默等，大致属于此种路数，风气又为之一变。 程朱理学一统天下之格局，自经王学打破，而王学中又渗入佛禅成份，同时欧州传教士又传来西方科学与宗教知识，于是异说纷纭，思想界呈现复杂形势。哲学领域，则出现一种儒、释合流倾向。休宁程智，在《易》学中揉入佛老，且益以公孙龙子之说，其学自成一路。程智弟子、休宁人金声，由儒而佛，他“精于佛学，以无心为至。......儒家本领，先生（即金声——引者注）杂之佛学中，穿透而出”（《明儒学案》卷五十七·诸儒学案下五），且推崇西方天主教哲学，另是一种面目。其间淹博渊广，会通三教，兼容中西学术而自成一家言者，是方以智。 方以智（明万历三十九年～清康熙十年，1611～1671年），桐城人，字密之，号曼公。早年与陈贞慧、吴应箕、侯方域主盟复社。崇祯间中进士，任翰林院检讨。北京城破，一度任南明桂王朝廷詹事、翰林院讲学士。后为避清兵缉捕，出家为僧。方以智学有渊源，贯通三教百家及西学。早年著《通雅》五十二卷，《四库全书总提要》称其书博洽精核，“一扫悬揣之空谈”，迥出明代诸考证家之上，清初考证学于是“沿波而起”。所著《物理小识》十二卷，于自然科学特详，且多吸收明末欧洲传入之科学知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其科学哲学思想。然方以智对于西学亦有所批评，认为其说详于“质测”（即自然科学）而略于“通几”（即哲学）。他不同意西学之固体宇宙论及中国古代之宇宙虚空说，提出“一切物，皆气所为也；空，皆气所实也”的气本论。其哲学代表作《东西均》深颐奥衍，对宇宙法则提出系统见解。认为“一不住一，而自为两端”；一虽为二，而“合二而一”；一与二则“首尾相衔”；又以“三”论往来动静，谓太极是“所以然者”而“不落有无”。方以智著作繁富，然多已散佚。今尚存数十种，约数百万言。其涉及哲学者，有《易余》、《一贯问答》、《药地炮庄》、《周易图象几表》、《愚者智禅师语录》等。其学大要出于《易》。当时施闰章评方以智“以为《易》理通乎佛氏，又通乎老庄”。以智弟子亦称其师为“三教主持”。方以智哲学虽有神秘主义倾向，然根基于中西自然科学，熔三教九流为一炉，以其高度理论思维水平而独树一帜于当时的思想、学术界。 清初，清廷重申理学独尊地位，禁止结社讲学。理学诸臣，望风承旨，力辟王学。加以朱陆之争，数百年反复，不能归于一衷。此种空谈，已为学者所厌弃，于是群趋于“实学”，或言经世致用，或考证经史，或治数学天文。专门之学得以大兴，并对哲学思维方式发生深远影响。此潮流在安徽尤明显。 宣城梅文鼎（明崇祯六年～清康熙六十年，1633～1721年），字定九，号勿庵，以经学家而精通天文历算。他自谓治学目的在“辨惑”，即破除天文历算领域里惑乱人心的“占星术”。占星术原系远古人类出于无知而将人事变迁与星体运行加以幻想的联系，用以预测人事吉凶的一种迷信。尔后历代帝王的神道设教，又助长了此种迷信。明末，欧洲中世纪的天文、历法、数学知识系统地传入中国。这些知识基本上能说明天体运行的一般规律，而且有全球观测之数据，有数学方法之论证。梅文鼎正是以这些知识为依据而批判占星术。其名著《历学疑问》指出，占星术以人们不理解的自然现象为因，而以人间祸福为果，此种因果关系纯属想象。他以占星家曲解附会的日蚀、日升现象为例，说明日月之行无所谓吉凶与否，问题在于人们未能认识日月之行的固有规律。梅氏还在其所编《明史·历志》中，将一切迷信妄说尽予剔除。此后清代有关天文历法的官纂书籍，亦将各种祀祥谶语驱逐殆尽。人们开始以新的眼光看待“天”及天人关系，由此给有清三百年的学术界奠定了一个较为科学的自然观。同时，梅文鼎由西学入手而“会通中西”、“言必有征”的治学方法，引出了立论必有据、逻辑宜谨严的学术风气，从而对清代的哲学思维方式产生了积极影响。 徽州江永（清康熙二十年～清乾隆二十七年，1681～1762年），长于比勘，深研“三礼”（即《仪礼》、《周礼》、《礼记》）。所著《周礼疑义举要》，对先秦名物考释较详。其中《孝工记》二卷，时有创见。且精于音韵。撰《古韵标准》，定古韵为十三部。另著《音学辨微》、《近思录集解》、《律吕阐微》等。其学以考据见长，开经学“皖派”之先河。徽州黄生、汪绂等人，亦广博精审，于音韵、文字、经书训诂皆有成就。宣徽学风于是为之大变。此考据之风亦为清初“实学”思潮之产物。它一扫宋明谈玄说妙、凭空造论之积习，并以其实证精神，影响哲学之发展。 三、清代中叶的唯物论和汉学、宋学之争 乾隆间，休宁戴震（清雍正元年～清乾隆四十二年，1723～1777年），字慎修，又字东原。幼习贾，曾“负贩千里”。青年时，在歙县、江宁等地受学，曾师事江永。后中举，但未做官。先后在江宁、扬州、宁波、太平、京师等地。从事学院讲授、修志、著书、编纂等学术活动。乾隆三十八年，奉特诏入京任《四库全书》纂修官。戴震是位博学家，“凡天文历法推步之算，测望之方，宫室衣服之制，鸟畜虫鱼草木之名状，音和声限古今之殊，山种疆域州镇郡县相沿相革之由，少广旁要之率，钟实管律之术，靡不悉心探索”（洪榜：《戴东原行状》）。30岁前后，戴震已有《筹算》、《考工记图》、《六书论》、《转语》、《尔雅文字考》、《屈原赋注》、《诗补传》等撰著。在自然科学方面，戴震的主要成就在数学及天文学。数学、天文学的研究，形成戴震“有物必有则，以其则正其物”的认识路线，和运用归纳、演绎的逻辑推理的方法。在考据学方面，戴震主张“无所依傍”，“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而“唯求其是”。这种精神，为后来考据学及各门学科研究者所信从。 戴震尤潜心于新哲理之建设，自称“志在闻道”。早年已有《法象论》诸哲学著作。中年著《原善》三卷。晚年著《孟子字义疏证》三卷（其前身为《绪言》及《孟子私淑录》）。文集中《与彭进士允初书》亦为哲学名作。戴氏之哲学，力破朱熹“理先气后”、“存理灭欲”之本体论及理欲观，阐发具有近代精神的进步思想。认为：“人道本于性，而性原于天道”（《孟子字义疏证》卷下）。所谓天道，便是“气化流行，生生不息”之实体实事，“阴阳五行，运而不已，天地之气化也，人物之生生本乎是”（同上书卷中）。伦理道德之“人道”，本于人类之自然本性。“性”有血气、心知。有血气，便有生养之事，食色之欲，出于自然。有心知，便能知礼义。所谓“理”（“天理”），无非“欲”（“人欲”）之得当。此即“仁义礼智”，而非于人伦日用之外“别有一物，得于天而具于心者”，方是“理”。戴震批评程朱视“理”如别有一物，实则是以“心之臆见”为“理”。执此“理”而强制行之天下，则是“以理杀人”、“以仁义祸斯民”。戴震哲学以其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尤以其具有近代意识的理欲观，于清代哲学之发展贡献卓然。 戴震殁后，歙县洪榜维护和宣扬戴震之学说。其同调者休宁程瑶田亦继有发挥。黟县俞正燮据戴震斥宋儒“以理杀人”的精神，移而论社会问题，对封建社会压迫妇女之“贞女”、节妇等旧礼教，一一予以斥责。凡此，时人目为“徽学”。 歙县凌廷堪（清乾隆十九年～清嘉庆十四年，1754～1809年），字次仲。乾隆五十五年进士，授宁国府学教授。擅经史、天算、音乐，工文章诗赋。著《礼经释例》十三卷，《燕乐考原》六卷，《校礼堂文集》三十六卷。主要哲学著作有《复礼论》三篇、《好恶说》、《慎独说》、《辨学》、《戴东原事略状》等，均收入《校礼堂文集》。 凌廷堪初私淑江永、戴震，后游翁方纲之门。翁、戴之理欲观，持见相反。凌则往来于翁、戴之间，而独标“以礼代理”之说。他提出：谈“理”之弊，在于“求诸理必至于师心”，即以心为法。“虚理在前”，人可各执己见，“吾谓之是人可以非之；吾所谓非者，人可以是之”。而“实事在前”，则是非自定，无可争辩。故主张以“礼”之实事，代“虚理”之争，“以礼为学，以礼为教，以礼为治”。“礼”是“身心之矩则，即性道之所寓寄焉”者，“舍礼而言道，则空无所附，舍礼而复性，则茫无所从”（均见《校礼堂文集·礼论》）。凌廷堪关于“性”、“礼”诸说之论证，大体遵先秦荀子之说。自宋儒主“性善”，荀子之“性恶”说乃遭贬斥。至凌廷堪（及同时汪中）始复兴荀学。凌作《荀卿颂》，开以后诸子学之先声。凌之“复礼”主张，得到扬州阮元、焦循等学者附和。此说在嘉、道以后迄于清末明初，为国粹派所赞赏，成为一种重要理论思潮。 随着考据学兴起，理学重心移至桐城、当涂沿江一带。安徽成为当时全国汉学（考据学）与宋学（理学）之争的主要场所。一方面，安徽是“皖派”汉学之发祥地，戴震、程瑶田、凌廷堪等一批乾嘉汉学代表人出自徽州。另一方面，桐城方苞、姚鼐、方东树诸人，当涂夏、夏炯兄弟等，则是当时著名的固守理学营垒者。如方苞（清康熙七年～清乾隆十四年，1668～1749年）自称“学行继程朱之后”（《方苞年谱》）。他“卫道尤力，遇同时学人攻程朱者，反复剖辩，必伸其说而后已”（《清儒学案》卷五十一）。姚鼐（清雍正十年～清嘉庆二十年，1732～1815年）谓“继孔孟之后，后世君子必归于程朱”， 指责“欲与程朱立异者，......流于蔽陷之过而不自知。后世如休宁戴东原，其才本超越乎流俗，而其为论之僻，则过有甚于流俗者”（《程绵庄文集序》），并和方苞一样，谓非议程朱者“率皆身灭绝嗣”。方东树（清乾隆三十七年～清咸丰元年，1772～1851年）则作《汉学商兑》以攻汉学，尤斥江藩撰《汉学师承记》，自称“余生平读书，惟于朱子之言为独契，觉其与孔孟无二”（《汉学商兑》三序）。汉宋之争的焦点，在于对儒家传统经典的态度。汉学派主张循字音词意，以探讨原始儒学之本来义理。宋学派坚持宋儒所作的经义解说，不容变更。汉学视宋学为“贼经”，宋学责汉学为“害道”。 汉宋之争贯穿有清一代，论争激烈。而两派之代表人物，多在安徽。故一时安徽学者之思想、言论，为全国所瞩目。直至鸦片战争后，西学输入，思想、议论之中心，乃转而为中学与西学之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