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陈抟 五代末宋初道士陈抟（？～宋太宗端拱二年即989年），字图南，宋太宗赐号“希夷先生”，籍在“亳州真源”（见《宋史·陈抟传》）。深研《易》学。其为学“不烦文字解说，止有一图，以寓其阴阳消长之路，与卦之生变”（邵伯温：《易学辨惑》）。著《无极图》、《先天图》、《九室指玄篇》、《易龙图》等。 《无极图》提出的宇宙生成说，后来被周敦颐改造、吸收，成为周代《太极图》的重要理论内容，对理学的形成产生了相当影响。《先天图》则提出了《周易》六十四卦的图式。“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宋史·朱震传》）。在此基础上，邵雍形成其象数之学，创立了理学的象数学派。此外，陈抟还改汉唐道教之外丹黄白术为内丹修炼术，为宋代道教内丹派之肇始。 二、理学大宗师——朱熹 南宋中期乾道、淳熙间，朱熹理学大显于世。至南宋末，上升为官学。他为儒家典籍所作的注解，一直被元明清3代规定为科举取士的标准。朱熹（南宋高宗建炎四年～南宋宁宗庆元六年，1130～1200年），字元晦，号晦庵，别号紫阳，原籍徽州婺源，自称“新安人氏”。曾师事李侗，为二程四传弟子。他“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宋元学案·晦庵学案》）。 朱熹继承并发展了二程的理气关系学说，建构了一个相当完整、精微的理学思辨体系。朱以“理”为宇宙的根本，谓“合天地万物而言，只是一个理”（《朱子语类》卷一），他亦不否认“气”的作用，但认为理和气的地位、作用有所不同，“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朱文公文集·答黄道夫》）。理、气相依而理为本，“理在先，气在后”，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理”，“有是理便有是气”（《朱子语类》卷一）。朱熹的理本论唯心主义体系，不是简单地宣扬理生物、道生器，而是对诸如“气”的地位、“理一分殊”等问题，作出了新的、比较精巧的说明。朱熹理学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如他认为，一切事物皆“有对”，“天下之物，未尝无对。有阴便有阳，有仁便有义，有善便有恶，有语便有默，有动便有静”（《朱子语类》卷九十五）。“相对”之双方，同时又相互依存，“阴以阳为质，阳以阴为质，水内明而外暗，火内暗而外明”（同上）。在解释“对”中仍然有“对”的观点时，朱熹还提出了“一分为二”的命题：“一分为二，节节如此，以至无穷，皆是一生两尔”（同上书，卷六十七）。此外，朱熹还就“格物致知”作了大量论述，对知行关系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即物而穷理”、“知行交相为用”、“知行常相须”等。在中国古代认识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命题。同时，朱熹的学说中还包含着若干自然科学思想，对天体之形成、地质之演化、日月之蚀等自然现象，都提出了若干有价值的假设。故《宋元学案》谓朱熹之学“致广大，极精微，综罗百代”。朱熹堪称理学之集大成者。朱熹曾以自己的理学观点遍注群经，他对儒家经典《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即“四书”的注解，为元以后历代朝廷规定的标准，对七、八百年的思想界、学术界影响至钜。 朱学于徽州被引为乡里之荣而几于家弦户诵。休宁程瞳作《新安学系录》，列宋明时期徽州理学家竟达一百余人，足见其盛。《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徽州之学，“去取别裁，唯以朱子为断”。“盖宋末元初，讲学者门户最严。而新安诸儒，于授受源流，辨别尤盛”（见该书卷四）。当朱熹在世时，游于其门者，已有不少新安学者。休宁程先“尝问道于朱熹，因老病不能卒业，遣子永奇往受学焉”，是父子二人先后受学于朱熹。婺源程洵“从朱熹游，尝以‘尊德性’名其斋。与朱熹往复论为学之要及克己之功”。此外，休宁吴敬、祁门汪若楫，婺源滕等人都曾师事朱熹。此为新安理学之发端。稍后，歙县建“紫阳书院”，为皖南朱学之营垒。 三、皖南理学家 元代，休宁曹泾、陈栎，祁门汪克宽、汪时中，均有名于世。陈栎“学宗紫阳”，为当时宣扬朱学的重要人物。汪时中出于金履祥、许谦之门。休宁赵，歙县郑玉，学出吴澄、虞集，尤负盛名。元末胡炳文、胡一桂，传朱熹之《易》学。歙县倪士毅“学出陈栎”，本朱学观点作《四书辑释》。此类著作，尔后即为明初朝廷敕编《性理大全》、《四书大全》之底本。而《大全》支配有明一代之官方学术，为八股讲章之主要依据，起了哲学教本作用。可见徽州朱学之倍受重视。 陈栎弟子、休宁人朱升，当朱元璋攻克徽州时，以理学献治平策。其“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策略深得朱元璋赞许。朱升于洪武元年任翰林学士，他“于五经皆有旁注，而《易》尤详”。此后，徽州、宣城、当涂、芜湖间，仍理学名家辈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