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方东美（1899～1977年），名，字东美，早年赴美留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归国后，先后执教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东南大学、中央大学，民国37年（1948年）迁居台湾，任教于台湾大学。退休后，应邀担任辅仁大学中国哲学讲座主讲。方东美一生讲授哲学50余年，著述十余种。主要著作有：《科学哲学与人生》、《中国人生哲学》、《原始儒家道家哲学》、《新儒家哲学十八讲》、《中国大乘佛学》、《华严宗哲学》、《中国哲学之精神及其发展》、《方东美先生演讲集》、《生生之德》等。 方东美毕生重视比较哲学、比较文化学研究，对中外哲学和文化的特质有其独到见解，认为基于哲学背景的差异，希腊、欧洲、中国为3种不同的文化类型，“希腊如实慧演为契理文化，要在援理证真，欧洲方便巧演为尚能文化，要在驰情入幻。中国平等慧演为妙性文化，要在契幻归真”（《哲学三慧》，见《生生之德》第140页）。然这3种文化亦各有所短，希腊之失在违情轻生，欧洲之失在驰情逞幻，中国之失在乖方敷理，他视为理想者，乃是舍三者之短，取三者之长，三者互相摄受而形成的文化体系。认为这个体系应当囊括宇宙与人生的全部实相，通贯主客、上下、内外、各界，以物质世界为人类生活的基础，逐级提升，由“生命境界”次第经“心灵境界”、“艺术境界”、“道德境界”，而入“宗教境界”。人类也就是随之由“自然人”而为“行动人”、“创造人”、“象征人”、“道德人”，以至“宗教人”。这种不断的提升人格之价值的人生哲学，方东美又谓之“高度心理学”。认为这种克服了经验心理学和精神心理学之偏颇的“高度心理学”，乃是一种提扬人之生命精神的哲学。对于中国哲学的研究，方东美强调儒、道、墨不可偏废。认为原始儒家、原始道家以及墨家三派互通，共开中国传统思想之源；儒、佛、道三教互融，同拓中国传统思想之流。他更标立新说，提出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源于《洪范》的“皇极”之义和《周易》的“生生”之理。以上诸说，使方东美成为“现代新儒学”代表之一。 桐城朱光潜（1897～1986年），别名孟实。民国14年留学英、法，先后获硕士、博士学位。归国后，先后在北京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任教，并兼文学院长、教务长等职，主编商务印书馆《文学杂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国美学会会长等职。 朱光潜一生著译700余万字。早年有《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悲剧心理学》、《文艺心理学》、《谈美》、《变态心理学》、《变态心理学派别》、《诗论》、《谈文学》、《克罗齐哲学述评》等。50年代，出版《美学批判论文集》。60年代，著《西方美学史》。论者认为，此书为中国第一部全面、系统地阐述西方美学思想的专著，代表了中国在此领域中的最高水平。80年代，有《谈美书简》、《美学拾穗集》等论文集。朱光潜尚有大量译著，主要有柏拉图《文艺对话集》、莱辛《拉奥孔》、黑格尔《美学》、克罗齐《美学原理》、维柯《新科学》等。朱光潜学识贯通中西，且精通英、德、法、俄等多种外语，故凡所译著，均蜚声海内，有些在国际亦具学术影响，于中外思想、学术之融贯沟通，作出了积极贡献。 对于美学基本问题，朱光潜持“美在关系”之说，即“美不完全在外物，也不完全在人心，它是心物婚姻后产生的婴儿”。认为美学必须建立在四个基本观点上：感觉反映客观存在；艺术是一种意识形态；艺术是一种生产劳动；主观与客观的对立统一（见《美学批判论文集》）。晚年他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给美学研究带来的根本变革，是从单纯的认识观点转变到实践观点。“从实践观点出发，文艺也是生产劳动，在这种创造性劳动中，人发挥自己特有本质力量来改造自然，同时也使自己得到改造和提高。人与自然互相改造、互相提高，就促进了历史向前发展。因此心与物不可偏废，主体（人）与对象（物）是对立统一，相互推进的”（《中国哲学年鉴（1988）》，第485页）。朱光潜的美学思想，对中国当代美学产生了较大影响。 自先秦迄于民国时期，安徽地区哲学之历史发展，其大势略如上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诞生，于是，安徽地区亦和全国一样，哲学的发展又揭示出新的篇章。 自1949年建国到1966年，即“文化大革命”前17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安徽的发展，尚处于初创和奠基阶段。无论从哲学干部的培养还是到教学、研究机构的建立，乃至哲学理论知识的宣传普及和运用都呈现出这一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