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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近现代哲学

第二节 西方实验主义思想的引进


绩溪胡适(1891~1962年),字适之。早年受严复、梁启超等人影响,接触西方文化学术。宣统二年(1910年)赴美留学,曾师事杜威(Johm Dew ey,1859~1952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民国6年(1917年)归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并加入《新青年》编辑部。这段时期,胡适批判封建礼教,宣传民主与科学及个性自由,并积极提倡白话文运动,发动文学革命,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不久,与李大钊、鲁迅等革命思想家发生分歧。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并以“一点一滴的、不断的改进是真实可靠的进化”的观点,反对中国社会的革命性变革。
胡适治学,将杜威的“实验主义”方法,与清代以戴震为代表的“徽派”考据学相结合。主张“从具体的事实与境地下手”,把“一切学说、理想、知识”均视之为“待证的假设”,“都须用实行试验过”,方为真实可靠的知识。他称此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在哲学、文学、历史、教育、社会文化诸方面,胡适均有论述和主张,并对当时的思想界、学术界产生过较大影响。
哲学方面,胡适自称“受杜威和赫胥黎的影响最大”,杜威的实验主义,是他“生活和思想的一个向导”。他认为,哲学仅是“解决人的问题的方法”,实验主义虽然具有实在论和真理论意义,但“其实还是一种方法论”。其人生哲学,主张以“科学的态度”建设一种“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他提出的“自然主义人生观”,承认宇宙万物“运行变迁皆是自然的”,否认“超自然的主宰”。但认为由动物进化而来的人类,“和别种动物只有程度的差异并无种类的区别”(《科学与人生观》序)。以庸俗进化论解释人类社会的演化。他视“实验主义的方法论”和“自然主义的人生观”为“中国未来的新哲学”。胡适发表于民国8年的《实验主义》,是中国最早系统介绍美国实验主义哲学的著作。同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则是中国近代第一部以资产阶级观点研究中国哲学史的著作。民国16年出版的《戴东原的哲学》,是以实验主义和考据方法研究戴震哲学的专著。
人民教育家陶行知(1891~1946年),歙县人,原名文浚,因信奉王阳明“知行合一”说而易名知行,后因力主“行是知之始”复更名行知。早年赴美留学,曾从学杜威、孟禄(Paul M onroe,1869~1947年)等人,接受实验主义教育思想。归国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中华教育改进社总干事等职,发起平民教育运动。后倡导“工学团”,创办晓庄师范学校。
陶行知认为,平民是生活及文化的创造者,而封建礼教的“存天理,灭人欲”之说,则是以“天理”压制平民大众的“人欲”。因此,他主张“生活即教育,就是要用教育的力量,来达民之情,顺民之意,把天理与人欲打成一片”(《陶行知全集》第2卷184页)。这种“生活即教育”的思想,以“知是知之始”的知行观为哲学依据。他作《行是知之始》一文,其中论《墨辩》之“三知”(闻知、说知、亲知),谓“亲知为一切知识之根本,闻知与说知必须安根于亲知里面,方能发生效力”。针对王阳明“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之说,陶行知力倡“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之说,他批评王阳明论“格物致知”是“从格物跳到格心”,而主张“跳到实际生活中去”。他解释《礼记·中庸》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治学之道,说:“体验相当于审问、慎思、明辨”(《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479页)。以“相当于笃行”的“体验”,作为治学和教育的根本途径。他强调“教、学、做合一”,而“做是学的中心,也就是教的中心”。陶行知的“现代生活教育”理论,无疑是对杜威的实验主义的“教育即生活”论有所汲取的。但陶行知不同于杜威而且高于杜威的,是他能以“理论与实践之统一”(陶行知语)的唯物论观点,作为其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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