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安（约前179～前122年），汉高祖刘邦的孙子，其父刘长被人告发谋反，死于流放途中。汉文帝刘恒念兄弟之情，封其子刘安为淮南王，以袭父封。刘安学识渊博，他是汉初黄老学派集大成的人物，其思想留存在其主编的《淮南子》一书中。 刘安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安民足用论”。这是汉初流行的黄老许民自富与儒家惠民思想结合的产物。他认为“为治之本，务在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足用。”由此，刘安对劳动在创造财富中的作用，劳动工具的改良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意义，都给予充分的肯定。刘安积极主张发展生产力的观点，同先秦道家“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乃至“掊斗折衡”，“工之指”的歧视生产进步的观点是极为不同的。刘安还积极赞成“水者处渔，山者处木，谷者处牧，陆者处农”，“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工易所拙”的劳动分工和商品交换。这是刘安对汉初执行“与民休息”政策，迅速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的肯定。曹操（155～220年）字孟德，谯（今安徽亳州市）人，东汉熹平三年（174年）举孝廉进入仕途。后以镇压黄巾起义有功，任典军校尉。在东汉末年军阀割据时迎汉献帝“都许”，自任丞相，并在军阀混战中，以其卓越的政治、军事才能，平定和统一了北方。东汉建安二十一年（216年）进爵魏王。曹操少机警，有权数，任放荡，好读书，善诗歌，他的乐府诗为“建安文学”之主骨。 曹操的经济思想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富国强兵的屯田思想，抑制豪强特权的租调制改革；以俭率下的崇俭思想，曹操在《置屯田令》中说：“富强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他在《收田租令》中正式规定：今后的赋税征收定为每亩纳粟四升，每户出绢二匹，绵二斤，“其他不得擅兴发”，这就是田出租，户出调的租调制。此制自曹操始，直至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实行了576年之久。史称曹操“雅好节俭，不好华丽”，为了以俭率下，他颁布了《内诫令》，对日常生活用物和衣饰被褥都作了严格的规定。曹操还在一首诗中写道：“钱停置，农收积场，逆旅整设，以通商贾”，说明他对商业也比较重视。屯田制和租调制是曹魏政权的两大经济支柱。 嵇康（224～263年）字叔夜，谯国人（今宿县），为魏宗室婿，曾官郎中，拜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他与阮藉、刘伶、阮咸、向秀、王戎、山涛等世称“竹林七贤”。嵇康“文辞壮丽，好言老庄”，为人“尚奇、任侠”。嵇康生活在魏晋之际，司马氏大肆“诛夷名族、宠附同已”，用残酷手段篡夺政权的时期，他对司马氏标榜“以孝治天下”虚伪的“名教”深恶痛绝。他“轻贱唐虞而笑大禹”，“非汤武而薄周公”，以此嘲笑司马氏借禅让纂夺政权的险谋。因而为司马氏所忌恨而被杀害。 嵇康批判现实的名教违反了自然，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口号。他心目中也就有了合乎自然的理想社会。嵇康的经济思想体现在理想社会中。嵇康的理想社会是“无为”政治，统治者不“割天下以自私”，不为求富而胡作非为，经济生活是大家都从事耕织，吃饱穿暖，剩余财物归社会所有，社会生活“玄化潜通，天人交泰”。在魏晋之际政治黑暗的社会里，嵇康在现实中看不到理想，只有在乌托邦里去找名教与自然的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