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英（1637～1708年），字孰复，桐城人，康熙十六年（1677年）进士，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是康熙帝信任、倚重的大臣之一。著有《笃素堂文集》，其中《恒产琐言》是部系统论述地主如何“守业”、“保产”的著作，由于其有一定理论色彩，标志着作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一重要支脉的“治生之学”，在这时得到显著发展。张英在《恒产琐言》中，把“亚圣”孟轲的“恒产论”作为自己提倡地主居家保产“治生之学”的依据，反复论述了封建地产是最好的财产：“天下之物有新则必有故，屋久而颓，衣久而蔽，藏获（奴仆）牛马服役久而老且死，......独田之为物，虽百千年而常新”，地产是所有财产中最持久、最不易损坏的财产。张英将占有土地同经商相比，认为经商“生息速而饶”，但风险大，“多覆蹶之事”，不如田产“可以持久远”，最稳妥可靠；收取地租“取财于天地”，是人间最“可乐”之事。张英在《恒产琐言》中，提出了各项“防鬻产”的措施；诸如对田地中加强管理，量入为出、善理家财等，探求长久“保产”之道。张英“治生之学”把保持扩大封建地产和地租收入，看作治生的唯一正道，对商品经济和工商业持否定态度，这就排斥有利增加社会财富的其它经济活动，这是封建晚期政治动乱、土地兼并剧烈、经济发展停滞在思想领域的反映，是地主阶级保守反动的经济思想。 19世纪中期，中国社会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发动鸦片战争，促使中国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变化，被时入誉为“善经济之学”的包世臣，其经济思想，反映了鸦片战争前后社会经济的许多新问题。 包世臣（1775～1855年），字慎伯，晚年自号倦翁，泾县人，18岁离家作塾师，嘉庆十四年（1809年）中举。包世臣一生主要作幕于地方大吏，达几十年之久。善长钱粮、刑名。平生讲求经世致用之学。熟悉当时的水利、赋税、漕运、盐务、法律、军事，对农政、盐政和钱币等知识丰富，“东南大吏，每遇兵、荒、河、漕、盐诸巨政，无不屈节咨询”《清史稿·包世臣列传》，请包代为筹划。包世臣晚年将自己主要著作辑为《安吴四种》，其中《中衡一勺》、《齐民四术》主要论述经济问题，比较全面的反映了包世臣的经济思想。 包世臣主张经世致用，公然蔑视儒家自孔孟以来一贯揭橥的反对“言利”的教条，十分注意经济问题，一再声称自己就是“好言利”，平生“所学大半大此”。在《齐民四术》中，以相当篇幅论述农业问题，强调兴修水利。包世臣特别重视农业问题，强调“天下之富在农”，将“修法以劝农”视为“使国富而主德尊”的根本前提。改进农业技术，以提高农业产量。包世臣重农但不抑商，针对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重本抑末”思想，论证了工商业在社会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认为农、工、商“三者缺一，人莫能生”，“无农则无食，无工则无用，无商则不给”，从而提出了“本末皆富”这一重要经济思想，认为：“本末皆富”为“千古治法之宗”和“子孙万世之计”。从“本末皆富”观点出发，包看到当时漕运粮运积弊甚多，提出“海运南漕”办法，同时，主张改纲为票盐。在这些改革中，都表现了他重视商人经济活动倾向。由于这些改革主张切中时弊，为当时的封疆大吏所器重。包世臣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强列谴责鸦片走私，坚决要求严禁鸦片，积极主张抵抗侵略，热情赞扬沿海各地人民的抗英斗争。总之，包世臣是近代较早起来批评时弊、倡导改革的财经谋士，是19世纪中期在经济学理论卓有建树的著名学者，也是一位坚决反对外国侵略的爱国志士。 鸦片战争前后，包世臣对重要社会经济问题提出改革主张为人所瞩目，同时代的王茂荫，则以建议发行纸币、反对铸大钱而知名于世。 王茂荫（1798～1865年），字椿年，号子怀，歙县人。道光十二年（1832年）进士，历官道、咸、同三朝。王茂荫有关货币问题的言论、主张，均收在《王侍郎奏议》中。王茂荫以“直言敢谏”而闻于世，在清任职的“七八年中，章数十上，凡百余疏，其直声清节，上自公卿，下到工贾隶圉，无智愚，遐迩啧啧，皆赞其贤。” 王茂荫在经济学上的主要贡献，是比较系统的提出了货币思想。针对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财政危机，王茂荫在咸丰元年（1851年）任监察御史时，向咸丰帝提出了第一个货币改革方案《条议钞法折》，从缓和朝廷的财政危机出发，总结历代发行钞币失败的经验教训，建议发行数量有限制的可以兑现的纸钞，以防止通货膨胀。但他的这个建议未被采纳。咸丰三年（1853年）王茂荫擢升为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成为清廷财政货币事务主管官员之一。当时清政府为措筹军费镇压太平军起义，采纳了左都御史花沙纳关于发行不兑换的以银两为单位的户部官票的意见，大量发行纸钞，并批准刑部尚书周祖培铸大钱的建议，开始铸当百、当千的大钱，竭尽搜刮，以弥补财政亏空，造成通货膨胀，市井萧条。为此，王茂荫于咸丰四年（1854年）提出第二个货币改革方案《再议钞法折》，针对“钞无从取钱”，不能兑现的矛盾，进一步提出银票和钱票必须兑现，反而铸大钱，并声明现行官票和宝钱并非他原拟之法。这个建议不仅未被清廷重视，反而将他“交部严加议处”。王茂荫关于货币改革的一系列意见，虽然未能在当时得到重视和实行，但其货币思想颇具特色。王茂荫货币改革的中心思想，是要求在银本位的基础上有稳定的货币流通，反对通货膨胀，以利工商业发展，其货币理论的基本观点是以“实运虚”，主要内容有二方面，一是“以数实辅一虚”，即纸币只是代用品，不能完全取代金属货币的流通，在纸币发行过程中，必须有数目较大的金属货币作为准备金；二是纸币必须可以兑现，主张纸币可能充作捐兑、办解钱粮，随时随处可以兑现银钱。这表明王茂荫对纸币发行的规律已有所认识，尽管这种认识局限于经验性，但在中国货币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王茂荫的货币改革方案，主观上是为缓和清廷的财政危机，但由于其主张不能满足清政府搜刮民财的需要，所以未获重视。（《清文宗实录》，卷一二三）。马克思从在北京的俄国使节传到欧洲材料了解到王茂荫第二个货币改革方案的一些情况以及他遭受皇帝申饬之事，在《资本论》的第一卷第一篇第三章《货币与商品流通》一个附注中，马克思提到：“清朝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向天子上一个奏折，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的钞票。在咸丰四年（1854年4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他受到严厉申斥。他是否因此受到笞刑，不得而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146～147页）。王茂荫是《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的中国人。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王朝风雨飘摇，内外交困。为挽救清王朝的统治，清统治集团内部一批当权官僚，开始仿效西方资本主义的“船坚炮利”，进行练兵制器活动，创办一批军用、民用企业，史称“自强新政”即洋务运动，其早期代表人物为李鸿章。 李鸿章（1823～1901年），字少荃，合肥人，道光进士。以镇压太平天国、捻军起家，历任两江、湖广总督，同治九年（1870年）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总揽清廷外交、军事、经济事务达30年之久，权势显赫。李鸿章不仅是洋务运动的实际主持人，而且其“变革”“自强”“求富”“人才”等洋务思想颇具代表，成为19世纪后期中国经济思想史的重要内容，著有《李文忠公全集》。 李鸿章对鸦片战争后中国面临的形势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中国遇到的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为了适应“古今中外之大变局”的新形势，他认为必须进行变革，所谓“穷则变，变则通，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也不可久也”。（《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十四，12页）。如何变？李鸿章提出了“借法富强”的变革方针：“今日当务之急，莫若借法以富强，强以练兵为先，富以裕商为本。”（《李文忠公全集》，卷首，50页）就是说，通过引进西方科学技术，达到中国富强的目的。李鸿章在与外国侵略者打交道过程中，清楚地认识到洋枪洋炮的威力。因此，李鸿章最早把“自强”寄托在仿造外国枪炮轮船、创办军用工业上，“废弃弓箭，专精火器，仿立外国船厂，购求外国机器，先制夹板火轮，次及巨炮兵船”。（《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五，34页），在“自强”口号下，李鸿章进口外国机器，创设了“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局”等军用工业。李鸿章在筹办军用工业过程中，由于耗费巨大，感到经费不济，于是自70年代开始，又提出“求富”“寓强于富”的口号，李鸿章认为：“富强”相因，要“求强”必先“致富”，“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四十三）。李鸿章以“官督”形式创设了’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等民用企业。创设“轮船招商局”的目的：“欲自强必先裕响，欲浚饷源，莫如振兴商务，商船能往外洋，俾外洋损一分之利，即中国益一分之利”。（《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三十九，32页）。李鸿章在创办军用、民用企业过程中，十分重视吸收西方科学知识，培养中国自己的科技人才。李鸿章认为“选募学生出洋肄习西学培养人才，实为中国自强根本”，“目前当务之急。”（《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三，12页）李鸿章同治二年（1863年）即在上海设立广方言馆，招收生徒，学习西学，培养科技外语人才，以后又派遣留学生赴西方学习，并在国内设立各种专门学校，对传播西方文化起了积极作用。李鸿章上述洋务思想不太系统，其中有些思想也并非李鸿章所独创，而是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薛福成、马建忠等人的观点相互影响的、融合的，尤其应该指出的是，李鸿章的洋务思想及洋务活动，从根本上说，是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清王朝统治，但无可否认，李鸿章的某些经济思想确实超越了同时代的人。 作为洋务派大官僚的张树声，在办洋务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洋务运动“求强求富”，只是学习西方之“末”而未顾到“本”。刘铭传在兴铁路借外债方面有着独到的见解。 张树声（1824～1884年）字振轩，合肥人。咸丰三年（1853年）与其弟树珊等办团练，对抗太平军。同治元年（1862年）随李鸿章赴上海，在江、浙一带与太平军作战，为淮军重要将领之一。因“功”累迁道员、按察使。同治九年（1870年）授山西布政使，后任江苏巡抚直至两广总督，在两广总督任上对广西边防战备不力，在中法战争中率军撤退，被革职留任，光绪十年（1884年）病死。著有《张靖达公奏议》等。 张树声是洋务派大官僚，在他临死前所写的遗折中认识到以往所办的“洋务”，仅学习西方的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是“遗其体而求其用”，这样的学习“无论谒蹶步趋”，结果仍是“常不相及”，成效难期的。他认为“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虽教育文化远逊中华，然驯至富强，且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议政于认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以其体也”。张树声从办洋务中逐步看到“西体”，发觉“西学”也是体用兼备的。他并把它写成奏言，希望清廷作出抉择，这是张树声比洋务派大官僚李鸿章、张之洞之流认识上高明的地方。 刘铭传（1836～1896年），字省三，自号大潜山人，合肥人。咸丰四年（1854年）为对抗太平军，在乡办团练。同治元年（1862年）编为李鸿章淮军，开赴上海，所部号“铭军”，为淮军主力之一，在江、浙一带与太平军作战，由千总、都司升至总兵。太平军失败后又北上攻捻军，后擢为直隶提督。光绪十年（1884年）六月奉命督办台湾军务，抗法保台。光绪十一年十月台湾建省，任首任巡抚。任内除加强海防，整顿吏治，清理田赋外，还致力修路，开煤矿，发展商业及创办新式学堂，对开发台湾颇多贡献。光绪十七年，以病归故里，五年后病逝，终年60岁。 刘铭传的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台湾所办的经济事务中，他认为台湾建省设防，必须开浚利源，主张由商人承修铁路，实际上早在光绪六年，刘铭传就认为铁路为自强之基础，“铁路之利，不可殚述”，主张“借债筑路”。认为“借债以济国用，则断断不可。若以之开利源，则款归有著，洋商乐于称贷。”他是最早提出兴修铁路的官员。中国铁路之兴始自铭传发之。 他还是最早提出招外商兴办实业的官员，赞成外商直接投资。光绪十五年，官办基隆八斗煤矿连年亏损，刘铭传上疏奏请允许英商承办，他说：“若由英商承办，不特官本可以收回，即以二十年计之，可免漏卮为万......利源既辟，商务更兴，于地方民生所裨甚巨。” 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遭到了封建顽固守旧分子的激烈抨击，他们坚决反对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顽固抵制有利于生产发展的“奇巧淫器”，方浚颐的《机器论就是一篇代表作。 方浚颐（1815～1889年），字子箴，号梦园，定远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进士，翰林院编修，官至四川按察使。著作有《二知轩文存》，收文600余篇，《机器论》是其中之一。他在《机器论》一文中，对于当时中国正在掀起的使用西方机器创办洋务企业的热潮，予以全面否定：“今天下言时务者，动以泰西机器为至巧至精，而欲变吾之法，师彼之法，谓舍此不足以强中国而慑岛夷也。一喝百和，万口同声。于是滨海之区，委官设局，沪上创之，闽中继之，津沽踵之，广管、建业又因之，岁糜金钱不可计”。方浚颐认为：“以技艺夺造化，则干天之怒；以仕官营商贾，则废民业；以度之供鼓铸，则损国之用。”就是说，推广使用西方机器是违犯天理、弃置民业、损害国体的倒行逆施。方浚颐认为机器并非万能，他列举外国轮船在海上触礁以及中国招商局轮船运粮难的事实，说明“即有以机器胜者，即有以机器败者，即有以机器兴者，即有以机器亡者”，从而得出了“机器亦有时而不灵的结论”。方浚颐认为中国古代“善用机栝以造器者，亦不乏人”，“西法实出于中国，而流传至彼”，西方国家虽然“恃其心思技巧以此为富强之计，但彼之人无礼乐教化，无典章文物”，因此难以“强横无敌雄长百世”，而中国三千年来帝王代嬗，并不在于区区器械机巧，而主要是“以德服人”，“始能混一区宇，奠安黎庶”。方浚颐的最终结论是：器械机械是末，礼乐教化与典章文物才是安邦之本，方浚颐反对引进西方机器的顽固守旧观点，在当时颇具代表，它构成19世纪后期中国经济思想的另一侧面。 面对19世纪后期中国积贫积弱的局面，邵作舟的《邵氏危言》与吴广霈的《救时要策万言书》较洋务派的思想又前进了一步，他们认为：中国要救亡图存，不仅要学习西方的工业技术和科学知识，而且必须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带有鲜明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色彩。 邵作舟，字班卿，绩溪人，少孤力学。熟谙先秦两汉之文，在科举上奋斗，惜屡试不第，曾在李鸿章北洋大臣幕府十余年，办理中西交涉事件，于中西情势“遇事留心”。光绪十三年（1887年）成《邵氏危言》，较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还早6年，在《邵氏危言》中，邵作舟首先比较中西政治制度，认为西方所以富强，根本原因是“人人自得”，政不独专：“国有大事，谋常从下而起；岁之常用，先一岁以定之。有大兵役，国会群谋而许，然后量出为入。加赋而钦，于官所不可。一兵之发。一钱之税，一条教之变，上不能独专也”。而中国所以积贫积弱，主要是尊卑等级悬殊，国家大政完全由皇帝独断，官僚制度腐败。为了改变中国贫弱局面，邵作舟主张扩大人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权利，放宽言路，削弱或限制君主的权限，反映了邵作舟已具一定的民主思想。邵作舟建议大量翻译西方书刊，不仅翻译西方技艺、物理、数学书籍，而且翻译西方各国历史、地理、民族、职官、礼乐、经济、法制等方面书籍，在国内刊印广为传播，使国人增加对西方的全面认识，并“择其善政，斟酌损益，以补我之所未备”，邵作舟认为，做好此项工作，“其功过于铁舰远也”。针对洋务企业筹建迟缓、管理不善的弊病，邵作舟提出大规模派人出国、系统学习西方技艺的主张，他建议以省为单位，各派2百人到西方各国，有分工有重点的学习铁舰、雷艇、枪炮、杂械、纺织、矿治、电学、化学、营造、测绘等学问，学习10年，直到完全掌握该门技艺回国，然后在各省推广，以改变当时洋务企业成效甚微乃至不少洋务企业仍由大员操纵的局面。邵作舟上述思想不无见地，较之洋务派观点前进了一大步，但邵作舟把振兴国家的根本问题寄托在帝王的德行上，认为只要帝王“兢业、清嗜欲”、“好学问、广延纳”、“知人善任、信赏必罚”、“豁达恢廓、果然沉毅”，就能实施各项改革。这充分反映了邵作舟思想中的矛盾及其局限。 吴广霈（？～1919年），字翰涛，别号剑华道人，泾县人。光绪举人。曾任中国驻日本公使参赞，并赴欧美考察，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制度了解较深。《救时要策万言书》成书于甲午战争中国惨败那年，“乙未（1895年）之秋，中东战局既平，剑华发愤慷慨，闭户著万言书”，其对封建政治经济制度的批判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各项主张，较《邵氏危言》又前进了一步。吴广霈对封建官僚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今自州县至监司，贿赂公行，百官以位为市，谁复存致君泽民之思，此吏治所以日弊也”。为整肃吏治，吴广霈提倡广开言路，加强对各级官吏考察与监督，“许内外臣工及草野士民，皆可上书，直达天听。”吴广霈进而主张在中国设立议院，他认为议院制度是西方国家“致富强之首具”，建议各省先试行议院，议员概由“公举择选”，省议院任务主要是“综论全省之利弊，何者当革，何者当兴，何者当议改移，何者当求查核”，进行民主讨论，“即国家有军需大役，水旱大灾”，也可由“省议院议之”，“集众益以求一是”。在《万言书》中，吴广霈对经济改革提出了更具体的主张：一是清理赋税。吴广霈主张“清理天下各行省之正赋税，损益轻重，适当均平，刊布成书，布告天下，俾晓然于国家之取民者，止有此数，则中饱者无以染指”；二是保护商业。吴广霈认为商业对“通财货之源”、“成都市之盛”起了重要作用。为此，必须改变传统的“重农抑末”思想，立法保护商业，设立商部提倡商业，使商务日盛、地力日兴、民生日遂；三是提倡工矿业。为改变中国“徒外购他邦奇巧之物”的被动局面，吴广霈主张广设技艺馆，延请工程技术人员，试验各种产品，并开展比赛，使“百工竞奋，技巧日呈，器物不可胜用，金钱不致外溢”。他特别强调采用西方机器发展中国矿业，宜选聘矿师，各处探访，“菁华悉出，强富可跻”；四是发展交通。吴广霈深刻认识到外国轮船破浪来中国造成“小民”帆樯失利的严峻形势，中国虽有招商局与之抗衡，但“彼众我寡，彼盈我绌”，漏洞仍无底止。为此，他建立推广新章，明发示谕，鼓励“旧业帆船者，均可改造小轮”，“独造一船，公造多船”，以与外国轮船抗衡。吴广霈对铁路建设也提出具体办法，先由国家派员遍勘南北各道，测地量水，绘图立说，然后由殷商承办，先干后支，由分而合，同力合作，此乃“利国而裨富强之大计”；五是限制外人权利。吴广霈建议调查各国海关税利，然后修订中国海关税利，妥定新章，挽回外权。他还主张中国海关税务司逐渐改由中国人担任，限制外国人在通商口岸的权利，光绪二十一年春，康有为入京会试，“公车上书”，吴广霈于同年秋撰写《万言书》，无疑受到“公车上书”重要影响，但《万言书》的内容，特别是上述经济改革的思想较“公车上书”则更为具体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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